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一个南昌人为四万万同胞讨回正义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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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整整80周年。来自南昌青云谱的大法官梅汝璈，代表四万万同胞参加了著名的“东京审判”。

在长达两年半的庭审中，梅汝璈周旋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之间，以证据、法理与风骨，替饱受战火蹂躏的同胞追寻正义，让日本28名甲级战犯最终受到了应有惩罚。八十年岁月流转，那段惊心动魄的历程，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门前 （20世纪40年代，日本东京）

临危受命

豫章才俊东渡担大义

1904年，梅汝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姑桥梅村。虽然家境不错，但父亲对他要求严格，年幼的梅汝璈每日需早起捡粪施肥。聪颖好学的他总不忘带上一本英语书，边劳作边苦读。

1916年，12岁的梅汝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学预备班”。1924年，他赴美深造，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24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梅汝璈学成归国，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任教，讲授英美法、政治学、国际私法等课程。抗战爆发后，他坚守教育岗位，不仅传授法律知识，更身体力行地教导学生做有骨气、知耻辱的中国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为清算日本的侵略罪行，重建战后秩序，维护世界和平，1946年，美、中、英、苏等11国 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日本东京，史称 “东京审判”。

中国指派时年42岁、熟悉英美法系的梅汝璈为中国法官，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之一。

1946年3月20 日，梅汝璈博受命挺身而出离开上海，搭乘美军机飞往东京。抵达东京不久，同仁设宴为梅汝璈接风。席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同时也是曾创立清华大学电机系、工学院并任院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

宴会上，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军民伤亡在3500万人以上，日本的这笔血债必须清算。梅汝璈作为四万万中国人的代表，背负着祖国人民的血海深仇前往东京，为中国打赢了二战最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席位博弈

一场关乎国格的抗争

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开庭818次。梅汝璈既要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交涉、斡旋，还要面对浩如烟海的证据资料并且据理力争。

而法官座位排序，从来不是简单的位置问题，背后关联着受害国的国际地位与民族荣誉，这也是梅汝璈在正式开庭前打响的第一场硬仗。

当时的盟军最高统帅指定由澳大利亚法官韦伯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庭长右边的第一座位是美国法官，其余座次如何排列特别是庭长左边的第一把交椅该属于谁，各方各执一词。

由于当时中国国力弱小，1946年5月2日，开庭前预演时，庭长宣布排序：美、英、中、苏，把中国排在英国之后，甚至以盟军总部的决定相威胁。

梅汝璈坚定地脱下法袍表达强烈抗议，义正词严地说：“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抗战时间最久，牺牲最大，理应排在第二位！”

庭长韦伯前来劝说，先是以方便英美法官熟悉程序为由解释，继而以影响两国关系、本国政府未必认可施压。

梅汝璈寸步不让，他点明要害，法庭设立的根基来自日本投降书，按受降签字顺序排位才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他明确告知，如果排序不作调整，他甚至可以向国内请示、提出辞职。几番往返协商之后，庭长终于同意，预演按照受降签字顺序安排席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1国法官合影，梅汝璈为前排右二

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庭长韦伯当众通报，盟军最高统帅认可该排序，法官入场和坐席顺序就此固定，中国法官稳居第二位。这场没有敲响法槌的较量，为中国争取到平等的话语权。

量刑苦战

为死难同胞争来绞刑判决

面对侵华日军铁证如山的暴行，各国法官对于战犯的定罪与量刑却存在严重分歧。

当时有些人主张将战犯流放，有些人所在国家在二战中没有过多地遭受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甚至主张在量刑时体现所谓的“宽宏、谅解、慈悲”。要说服其他法官同意对主要战犯判处死刑是极大挑战。

对此，梅汝璈明确表示，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惨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宽大固然是美德，但姑息则是怯懦，“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剖腹、碾压、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必须处以死刑，同时也努力收集其他侵华主犯的罪证，并全力争取将这几个首恶判决死刑。

▲日本战犯等在东京审判现场

在最后投票之前，梅汝璈预见到力主死刑的法官可能只占少数，便就严惩日本战犯之事与庭长严正交涉，并激动地说：“审判长先生，我和我的同伴都是受四万万五千万国人的委托，来此惩罚元凶祸首的。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有集体蹈海一死，方能谢国人！”

梅汝璈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后，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远东军事法庭最终于1948年11月12日做出决定，对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和广田弘毅等7名主要日本战犯判处绞刑。

执笔判词

将侵略罪行钉上历史耻辱柱

在东京审判中，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的中国团队仅有17人，工作量之大、工作难度之巨难以想象。这当中梅汝璈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中，2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京审判的判决书长达1213页，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民争得了荣誉和尊严。

▲梅汝璈（右）与韦伯庭长在审判席上

当时有人主张统一书写判决书，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民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应由中国人自己书写。

法庭接受了梅汝璈的提议，决定由他负责判决书第四章《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面对各种资料、证据堆积如山，其时间跨度之长，达17年之久；涉及地域之广，从东北三省到江南大片中国国土，期间发生的日寇罪行罄竹难书。

梅汝璈和他的助手们竭尽全力，向法庭提交了200多页、长达十余万字的判决书章节内容，获得了法官会议的认可，为东京审判作出了重大贡献，也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

1973年，梅汝璈在北京辞世。2019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表彰称号，梅汝璈作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个时期的先进分子、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之一，被评为全国“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最美奋斗者”。

▲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朱姑桥梅村的梅汝璈故居

梅汝璈没有上阵杀敌，却以法律为刃、良知为盾，在国际舞台上，替千千万万没能等到胜利的同胞，讨回一份迟到的公道。

他人生最耀眼的篇章写在东京审判庭，但根脉，永远留在南昌朱姑桥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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