中国健康扶贫五年攻坚，1.4万亿投入换来什么？

健康投资在扶贫中有着显著的乘数效应。而“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价值，也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近日，国家卫健委刊发文章，系统介绍《柳叶刀》中国健康扶贫委员会重大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显示，作为全球率先将健康议题系统纳入减贫战略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2015年启动健康扶贫行动后的五年攻坚期内，累计投入1.4万亿元，帮助全国4%（约5580万人）的人口脱贫。几乎同一时期，中国贫困人口住院自付比降至三成左右，30种可治愈重大疾病救治率达99.6%，高血压等慢性病控制率截至2022年提升超过10个百分点。

这份报告总结出五条可全球推广的中国经验：健康既是发展结果也是减贫工具、减贫需要综合施策应对多重致贫原因、识别贫困人口需要强大数据支撑和执行力、资金投入是打破病贫循环的核心、政治承诺和问责与技术方案同等重要。

“但不可忽视的是，因病返贫风险仍然存在，同时，人口老龄化和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正在重塑健康需求，气候变化、流行病和突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也可能迅速扰乱个人、社会和经济。”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近日在清华大学就该份报告举办的发布会上表示。

他认为，当前，亟需将中国这些减贫经验应用于前述新老健康挑战：首先，将健康视为一项重要投资并将其制度化，系统地将健康因素融入各项发展政策和决策之中；与此同时，需要优先重视预防，并建立更具韧性的卫生系统，强化初级卫生保健——而这些在中国“十五五”规划中已得到体现。

贫困人口住院自付比降至三成

这份报告历时四年，由33位来自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覆盖卫生政策、发展经济学、流行病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国内外独立专家共同完成。

报告认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过程中，各国政府往往未能充分认识疾病与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问题在部分中低收入国家的减贫策略中尤为突出，表现为卫生健康政策与减贫政策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和系统整合。

中国将健康融入减贫的进程在2015年迎来关键转折。此前，健康与减贫基本并行推进，减贫主要依赖以区域为基础、以投资为导向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措施。到2015年，因健康原因陷入贫困的人口仍有2000万，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二以上。于是，2015年之后，健康相关脆弱性被重新认知为导致长期贫困的结构性因素，改善健康与消除贫困由此逐步纳入统一的战略框架，健康上升为减贫核心议题。

根据报告，行动成效在医疗服务供需两端同步显现。

在供给侧基础设施完善上，中国贫困人口主要依赖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报告显示，在健康扶贫行动前，中国官方划定的贫困地区中，有46个乡镇没有乡镇卫生院，666个乡镇的卫生院没有合格医生，1022个村庄没有诊所，6903个村庄的诊所没有合格医生。但到2019年底，这些地区的医疗服务空白均被填补。

该报告同时援引来自国家医保局、国家疾控局等官方机构数据称，2019年至2023年间，中国贫困县县级医院床位总数增加了超过7.8万张，使每千人拥有床位数从1.4张提高到1.8张，年均增长率为7.1%。配备16层或以上CT扫描仪的县级医院比例从2019年的79.5%上升至2023年的89.8%，配备彩色超声设备的比例在2023年达到99.2%。

“尽管大多数其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缺乏关于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每千人床位数的详细数据，但中国的这一指标已超过包括哥斯达黎加（1.1）和墨西哥（1.0）在内的多个中高收入国家。”报告称。

治疗及时性与可及性的提升带动了健康结果的改善。报告同时提到，中国贫困人口住院总费用中个人自付占比由2013年的41.0%降至2018年的31.0%。30种可治愈重大疾病救治覆盖率从2017年的82.5%跃升至2020年的99.6%；高血压控制率从2019年的33%升至2022年的45.4%，糖尿病控制率同期由46.5%升至55.2%。

健康扶贫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多部门协同：统筹推进卫生健康、安全饮水、环境卫生、住房、营养和教育等领域工作，并建立涵盖动态监测、绩效评价和责任落实的监督问责机制。

其中，全国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对8000多万登记在册的农村低收入人口进行持续跟踪监测，并将绩效评价与资源配置挂钩。

除了缩小医疗服务差距，在实施健康扶贫行动后，中国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在安全饮水、环境卫生和住房条件等方面的相关差距也逐步缩小。

根据报告，贫困人口安全饮用水覆盖率由2014年的89.4%提高至2020年的94.5%；2015年至2021年，地方性氟中毒病例数减少94%以上；水冲式厕所覆盖率由2015年的24.5%提高至2021年的66.4%。农村危房改造工现行标准下中国绝对贫困得到全面消除，作自2013年以来持续扩大规模，截至2019年累计覆盖1794万户农村家庭。

为何说因病返贫的风险仍存在？

在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健康扶贫行动的主要既定目标已经实现。但在报告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任务的终结——成果的巩固与可持续发展仍面临多重现实挑战，亟需推动健康优先理念融入各项公共政策，实现从阶段性专项行动向制度化的健康保障协同治理转型。

一方面，相关投入在较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财政支持，长期可持续投入面临压力，城乡之间的健康差距依然存在；与此同时，医疗保险基金长期来看可能不足以独立承担贫困人口的医疗费用。

“尽管贫困人口住院费用的个人自付占比有所下降，家庭财务保障虽有所改善，但脆弱性尚未消除，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依然存在。”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教授唐昆表示。

另一方面，不断变化的健康、人口和环境压力也为扶贫行动的长期效果提出了新的挑战。

报告称，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日益加重，需要卫生体系支持慢病患者得以持续治疗与康复；人口老龄化将增加对养老金、社会保障和长期护理的需求；气候变化同时威胁生计和基础设施安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未知的疫情可能再次扰乱医疗服务和家庭收入；数字技术可以扩大医疗保健的可及性，但不平等的网络连接和数字素养也可能加剧排斥现象。

“随着中国摆脱绝对贫困，问题不再仅仅是今天谁是贫困人口，还包括明天谁将面临脆弱处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副代表毕曼达在前述发布会上对该报告作出点评。

“换句话说，是什么因素使一个家庭和儿童处于脆弱状态？”毕曼达以报告中的数据为例：2020年，中国西部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0.6‰，而东部地区仅为4.1‰。这说明，尽管健康减贫已取得突出进展，但观察成效不能止步于全国平均值，更要穿透到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差异。

这就需要建立更有韧性的制度体系：加强政府投入，推动资源更精准地投向预防环节、投向脆弱人群。毕曼达表示，从卫生筹资总规模看，中国与泰国、南非、巴西等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大致处于可比区间；但报告测算显示，部分脆弱家庭医疗自付比例仍超过30%。从孕期、婴幼儿期到青春期乃至成年，早期差异可能不断累积。因此，面向儿童和家庭的早期投资“不仅是一项社会投资，更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策略”。

根据报告，2020年至2025年是巩固减贫成果的过渡阶段；然而，2025年之后，如何维持对脆弱群体的长期监测机制和支持性政策，仍是一个持续存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