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中国曾离"自己的未来"那么近

文/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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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 年 8 月 11 日，上海码头，三十个孩子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年纪最小的刚满十岁，最大的也就十六岁，大多十二三岁。脑后拖着辫子，身上还是长衫，脸上一边是对远方的好奇，一边放不下家里。他们几乎不会说英语，要去一个只听过名字的陌生国家，一待就是十五年。

后来大家叫他们留美幼童，要进美国当地的公立学校读书。出发前朝廷的计划说得很实在：这批孩子在美国从小学读到大学，学成之后回来，帮国内修铁路、开矿山、造轮船、架电报。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官方公费留学，直接从年纪很小的孩子开始培养。

朝廷之所以选小孩子，想法很直白。成年人观念已经定型，出去一趟多半只是走马观花，很难真的学到东西。孩子像一张白纸，从头接受新的知识，更容易学扎实。

能下决心做这件事，也能看出来，洋务运动那几年，清廷确实想做点实事，愿意砸资源。

整套计划原定十五年，分四批，一共一百二十人。第一批三十人 1872 年动身，到 1875 年，四批人全部送出去了。这一百二十个孩子，承载着这个老王朝想要改变自身的一点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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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件事，绕不开容闳。

容闳是广东香山人，也是最早拿到美国大学学位的中国人之一。十九岁出国读书，考上耶鲁。毕业之后，他没有留在美国拿高薪，选择回到国内。

他回国心里揣着一个想法：送国内的孩子去美国读书，学会西方的技术，回来改造这个国家。为了这件事，他跑了很多年，还专程去找曾国藩反复游说。后来这份幼童留美的方案，就是容闳提出来，再由曾国藩、李鸿章上奏，才拿到朝廷批准。

所以这批孩子身上，不只是清廷的期许，也装着容闳自己多年的执念。他亲身感受过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知道那些新知识的分量，希望更多中国人也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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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到美国之后，日子比预想顺利，但麻烦也慢慢冒了出来。

当地不少普通美国人对这些东方少年挺友善。一百二十个孩子分散安置在五十四户美国人家里寄宿，没多久就能流利说英语，跟上学校的节奏，整体成绩不差。到留学第八年，已经有五十多人考上大学，不少人进了耶鲁、麻省理工这类名校，选的专业也都是当时国内急需的：铁路、采矿、造船、军事。詹天佑就是其中一个，他在耶鲁读铁路工程，1881 年顺利毕业。

变化也跟着来了。孩子们慢慢剪掉辫子，换上西装，说话习惯里带上英文，慢慢形成自己的判断，有了新的认知。在美国人眼里，这是正常融入；可跟着过来监管的清朝官员看在眼里，只觉得他们被洋人的风气带坏，把本国的学问丢了。

矛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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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负责看管这群孩子的，是陈兰彬和吴子登两个人。

陈兰彬做官多年，想法偏保守。他到美国之后，一直看不惯孩子们的变化，往国内递的奏折里反复写：这些孩子不再用心读传统典籍，剪辫子、穿洋装，不懂礼数，还有人跟着去教堂信洋教。在他看来，这就是忘本，是很严重的问题。

接替他的吴子登态度更硬，直接主张把所有人都召回国。他给朝廷上书，说再放任下去，这些孩子会彻底变成洋人，留着是隐患。

容闳当时是副监督，拼命反对召回。他说孩子们学业刚走上正轨，马上就要学有所成，半途停下太可惜，应该按原定时间读完，回国效力。

只是容闳一个人的意见，扛不住接连不断的弹劾折子，也拗不过朝廷心里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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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美国那边局势也变了。

1880 年前后，美国排华情绪越来越重，华工被当地人当成抢饭碗的对手，国会出台限制华人的政策，各地歧视华人的情况越来越多。更关键的是，美国政府明确拒绝接收中国学生进入西点、安纳波利斯这类军事院校。美方的理由也简单：清朝一边派人来学军事，一边又处处提防美国，没必要把核心的军事知识交给他们。

这件事对清廷打击很大。当初花这么多钱送孩子出国，一大目的就是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现在这条路走不通，留学的价值在朝廷眼里大打折扣。再加上陈兰彬、吴子登持续告状，最后慈禧拍板，下令把所有留美幼童接回来。

1881 年，总理衙门上奏，用了一句 “不撤而撤”，名义上保留这个项目的名头，实际上终止计划，召回全部学生。

这句话说得很委婉，算是给朝廷留面子，一个投入巨大、快要见到成果的留学计划，就这么停下来了。

最后坐船回到上海的，一共九十四人。不是所有人都能回来，有的孩子在美国生病离世，有的提前被遣送，还有少数人选择留在美国不再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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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人唏嘘的，是他们回国之后的处境。

没有欢迎仪式，也没有等着他们的重要岗位。在很多人眼里，这些出过洋的孩子，是崇洋、心思已经变了的人。朝廷简单把他们分到电报局、织布厂、船厂、招商局，做底层见习人员。很多人在基层熬了很久，一直得不到重用，升职加薪基本轮不到他们。

詹天佑，耶鲁毕业的优等生，刚回国那几年，也只是在天津水雷学堂、外国军舰上做杂事。

他们学的是西式本事，出身又是官派留学生，在晚清的官场里两头尴尬，哪边都很难完全接纳他们。

有史学观点评价，这次留学本来有机会做成，最后毁在王朝短浅的眼光里。这群孩子耗费近十年学到的本事，本来可以帮中国推进近代化，可当时的朝廷，并不懂得怎么用好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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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把问题归结为陈兰彬、吴子登这些保守官员，其实看得不够透彻。

根子上是一套自相矛盾的逻辑：朝廷想派人出去学新技术，希望打开眼界；可又接受不了眼界打开之后，人产生不一样的想法。

直白一点说，他们想要的不是独立思考的人才，只是听话的工具。

这个工具要会造机器、修铁路、架电线，但是不能生出别的想法，不能质疑秩序，该跪拜的时候照样跪拜。朝廷只想拿走技术成果，不想跟着接受配套的观念变化。

可知识和认知本来就绑在一起。你送一个孩子出去，长期浸泡在另一套教育、另一种环境里，学到技术的同时，世界观一定会跟着改变。只拿技术、隔绝思想，本来就做不到。

很多组织都会卡在这个困境里：想要变革，又害怕变革带来的失控；想培养人才，又担心人才有自己的主见。它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在人才真正成型之前，把这件事掐断，代价就是丢掉自己的未来。

能不能承受观念上的冲击，去换取真正的进步，和只想捡现成的好处、不愿承担任何风险，这两种思路差别很大。后者到最后，往往什么实在的好处都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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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九十四名回来的幼童，后来慢慢走出了自己的路，没有白白浪费在美国那些年。

后人统计过他们的去向：三十人进入工矿、铁路、电报行业；五个人从事教育；二十四人去做外交或者行政工作；七人经商；二十人加入海军。剩下的，有的早早病逝，有的中途转行，平平淡淡过完一生。

这批人里，慢慢撑起了不少领域的骨干力量。京张铁路的修建，依靠的就是留美幼童出身的工程师；唐绍仪后来做到民国总理，梁诚推动了庚款退款；甲午海战里，好几艘主力军舰的管带，也是这批幼童；还有不少人负责矿山、电报、金融相关的实务。

只是这些价值发挥出来，等了很久。他们只能在国内的环境里慢慢磨合，一点点找到能用自己学识的位置。

至于那些没能读完学业、被中途召回的孩子，里面会不会有人成长为了不起的发明家、工程师，没有人能确定。但那道召回令，实实在在关上了一扇刚刚打开的窗口，中国再重新大规模走这条路，又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尾声

现在回头看这段往事，最让人难受的，倒不是这一批人的结局 —— 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实实在在撑起了近代中国的很多事情。让人感慨的，是那个王朝藏在这件事里的局限。

它好不容易把种子撒下去，等到种子快要冒芽，又急着把它挖回来。

这种心态，放到现在也不难见到。一边喊着要创新、要吸纳人才，一边当人才真的长出不一样的想法、和原来的样子不一样的时候，又想把人拉回去，强行变回原来的模样。比起变强，它更看重一切都在掌控之内。

宁可不要变强，也不愿意接受自己把握不住的东西。可人才本身，就意味着这种超出原有认知的可能性。

补记

这批幼童的影响，很多年之后才慢慢显现。

1911 年，美国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用来办学，这件事就是留美幼童梁诚多方奔走争取下来的，这笔退款，就是清华大学最早的底子。

今天走到清华园里，看见那些老建筑、老树的时候，可以想起 1872 年，一百二十个孩子，揣着忐忑登上轮船的背影。那是这个国家很早的一次，主动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未来。

这件事本来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如果当年那个王朝，愿意多等一等，多相信一次成长本身。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