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东书法艺术的历史回响与时代价值

艺术家介绍

李远东

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七、八、九届理事，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书法院原院长，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书法篆刻作品展评委，中华诗词学会书画界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广东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州美术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

曾多次在全国书法展览比赛中获奖、入展，2011年当选“中国书法十大年度人物”，2015年当选广东省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荣获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举办书法艺术展20多次，出版个人专著30余部。

《笔溯晋唐韵自宽》

李远东书法艺术的历史回响与时代价值

□胡正良

在人类审美精神的演绎中，东方书法与西方美学虽隔万里，却常常在最高处相遇。德国哲人黑格尔曾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命题，不仅为西方艺术哲学确立了坐标，也为我们理解中国书法这一古老而独特的艺术形态提供了一扇全新的视窗。书法，作为汉字的造型艺术，其最深邃的秘密恰在于：它以最感性的墨痕，显现最理性的精神；它以最物质的形式，承载最超越的意蕴。

本文试图以中国古典书论为文化坐标，以岭南书法传统为历史纵深，以黑格尔美学为理论参照，对李远东的书法艺术进行一次系统性的跨文化学术审视。笔者认为，他的书法实践，不仅是对康有为碑学思想的当代赓续，更以笔墨印证了艺术作为精神外化与生命表达的不易之理。在李远东笔下，笔墨不再是技艺的载体，而成为精神的外化、时代的镜像与生命的咏叹。

《道至气于联》

一、李远东书法的历史源流，回荡着岭南书风的百年足音

要寻找李远东书法艺术的源流，必先走进岭南。岭南书法自明代以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流派特征。明清之际，霍韬等人在西樵山设立书院，讲授理学，培育人才，使西樵山不仅成为理学重地，更成为书法圣地。自此，岭南书法形成帖学与碑学两大传统：一为黎简—冯敏昌—谢兰生—朱次琦—康有为一脉，重帖学之韵致；二为吴荣光—李文田—潘存—邓承修—康有为一脉，开碑学之先声。这两条脉络最终在康有为身上合流，形成了碑帖相济的新格局。康有为在继承岭南书法传统的同时，以《广艺舟双楫》的宏阔视野和“尊碑抑帖”的鲜明主张，将中国碑学推向高峰，其影响甚至远播日本、韩国书坛。

岭南书派的价值在于：它不是对中原、江左书风的被动模仿，而是在吸收外来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朴厚大方、温文尔雅的自家面目。这种既包容又自主的文化品格，成为后世岭南书家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李远东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当代继承者。他的书法之路，从地域上说，根植于岭南；从师承上说，远绍康有为，近接孙伯翔。康有为作为近代碑学旗手，以“尊碑抑帖”的主张打破书坛柔媚积弊，强调碑刻的阳刚之美与金石气，这一理念深刻塑造了李远东的审美取向——他跳出传统柔美书风的桎梏，执着追寻魏碑本源的阳刚质朴，恰是对康有为碑学思想的当代践行。

而李远东的恩师孙伯翔先生，则是当代碑学中兴的关键人物。在孙伯翔先生的悉心指授下，李远东“悟得书中三昧，书艺大进，渐入佳境”。但他并未止步于师门，而是在继承中开拓，在尊重中超越。有评论家指出：“在宗法孙伯翔的弟子中，李远东无疑是最具创造力的。他的魏碑得孙伯翔精髓，尤其是将草书写意精神融入魏碑创作，使其魏碑既具端严之气象，又具逸笔草草之神韵。”这种“入古出新”的路径，使李远东成为岭南书派百年传承的重要一环。他不是传统的复制者，而是传统的活化者；他不是岭南的守成者，而是岭南的开拓者。

《古诗一首》

二、李远东书法的形式美学，渗透着碑学与帖学的辩证融合

其一，魏碑中的“方”与“圆”。

李远东的魏碑，以方笔为根基，这是他从《始平公造像记》《张猛龙碑》中继承的传统。但仅止于方，则易流于刻厉、板滞。他的实践探索在于：在方笔之中融入圆笔，使线条既有碑的刚健，又有帖的温润。评论家对此有精辟的概括：“其用笔在方笔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圆笔的元素。减少侧锋用笔的刻厉，增加中锋用笔的圆融，使得他笔下的线条更加厚重，更富于张力和内涵。”这种方圆互济、刚柔相济的笔法，使魏碑这一古老的书体获得了新的生命。

从哲学层面看，这正是《周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在书法中的具体呈现——对立面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成就。在李远东笔下，方与圆达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他的魏碑线条，既有《始平公造像记》的雄强方正，又有北魏墓志的圆润含蓄；既有碑刻的金石气，又有墨迹的书卷气。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

其二，狂草中的“碑”与“帖”。

李远东的大草，同样体现出高超的辩证智慧。在当代草书创作中，宗法怀素一路者居多——因其中锋铺陈、纯以线条取胜，相对易于把握；而宗法张旭一路者较少——因其用笔提按丰富、大开大阖，难度极大。李远东的大草恰恰属于张旭一路，参以孙过庭、黄庭坚、王铎，更令人惊叹的是，他“时而用一些魏碑的方笔，故其草书的笔法十分丰富”。观其作品，充满了狂放不羁的酒神精神，然其用笔提按使转又一丝不苟，笔笔到位，绝无虚浮含混之处。这种将魏碑笔意融入草书的做法，使他的草书“用笔沉雄郁勃，如锥画沙，又有浓郁的魏碑意趣”。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书法的高境界形态：狂放的与克制的、感性的与理性的、自由的与法度的，在同一个作品中完美共存。这种辩证品格，正是书法艺术的深层魅力所在。评论家刘正成说：“李远东的草书在王铎、于右任之间。点画雅稚，结字简约，秀劲与雄奇并冶于一炉。”这一评价，精准点出了李远东草书的辩证品格：它既有王铎的气势磅礴，又有于右任的沉稳扎实；既秀劲，又雄奇——看似矛盾，实则统一。

其三，行书中的“古”与“今”。

李远东的行书创作，则体现了“古”与“今”的辩证统一。他将魏碑方劲笔触与涩笔意趣融入行书，使作品“兼具流畅与筋骨，形成独具时代气息的行书风格”。这不是对古人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现代的盲目追随，而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中国古典书论中，早有“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精辟论述。李远东的行书实践，正是这一理念的直接体现。他取法古人，但不为古法所囿；他关注当代，但不为时风所惑。他在古与今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继承与创新之间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这种处理方式，暗合了中国美学中“通变”的智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变则通，通则久。”李远东正是通过“变”，实现了对传统的“通”；通过对古人的消化吸收，达到了对当代的回应与引领。

《千岩万木联》

三、李远东书法的精神内核，贯串着诗书合一的境界组合

第一，“诗言志”与书法的精神回归。

中国古典美学强调“诗言志”“诗缘情”。诗歌不仅是语言的技艺，更是心灵的直接表达。而书法与诗歌的结合，则是中国文人艺术的最高境界。李远东的智慧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其诗词广涉师友问道、友朋唱和、山川游历、感怀古今诸多主旨，“格调高雅，沁人心脾。这些诗词是其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对生活、对艺术的深刻感悟”。他的展览作品中，“半数以上为自作诗、自撰联”。

这种诗书一体的创作方式，意义深远。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言：“诗为书之魂，书为诗之形。”诗歌为书法提供了精神的向度与情感的深度，书法则为诗歌赋予了可视的形态与永恒的生命。二者相互交融、相互映衬，使作品既有内容的厚度，又有形式的美感。

第二，“精神灌注”与诗书的关系契合。

中国古典美学强调“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强调艺术创作中的“神采”与“气韵”。这种“神”，正是艺术家精神世界的投射。李远东的诗书合一，正是这种“精神灌注”的实践案例。在他的狂草创作中，他“不再仅从书法角度构思章法节奏，而是结合诗词内容一体谋划，使笔墨节奏与诗文韵律高度契合”。例如，其狂草作品自作诗《行草十家全国巡展纪怀三章》，墨色丰富多变，线条张弛有度，“诗文的情怀与笔墨的气势相互激荡，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契合”。

这是中国美学“立象以尽意”的书法印证。当诗意以最恰当的笔墨形式显现时，真正的艺术便诞生了。李远东的创作实践表明：书法的最高境界，不是纯粹的笔墨游戏，而是通过笔墨传达诗心、展现情怀。他的书法之所以能够打动人，不仅因为笔墨的精湛，更因为其中蕴含着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

第三，当代书坛的“诗性”缺失与李远东的补益。

在当代书坛，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是“诗性”的普遍缺失。许多书家只重笔墨技巧，不重诗文修养；只求视觉冲击，不求精神内涵。书法沦为“技”的炫耀，而非“道”的显现。李远东的实践，为这种弊病提供了有力的反拨。他以其深厚的诗词造诣，为书法

注入了灵魂。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言：“书法与诗词本是传统文人的核心素养，李远东深谙此道……这种造诣让他的创作跳出单纯的笔墨技法层面。”他的作品，是技与道、形与神、书与诗的统一体。

如果从美学角度看，这正是艺术从“形似”向“神似”的跃升。不再是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的勉强拼凑，而是二者的内在合一。李远东的诗书作品，是“以形写神”在当代书法领域的典范。

《谁起吾吟联》

四、李远东书法的基本特质，承载着康有为碑学精神的当代绽放

一方面，李远东完成了对康有为“尊碑”思想的再审视。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尊碑抑帖”的主张，其核心在于：碑刻具有帖学所不具备的“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等美学品格。他推崇魏碑，是因为魏碑“体兼隶楷”，既有隶书的古拙，又有楷书的规范，是书体演变的枢纽，蕴含着最丰富的创造可能。

李远东的魏碑创作，正是对康有为这一思想的深刻呼应。他取法《始平公造像记》《张猛龙碑》，正是看中了这些经典碑刻的雄强与古朴。但他并非简单照搬康有为的“尊碑”主张，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碑学进行了现代性转化。康有为的时代，碑学的主要任务是“破”——打破帖学末流的柔媚积习，为书坛注入雄强之气。而李远东的时代，碑学的主要任务则是“立”——在碑学已成为共识的背景下，如何使碑学与帖学、与时代、与个人相融合，创造出既有传统根基又有时代气息的新书风。

另一方面，李远东实现了从“尊碑”到“融碑”的再转化。

李远东超越康有为“尊碑抑帖”的二元对立，走向“碑帖融合”的新境界。在他的笔下，碑与帖不再是相互排斥的两极，而是相互滋养的源泉。这种转化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笔法的融合。他将魏碑的方笔融入行草，使行草具有了碑的厚重；同时将帖学的圆笔融入魏碑，使魏碑具有了帖的灵动。这种双向融合，打破了碑帖之间的壁垒，开辟了新的笔法空间。二是结构的融合。他的魏碑结体不拘一格，活泼灵动，呈现出明显的“行书化”倾向。这种处理，使魏碑这一以“正”为主导的书体，获得“奇”的变化；使魏碑这一以“静”为特征的书体，获得“动”的生机。三是意趣的融合。他的书法既有碑的雄强之气，又有帖的书卷之气；既有碑的金石味，又有帖的墨韵味。这种意趣的融合，使他的作品既有视觉的冲击力，又有精神的内涵力。

从岭南书法传承的角度看，李远东的实践，延续了康有为开创的碑学传统，同时又赋予这一传统新的生命力。他是康有为碑学思想的当代传人，更是碑学精神的现代开拓者。

郭沫若《过汨罗江感怀》

五、李远东书法的现实意义，彰显对传统的温情与敬意

当前，对于一位优秀的艺术家而言，其使命不仅是创造美的作品，更是以艺术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召唤，成为时代精神的感性代言人。李远东不仅以笔墨书写时代，更以行动推动书坛前进。他主政广东书法院多年，“组织策划并举办了很多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大型书法活动，得到全国书界的一致好评”。他“多次延请当代名家莅粤讲学传道，把最新的书坛信息、学术动态和审美理念带到广东，使广东作者获益良多”。他还“热心公益，积极参与和推动书法服务社会的事业……以书法为媒介，广结善缘”。

这些工作，使他超越“个体书家”的局限，而成为广东书法事业的组织者、推动者、引领者。他不仅是艺术的创造者，更是艺术生态的建设者；不仅书写时代，更塑造时代。同时，李远东的书法作品，本身也刻录着时代的印记。他的创作主题，既有对古典诗词的书写，也有对新时代精神的讴歌。正如其个人展览的主题——“新时代赞歌暨岭南春望”——所示，他的艺术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

这种时代性，不是标语口号的堆砌，而是通过笔墨的节奏、气韵的流动，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正如广东美术馆的展览评述所言：“李远东的‘新时代赞歌暨岭南春望’书法作品展基于诗书一体的角度，结合新时代、新理念的崇高旨趣，展现了个人极为成熟的笔墨语言。”

自作诗《清远春景三首·其一》

可以说，李远东的书法，是当代中国精神图谱的文化符号。他既有传统的深沉，又有时代的激越；既有文化的坚守，又有创新的勇气。他用笔墨书写的不只是汉字，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象。为此，其书法艺术的历史价值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魏碑的深入挖掘。他以《始平公造像记》《张猛龙碑》为根基，兼收北魏墓志和写经书法，使魏碑这一古老的书体获得了新的表现空间。他不是简单临摹，而是以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激活魏碑，使其从冰冷的石刻转化为有温度的笔墨。二是对碑帖融合的开拓。他将魏碑的方笔融入行草，将帖学的圆笔融入魏碑，打破碑帖之间的森严壁垒，开创新的书法语言。这种融合，不是外在的拼凑，而是内在的化合；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辩证的统一。三是对岭南书脉的赓续。他继承康有为的碑学理想，延续岭南书派的开放精神，使岭南书法在当代获得新的生机。他是岭南书法的守护者，更是岭南书法的开拓者。

在肯定李远东书法艺术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对当代书法发展的文化价值：第一，对“诗性”的守护。在当代书坛诗性普遍缺失的背景下，李远东以其深厚的诗词造诣，为书法注入灵魂。他的实践表明：书法不能止于笔墨游戏，必须有精神的向度、情感的温度、思想的深度。第二，对传统的活化。他证明对传统最好的继承不是复制，而是转化；不是守旧，而是创新。他的魏碑不是古人的魏碑，而是李远东的魏碑；他的草书不是张旭的草书，而是李远东的草书。第三，对时代的回应。他的艺术不是书斋中的孤芳自赏，而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神创造。他用笔墨书写时代，用行动推动书坛，证明书法家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更是时代精神的表达者。

这两种价值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支撑的。没有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他的时代创新就会流于浅薄；没有对时代的积极回应，他的传统继承就会沦为守旧。李远东的睿智之处，正在于他同时把握住这两个维度，使历史与时代在他笔下达成和解与统一。

李远东篆刻作品

立象以尽意，书道即人道。综观李远东的书法艺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一位真正打通古今、融合碑帖、贯通诗书的学者型艺术家。他以四十年如一日的笔墨锤炼，解决“技”的问题——那便是孙过庭所谓的“心闲手敏”。他的手上功夫，足以支撑其内心天马行空的想象，但他更大的贡献在于“道”的层面。他将中国书法的笔墨精神与对生命、对时代、对文化的深刻思考融于一炉，创造出既具传统深度又具时代气息的书法新境。

在他的笔下，魏碑不再是冰冷的石刻，而是有温度、有情感的生命形态；大草不再是狂乱的宣泄，而是有法度、有意蕴的精神迹化；诗词不再是文字的排列，而是有形象、有韵律的艺术整体。他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证明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当代依然可以焕发生机，依然可以成为时代精神的感性表达。

李远东的艺术人生，是对“书道即人道”的生动诠释。他的书法，是他的人格的外化，是他的学识的结晶，是他的生命的投射。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笔墨的技巧，而是一个人的精神图谱——刚毅而不失温润，豪放而不失内敛，传统而不失创新。

李远东篆刻作品

康德曾说：“美是道德的象征。”李远东的书法，正是这种“道德象征”的具体体现。他用笔墨书写的不只是汉字，更是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是对中华文化精神的深情守望，是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捕捉。他用四十余年的艺术实践证明：真正的书法家，不只是写字的人，更是以书写为生命、以艺术为信仰、以文化为根基的人。

最后，让我以一首自作的小诗来结束这篇评论：

岭表百年碑学传，远东继起立新篇。

方圆互济开生面，诗墨交融法自然。

魏骨雄强撑大纛，狂草恣肆写云烟。

古今一脉通天地，立象尽意见真诠。

（作者简介：胡正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知名书法美术评论家，康德哲学研究学者，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