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1993年7月28日晚上，台北近郊一栋六层公寓里，黄宏见到了张学良。同去的还有姜昆、冯巩、牛群、倪萍等人，他们是随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说唱艺术团赴台演出的。
张学良听说大陆来了一批说相声演小品的人，特意从乡下的住处赶到五弟张学森的公寓，要见见这些笑星。
黄宏上前握手的时侯说了一句“张将军，祝您老健康长寿”，张学良回他：“别再高寿了，再高寿就成了老妖精了。”
一句话把满屋子人逗笑。黄宏接着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东北来的。张学良立刻追问，东北哪疙瘩的。
黄宏答沈阳，张学良又问沈阳哪个区，黄宏说和平区。
张学良还嫌不够，接着问那个区老名字叫什么。黄宏答不上来，只说火车站那一片。
张学良“啊”了一声，兴致上来了，把沈阳老城的街巷、小吃、地标一样一样数出来，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那场见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黄宏演了小品《打电话泄密》，张学良笑得前仰后合，还回了一个东北笑话，说东北人管扣子叫“疙瘩”，一个老乡进关内买“疙瘩”，出门撞在门上，脑门撞出个包，倒真成了个“疙瘩”。
后来他索性唱起了东北民间小调，唱到动情处从凳子上站起来，眼里含着泪花。
黄宏后来回忆，他至今记得张学良那天快乐的面容。
而题词的请求，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提出来的。
黄宏拿出纸笔，请张学良为东北老乡写几句话。先前还在说笑的人安静下来，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的眼睛不太好使，我就光写名字了。剩下的话，你就替我写了吧。”
然后他俯下身，写下“张学良”三个字。
同一次行程中还有另一个场合。第二天演出时，张学良果然坐在第一排。
黄宏趁演出间隙又提出题词，张学良本来已经拿起笔，但剧场灯光太暗，他视力又差，最后仍然只签了名，说：“这样吧，请代我向东北的父老乡亲、向大陆所有父老乡亲问个好，就说我张学良时刻都在思念他们呀。”
“眼睛不好”是张学良自己给出的理由，而且不止一次。但把这件事只归结为视力，又解释不了另一个事实：就在那几年，他给东北大学写过“东北大学”和“教育英才”的题字，也给《台安县志》写过序。
他不是不能写字，也不是对东北的一切都封了笔。差别在于，“给沈阳老家题词”这几个字落在纸上的分量，和一个学校、一本县志的题字不一样。
而要理解这个差别，得回到1991年。
那年张学良刚刚恢复自由，从夏威夷回到台北，通过密友王冀与大陆方面接触，认真安排过回大陆的行程。
他提过条件：不要欢迎仪式，不见记者，不搞恭维。他甚至想好了回去要做的事，比如祭扫父亲张作霖的墓，看看旧部，对家乡人说一句“对不起”。
大陆方面也作出了欢迎的回应。事情进行到邀请函的环节，却因为李登辉的介入而中断。李登辉拿到那封邀请函后质问他，张学良从此不再提回乡的事。
他对人说过，自己不愿为了个人的事情弄得政治上非常复杂。
到1993年夏天，张学良已经九十三岁。他清楚自己的身份，也清楚两岸之间的气氛。
一个从东北走出来的老人，在台北的公寓里见到沈阳来的后辈，可以放开说笑，可以唱二人转，可以讲“疙瘩”的笑话，但一旦提笔写下一句给“沈阳老家”的话，那就不再是私人场合的闲谈。
那句话会被怎样读，会落到什么人手里，会引出什么反应，他不可能不想。
他选择只签名，把其余的话交给黄宏，也许正是因为签名是他当时唯一能给出的东西：它确认“张学良”这个人还在，还认东北，但不多说一个字。
黄宏把那张纸收了起来，回大陆以后，他一直在琢磨要不要在签名上方补上几句话，那是张学良托付给他的事，但他始终没有下笔。
八年里，那张只有签名的纸被他保存着，上面没有多出一个字。
2001年10月，张学良去世，黄宏写了一首短诗：“少帅不少两鬓白，乡音乡情依然在；遥问奉天大帅府，将军一去何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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