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刑事著名律师刘德高：执业20年刑事辩护的路径与思辨：理论融于实务

理论融于实务： 执业20年刑事辩护的路径与思辨—— 刘德高律师刑事辩护执业20年感悟

作者：刘德高律师，山东知名刑事辩护专业团队成员，团队律师原省高院、市中级法院，律师执业20余年，有丰富审判、辩护经验。

刑事辩护，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不可或缺的支柱，是制衡公权力、保障人权、防止冤错案件的制度屏障。辩护律师，不是单纯为当事人开脱罪责的抗辩者，而是法律的阐释人、证据的把关人、公平正义的践行者。从事刑事辩护二十余年，我扎根山东，长期深耕本土司法环境，直面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众非法集资、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到职务犯罪、重大暴力犯罪、死刑二审与死刑复核案件，在无数次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庭审质证、二审上诉、再审申诉的实践当中，持续在法学理论与一线办案实务之间往返印证。我愈发深刻地体会到，脱离理论的辩护容易流于经验化、碎片化，失去方向；脱离实务的法学理论，则沦为书本上空洞的文字，无法解决真实案件里错综复杂的争议。真正有效的刑事辩护，必然是理论扎根实务、实务反哺理论，以刑法基本原则为指引，以全案证据为依托，厘清事实边界、划分责任范围，在每一个个案当中守住法治底线。

罪刑法定、主客观相统一、证据裁判、疑罪从无，是贯穿全部刑事辩护工作的核心理论基石，也是我办理所有案件始终恪守的准则。这些原则，不是庭审中用于装点辩护词的专业术语，而是在控辩对抗当中，能够直接改变案件定性、下调涉案数额、降低量刑档次，甚至能够阻断犯罪认定、保住当事人生命的根本遵循。以下从案罪名详谈：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是经济犯罪领域极具代表性、争议长久存在的一类案件，也是我长期重点深耕的业务方向。很长一段时间内，部分办案机关存在 “唯客观行为定罪” 的办案惯性，只要查实不存在真实货物交易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便直接推定构成犯罪，忽略对主观目的、法益侵害结果的实质性审查。从刑法理论来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保护的核心法益是国家增值税征管秩序，构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备骗取抵扣税款的故意，客观上具有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现实危险。如果开票行为仅仅服务于企业融资、美化财务报表、完成业务流程闭环，也就是实务当中大量出现的对开、环开情形，全链条足额完税，发票没有向外流转用于抵扣税款，自始至终不存在税款流失风险，则不具备本罪的罪质，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在我承办的多起虚开案件中，有的案件公诉机关最初指控税额巨大，量刑起点极高；有的当事人仅仅是挂名法定代表人，并未参与实际经营，对他人虚开的情况并不知情。辩护过程中，我们沿着货物流、资金流、合同资料、完税凭证、当事人主观认知多条线索搭建完整证据体系，逐项区分融资型闭环开票与以牟利为目的、侵蚀国家税收的虚开行为，引导办案机关回归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标准。不少案件经过充分的质证与说理，最终实现涉案税额大幅核减、指控罪名不予认定、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或是二审改判从轻、适用缓刑。

二）、涉众型非法集资案件，是山东地区高发、社会影响重大的一类案件，江海汇、鑫维邦、元邦等一系列特大非法集资案件，集中凸显了此类案件办理当中的多重困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往往涉案人数众多、资金链条漫长、账目混乱、资金去向繁杂，审计报告常常成为认定犯罪数额、责任范围的核心依据。从犯罪构成理论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必须同时满足四个要件：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许可吸收资金；通过公开途径向外宣传；承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向社会上不特定对象吸纳资金。实务当中的争议，往往并不停留在构成要件的表面，而是集中在审计数额是否准确、共同犯罪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如何界分、退赃退赔对于量刑乃至出罪的效力。山东司法机关对于非法集资案件，长期坚持分层追责的办案思路，不搞 “一刀切”。对于实际控制人、资金操盘者、掌控资金归集与支配权限的核心人员，依法从严审查；对于门店负责人、团队长、业务员、普通推介人员，则结合其参与时间长短、对公司运营模式的知情程度、实际获取提成佣金的多少、是否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等因素差异化评价。在辩护工作中，一方面严格把握数额认定规则，吸收资金总额按照全额入账资金计算，案发前已经兑付的本金不扣减吸收总额，但尚未兑付的直接经济损失，是法院考量是否适用缓刑、从轻处罚的核心指标；另一方面重点甄别资金实际用途，如果吸收的资金确实投入真实的生产经营项目，并且在提起公诉之前完成全部清退，依据司法解释可以争取免予刑事处罚。同时，我们会对司法审计报告开展实质性质证，核查审计统计口径，剔除重复计算、利息转本金、不属于当事人负责板块的资金数额，精准收缩当事人的责任边界，为数以百计的底层业务人员争取不起诉、从轻处罚、适用缓刑的处理结果。与此相对，如果证据证实行为人存在转移、隐匿资金、肆意挥霍集资款、携款逃匿等行为，就具备了非法占有目的，案件存在向集资诈骗罪转化的风险，两罪法定刑差距巨大，定性辩护直接决定当事人最终的刑罚区间。

三）、走私犯罪的辩护，有着极强的专业性，案件争议往往集中在海关专业认定事项之上。走私案件的核心，大多围绕偷逃应缴税款的核定、货物商品归类、计税价格认定、当事人主观明知、共同犯罪当中地位作用展开。在很多走私链条当中，当事人只是运输、仓储、报关环节的一环，并不清楚上游存在走私的整体安排，有的对于货物归类、计税规则完全不知情，仅仅是听从他人安排从事劳务活动。辩护过程中，我们会仔细核对海关出具的偷逃税款核定证明书，核查计税基础、税率适用、估价依据，剔除重复计核、计税依据不足的部分；同时区分出资、策划、组织货源的主犯，和仅仅提供辅助帮助、获利微薄的参与者，厘清各自责任范围。对于主观上被蒙骗、被动参与、仅起到次要辅助作用的当事人，积极争取从犯认定，下调偷逃税额，实现降档量刑。走私案件往往跨地域、链条长，证据分散，需要兼顾海关行政认定与刑事证据标准，不能直接将海关的行政结论等同于刑事定罪的唯一依据。

四）、贩卖毒品案件，历来是国家严厉打击的犯罪，同时也是对证据规范性要求近乎严苛的案件类型，死刑风险突出。毒品犯罪案件高度依赖电子聊天记录、资金转账流水、扣押封存笔录、称量取样记录、毒品鉴定文书，取证程序上任何一处瑕疵，都可能对全案证据链条造成冲击。实践当中，不少案件容易陷入 “唯数量量刑” 的惯性，仅凭查获毒品的重量直接确定量刑档次，弱化对主观明知、共同犯罪地位、毒品权属、是否存在特情引诱、毒品数量是否重复累加等关键事实的审查。我办理的滨州重大贩毒案件，公诉机关指控的毒品数量已经临近死刑立即执行的量刑红线。接手案件之后，我们从头梳理全部卷宗，逐一核查毒品扣押、封存、转运、称量、取样、送检的全流程手续，比对上下家供述、聊天记录、转账信息之间存在的矛盾，区分当事人是货源组织者、主导交易的主犯，还是仅仅负责中转、接送、居间牵线的从犯，将来源存疑、无法证实由当事人控制的毒品数量予以剥离，最终在一审阶段成功为当事人保命。对于零星贩毒、受雇帮助运输、被引诱裹挟参与毒品交易的人员，辩护的重心落在主观认知的论证上，区分长期以贩毒为业的惯犯，和认知有限、报酬微薄、被动参与的人员，结合认罪认罚、协助抓捕同案、立功等情节，争取从轻、减轻处罚。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绝不意味着降低刑事证据标准，即便是涉毒案件，只要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同样应当坚守疑罪从无的底线。

五）、贪污贿赂犯罪，是职务犯罪当中最为典型、社会关注度极高的类别，这类案件长期高度依赖言词证据、同步录音录像、银行流水、往来账目以及书证，案件的定性与量刑往往卡在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之上。很多受贿案件中，控方习惯于把双方之间所有资金往来一概认定为受贿款项，忽略对款项基础性质的区分。辩护的重点，就是厘清正常人情往来、民事借款、合理劳务报酬与权钱交易之间的边界，论证是否存在 “为他人谋取利益” 这一核心构成要件。同时，自首、坦白、主动退缴赃款、认罪认罚的认定，直接影响最终量刑。部分案件中还存在数额拆分、重复统计、财物价值认定虚高的问题，需要逐笔核对资金走向、交付场景、沟通记录，剔除缺乏谋利事实支撑、证据无法印证的指控数额。贪污案件则重点审查公共资金的属性、资金支配权限、是否存在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区分违规使用资金和贪污犯罪的界限。这类案件侦查程序规范要求高，讯问笔录、取证程序一旦存在瑕疵，就可以成为重要的辩护支点，坚持证据不确实充分，不能简单依靠口供定案。

六）、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不同，公司员工的职务犯罪，集中体现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是民营公司高发的刑事风险。很多企业内部纠纷，容易从民事经济纠纷滑向刑事追诉，这也是此类案件最核心的辩护空间。员工利用岗位便利支取资金、收取客户回扣、占用货款，并不必然构成犯罪，首先要区分是民事欠款、劳动争议、股东之间经济纠纷，还是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刑事犯罪。实务当中，经常出现公司单方审计、单方算账就直接报案的情形，审计口径偏向报案一方，将尚未结算的业务提成、报销款、业务保证金全部计入侵占数额。办理这类案件时，我们会全面梳理公司财务制度、劳动合同、业务提成约定、对账记录，厘清资金归属，把员工有权取得的报酬、合法报销从指控金额当中剥离出去。同时区分挪用资金和临时周转、事后归还的情形，考量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及时归还资金、有没有给企业造成实际损失。对于主观上没有侵占故意，仅仅是账目不清、结算存在争议的情形，全力争取把案件回归民事渠道处理；即便确有犯罪行为，也会结合退赔谅解、企业出具谅解材料、初犯偶犯等情节，争取不起诉、缓刑，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员工的刑事责任，也兼顾民营企业的经营稳定。

七）、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等死刑案件辩护，是刑事辩护当中责任最重、容错空间最小的领域，直接关乎人的生命权，容不得半点疏忽。生命一旦剥夺，便无法恢复，所以法律对死刑案件设置了最高、最严格的证据标准：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全案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所有矛盾都能够得到合理排除，不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在多起死刑二审案件当中，我们始终把 “证据不确实充分，疑罪从无” 作为辩护主线，逐页审阅卷宗材料，仔细核查物证提取封存流程、司法鉴定意见、现场勘验笔录、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的稳定性，精准锁定证据链条当中无法补正的缺陷、无法排除的疑点，论证指控的核心事实存疑，推动案件改判死缓、无期徒刑，守住死刑案件的证据底线。除了死刑案件，职务犯罪、重大故意伤害、抢劫等暴力犯罪同样各有侧重。受贿案件重点围绕受贿数额认定、正常人情往来与权钱交易的区分、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自首坦白、认罪认罚的认定开展辩护；其他暴力犯罪，则从案件起因、被害人过错、行为因果关系、损害后果等角度切入。书本上抽象的证据裁判原则，落到真实办案当中，就是一页一页核对卷宗，一句一句比对笔录，不放过任何一处程序瑕疵、事实漏洞。

法律条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但是不同地区长期形成的裁判理念、量刑尺度、类案裁判倾向，客观上存在差异。山东本地法院在涉税、非法集资、毒品、走私、死刑案件审理当中，更加注重实质审查，不机械唯数额论，重视退赃挽损、矛盾化解、认罪认罚、主从犯区分。在办案过程中，我坚持持续检索山东本地生效裁判文书、不起诉决定书，把本地成熟的类案裁判观点融入辩护意见，拒绝脱离司法现实、空洞理想化的辩护说理。辩护不等于一味对抗、强硬争执，理性、克制、建设性的沟通，更有利于化解案件争议。在法律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协助当事人制定可行的退赃、退赔方案，推动资产处置、弥补被害人损失，是获得从宽处理的重要途径；但是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明显错误的指控，必须坚定、清晰地提出辩护意见，绝不无原则妥协。

二十年的辩护生涯，让我认识到刑事辩护承载着双重价值。对外，它守护每一位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防范冤错案件；向内，通过个案当中严谨的质证与辩护，反向督促侦查、起诉、审判机关规范取证、准确适用法律，推动区域内法律适用尺度趋于统一。刑法规范、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持续更新，法学理论也在不断发展，理论学习没有终点，只有持续跟进、深耕钻研，辩护意见才具备说服力；反过来，如果缺少长年累月扎根一线的办案积累，不熟悉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全流程，不理解检察官、法官审理案件时的综合考量，再精妙的理论论述，也无法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辩护效果。

公平与正义，从来不是高悬的宏大口号，它在每一份认真撰写的阅卷笔录里，藏在每一次耐心坦诚的会见沟通中，展现在每一场严谨细致、有理有据的庭审质证之中。前路漫漫，作为一名刑事律师，我将继续坚持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辩护思路，恪守律师职业道德，敬畏法律、敬畏生命，始终以证据为本、以法律为纲，认真对待每一起刑事案件，认真对待每一位委托人，在刑事辩护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持续践行公平与正义的法治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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