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5年，四川泸定，大渡河水声依旧。彭德怀来到泸定桥附近，查看当年红军经过的河段。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决定红军命运的并不只是那座铁索桥，桥被毁掉之后，大渡河也并非完全不可逾越。
这个判断，恰好点出了飞夺泸定桥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红军抢桥，是为了争取时间和主动，并不意味着泸定桥是唯一的生路。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抵达大渡河安顺场。这里能够找到的渡船很少，依靠几条小船，把数万人的队伍陆续送到对岸，耗时将会非常漫长。后方追兵正在逼近，留给红军的时间，不能按常规渡河速度计算。
安顺场渡河成功后，红军很快发现，继续从这里摆渡并不现实。于是，部队把目光转向北面的泸定桥。那里是大渡河上的重要通道，桥面由木板铺成，下面悬着铁索，连接两岸山地。谁能控制这座桥，谁就能掌握部队北上的通路。
这场行动的难处，不只在桥上。
红军需要分兵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泸定赶去，彼此策应，同时还要抢在川军完成防守之前抵达。山路狭窄，坡陡谷深，许多路段几乎无法正常行军。战士们顾不上休息，昼夜兼程，鞋底磨破了，就用布条和草绳缠住脚继续走。
杨成武后来回忆，那段急行军十分艰苦，队伍走得太快，许多人几乎是跌跌撞撞往前赶。红军要抢的不是一场普通战斗，而是敌我双方都清楚的时间差。
5月29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泸定桥。川军守军此前已经赶到，但准备并不充分。桥上的木板被拆去一部分，守军凭借对岸工事和火力封锁桥面，试图让红军无法接近。
有意思的是，关于“为什么没有彻底炸毁泸定桥”，民间流传着不少戏剧化说法，把它简单归结为刘文辉抗命，甚至编出电话争执的完整场景。这样的细节缺少可靠史料支撑，不能当成确定事实反复传播。
可以确认的是，当时四川地方军阀与南京方面并非完全一条心。刘文辉虽然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指挥，但川军有自己的利益和盘算，对中央军的调遣也常常采取保留态度。泸定桥又是川藏交通的重要设施，彻底炸毁之后，重建需要付出不小代价。
但无论守军究竟出于什么考虑，拆掉木板都没有达到阻挡红军的目的。红军突击队冒着对岸火力，攀着铁索向前推进。桥身摇晃，河水在脚下翻涌，后方部队不断压上，战斗很快从争夺桥面变成了争夺整个渡口。
桥头突破后，红军迅速扩大战果，打开了北上的道路。泸定桥因此成为长征中的关键节点。它的重要性，并不只是画面惊险，而是红军在极端被动的条件下，依靠判断、速度和组织能力，迫使对手的防线失去作用。
彭德怀在1965年实地查看大渡河沿岸时，提出了一个更具战略意味的看法：即使泸定桥真的被炸毁，红军仍可能寻找其他河段渡河。康定一带部分河段水势相对平缓，地形条件与泸定桥附近不同，部队可以根据水情、敌情另行选择渡河办法。
这并不是说红军可以轻易游过大渡河，更不是说炸桥毫无意义。泸定桥一旦被毁，红军势必要付出更大代价，渡河时间也会被拖长，伤亡和风险都可能增加。彭德怀的判断，强调的是红军并未把全部希望押在一座桥上。
真正决定战局的，是部队能否在敌人完成封锁前找到突破口。安顺场受阻，便转向泸定；桥面被拆，便改用铁索突击；如果道路再被堵死，还要继续寻找新的河段。长征中的许多险境，正是在这种不断调整中被打开缺口。
泸定桥至今仍保存着当年交通设施的基本形态。铁索、河谷和两岸山势，让人能够直观看到那场战斗的险恶。1935年5月29日，红军夺取泸定桥，靠的不是某一个偶然决定，而是对战场变化的迅速反应，以及在绝境中仍能保持行动能力的军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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