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典籍新说】②读书有种 道义有流——《三贤集》与雄安的道义传承

雄安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文脉绵延赓续、积淀深厚。域内古籍留存丰富，承载着这片土地悠久的人文记忆与传承。为深入挖掘雄安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现推出“雄安典籍新说”栏目，择取有代表性的著作予以介绍，通过典籍认识人物、观照时代、梳理文脉，展现雄安的文化积淀与精神气质。一起来看第二期：读书有种 道义有流——《三贤集》与雄安的道义传承。

“容城三贤”——指元初著名诗人、理学家刘因，明代嘉靖朝因上疏弹劾权相严嵩反遭陷害的兵部武选员外郎杨继盛，清初大儒孙奇逢。三贤虽身处不同时代，前后相隔数百年，却都以坚守道义、崇尚气节、心怀家国而为后世景仰，其精神风范泽被燕赵后世志士仁人。他们的著述被后人合编为《三贤集》，清朝至民国年间多次重印，流传甚广。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容城知县蒋如苹将刘因和杨继盛两位容城名士的文集合刻为《两贤集》。清康熙十八年（1679），张斐然等人将孙奇逢的诗文集并入，整理刊刻，定名《容城三贤集》。正义书院又分别于道光十六年（1836）、光绪二十四年（1898）、民国十六年（1927）对《三贤集》重刊补修。道光重刊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牌记右刻“容城县”，中间大字题“三贤文集”，左下刻“正义书院藏板”。全书十二册，其中静修先生（刘因）文集六册四卷，忠愍先生（杨继盛）文集两册四卷，征君先生（孙奇逢）文集四册四卷。

据容城旧志记载，清康熙八年（1669）知县赵士麟创建正学书院，在县治东，倡导“为政必以养民为先，养民必先造士，造士必先明理”。正学书院后改名为正义书院，书院不断刊修《三贤集》，体现了雄安崇贤守正的乡风与道义传承的精神。正如富鸿基《三贤集序》所说：“三先生虽殁，而其书具在也，表而出之，于以修明道德之旨，兴起节义之风，是亦世道人心之一助也。诸君子合梓是编之意，其在斯乎？”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元初理学家、诗人。祖居容城县沟市村，世守儒业。他崇尚气节，淡泊名利，虽曾应召出仕，但不久便辞官归隐，潜心治学、授徒讲学，深受时人敬重。《三贤集》即收录了他在路过白沟时写下的一首七言律诗：“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诗人借宋辽旧界河白沟追怀往事，反思北宋覆亡的历史原因，表达了对王朝兴替的深沉感慨。《三贤集》开卷收录了其著名的《叙学》一文，畅谈他对经学、史学、诸子学说以及诗文字画等方面的识见。刘因学识广博，注重躬行实践，将学术追求与人格修养相统一，不仅是一位“经师”，更是一位“人师”。凭借深厚的学识与高尚的品格，刘因生前享有盛誉，身后仍备受景仰。

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明朝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后两度出任兵部员外郎（武选司），以直谏、气节著名，是继刘因之后容城历史上又一位杰出的志士、直臣。因弹劾权相严嵩有十大罪五奸而下诏狱，在狱中惨遭酷刑，后遭杀害。杨继盛一生官职未过五品，却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义士”。他秉持忠义，一心报效国家。《三贤集》载其《临刑诗》说：“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诗句慷慨悲壮，彰显了他舍生取义的气节，激励着后世仁人志士。革命先驱李大钊素仰杨继盛的品格，曾手书其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杨继盛原文作“辣手著文章”，李大钊手书作“妙手著文章”）。

孙奇逢（1585-1675），字启泰，号钟元，别号夏峰先生，明清之际学者，与李颙、黄宗羲齐名，并称“清初三大儒”。少年有志，以乡贤刘因、杨继盛为榜样，勤恳好学，注重修身立德。明熹宗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结成阉党，把持朝政，残酷迫害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先后被捕入狱。孙奇逢得知此事，冒巨大风险多方奔走，设法营救。明末，清军逼近容城，他毅然率领亲族乡党入城，抗击清兵。明亡后，孙奇逢定居河南辉县夏峰村，潜心著述，讲学授徒，直至终老。清廷曾多次征召他出仕，均被婉拒，后人因而尊称其为“征君”。孙奇逢的学生中有高官，有醇儒，有军事家，有科学家，皆有所成。黄宗羲评“北方之学者，大概出于其门”。他培养并影响了清初北方一代学者，而且薪火相传，代不乏人。当时人曾作《夏峰歌》，其中“门前履满，敢云洙泗士三千”一句，正是其门下人才济济的写照。

《三贤集》所收诗文，是三位作者内心情感与毕生志节的真实流露，因而具备独特的文化深度，能够真切反映时代精神与雄安地域文脉，对于认识研究雄安的文化传统与道义传承具有特殊的价值。

来源：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