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来自各地的代表围坐在一间并不宽敞的房间里,讨论一个后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建立。
当时出席会议的共有13人。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委派而来的包惠僧。
这份名单看起来整齐,走向却很快分开。有人牺牲,有人病逝,有人脱离组织,也有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站到了历史的另一面。若以长期留在党内并迎来新中国成立为标准,13人中真正坚持到那一刻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
李达是早期建党工作的关键人物之一。1923年,他因党内意见分歧离开组织,后来长期从事教育和理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李达重新参加党的工作,曾任武汉大学校长。遗憾的是,他没有走完整个革命历程,1966年病逝,享年七十六岁。
李汉俊同样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武汉被捕,随后遭到杀害,年仅三十七岁。这个曾参与筹备建党的知识分子,最终倒在了革命最艰难的阶段。
何叔衡的道路,则更像一名老党员的坚守。1921年他与毛泽东一同参加一大,后来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2月,转移途中被敌人追击,何叔衡牺牲,年五十九岁。
王尽美没有等到革命胜利。作为山东早期党组织的组织者,他长期奔波于工人和青年之间,身体因此严重透支。1925年8月19日,他在青岛病逝,年仅二十七岁。那时,山东党组织仍在艰难发展,他留下的工作却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
邓恩铭的结局更加惨烈。1929年,他在返回济南途中被捕,面对审讯和酷刑始终没有屈服。1931年4月5日,邓恩铭与战友在济南被杀害,年三十岁。作为贵州籍的早期党员,他也是山东党组织的重要领导者。
陈潭秋曾参与创建武汉地区党组织,后来长期负责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被派往新疆开展工作,却遭到军阀盛世才控制。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年四十七岁。消息传出后,许多同志才得知这位老党员已经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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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的转折,发生在红军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他曾担任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后来在战略方向上与中央产生严重分歧。1935年,他坚持率部南下,造成部队损失。1938年,他离开延安投向国民党,同年4月被开除党籍。此后,他再没有回到革命队伍中。
刘仁静参加一大时年纪很轻,曾赴苏联学习。1929年前后,他因政治主张变化离开党组织,后来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在北京从事教学,身份和早年已经大不相同。1987年,刘仁静病逝,享年八十五岁。
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变化,最令人警醒。两人都曾参与建党,却在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组织,转而投靠蒋介石。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又进入汪精卫伪政权,成为附敌势力的重要人物。抗战胜利后,陈公博被押解南京,1946年4月12日被执行枪决;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获减刑,1948年在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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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参加一大,主要承担联络和代表任务。大革命失败后,他离开党组织,后来在国民党方面任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受到有关方面照顾,晚年定居北京。1979年,包惠僧病逝,享年八十七岁。
董必武是这13人中另一位始终留在党内的成员。他参加一大时已三十六岁,后来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期负责政法与政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197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毛泽东参加一大时二十八岁,是长沙代表。此后,他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成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13名代表中,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仍站在创建者的队伍里。其余人的人生,已被牺牲、病痛、选择与时代洪流分别带向不同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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