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征辉：为何翟新华日记总题为“人佛之间”？

这几年，翟新华先生多卷本日记印行问世。这部日记，洋洋洒洒八百多万字，时间跨度近六十年，牵涉数百位各色人物，道出诸多重大往事，在圈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徐庆全先生在他的《读〈人佛之间〉札记之一》中这样写道：

翟新华这辈子，简直是把当代中国的折腾史走了一遍。他本是奔着北大中文系去的，结果赶上停课，跟着大伙去了内蒙古兵团，在塞外苦寒里，点着煤油灯啃《资本论》，硬是把自己逼成了个狠人。70年代末，他当上建丰农场场长，用数据打破大锅饭，成了全国典型。

90年代，他执掌中农信，扶持乡镇企业，参与发起沪深交易所，公司资产滚到三百多亿。这位金融大佬对钱却有着近乎洁癖的冷漠，后来大厦倾覆，以“莫须有”的罪名进了秦城监狱。铁窗六年多，他精读了近九十多部大部头的书。出狱后闭门谢客十五年，晚年一头扎进佛经和西哲里。

大起大落几番浮沉，他硬是靠父亲传下的厚道和一辈子的苦读，在荒唐的年代里活成了一个正常的人。

有着这样传奇经历的人，将自己的日记总题为“人佛之间”，免不了引人猜测。有人问：难道到了晚年，他已一心向佛？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因缘？

书名里的玄机

若细读日记中的相关篇章，便不难发现，翟先生并非受戒的佛教徒，更不是俗话说的那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我看来，“人佛之间”更像是一种自我审视，是他将自身置于最高的思想原点上，为这一生做出的称量。日记里有大量关于佛学的摘录，字里行间皆是他自己的思考与体悟。

出书总得有个名字，关于书名的由来，日记里有几处记载：

（1993年6月，翟新华在浙江）

2017年10月5日，作者白天游览颐和园，记下了与日记整理者续尚科的一番探讨。两人从各卷的名称聊到学佛，又说到印行日记简本分送亲友的事，不禁自问：真有这个必要吗？若是佛，会怎么做？谈到“人佛之间”这四个字，他在日记里写下一句颇有禅机的话：“佛可能会同意这个题目，但不会用这个题目。”

到了2018年7月9日，他在电话里与明贤法师反复推敲书名，商量能否请田纪云先生题写两个名字，一个叫“人佛之间”，一个叫“佛在人间”，留作日后二选一。但在作者心里，就日记本身而言，还是“人佛之间”更贴切；若请明贤法师作序，序言题为“佛在人间”，便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对于这个书名，外界众说纷纭，作者自己虽聊过多次，也始终未给出确解。我于2000年春皈依净慧长老，多年来修学未辍，在此仅从纯佛学的角度，谈一点浅见。

佛家讲六道轮回，凡夫俗子若能修善业往上走，得生善趣，成为天人，这叫“增上生”。倘若能彻底跳出六道轮回，则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小乘路径，从阿罗汉、辟支佛，一直修到成佛；另一条是大乘路径，从初地菩萨入圣位，历经十地、等觉，最终圆满成佛。这种不退转的果报，叫作“决定胜”。可以说，增上生与决定胜，便是横亘在“人”与“佛”之间的仅有的两条通道。

若是往反方向走，自然还在轮回之中。以人而言，向下便是堕入畜生、恶鬼、地狱，称作“堕恶趣”，要受恶业恶报之苦。这当中，我常与居士们探讨两个问题：其一，人若在逆境或恶报之中，依然能拔苦求乐、立誓成佛，这算不算“逆增上缘”或“逆增上生”？其二，六道中的阿修罗该如何归类？按理说他也属三善道，只因本性嗔慢好斗，常陷是非之中，只能算作“有漏的增上生”。

那么，作者将日记命名为“人佛之间”，究竟是走在哪一条路上呢？是看破放下的解脱，还是积德行善的求真？是改天换地的斗志，还是立誓成佛的宏愿？

从中农信到北海禅院

说起来，我是翟总的老部下，与他缘分匪浅。尤其是他晚年接触佛学，最初便是通过我去了青海藏地的北海禅院，结识了一些高僧大德，平日里我们在佛学上也多有切磋。受翟总所托，我理应把这段交往经历记述下来，或许能为读者理解这部书里的人与事，多提供一个视角。

1987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先进了体改研究所，次年南下闯海南。两年后回京，先在中农信贸易公司落脚，后调入总部计财部，主要负责系统内的资金揽存与管理。

在中农信那几年，我管的是拉存款的实务，日常最多接触到副总一级，从未与翟总单独打过交道。期间，我曾拿过公司的最高贡献奖“金犁铧奖”，是由一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亲自颁发的。领奖回家那晚，我破天荒失了眠，心想月满则亏，这地方不能再恋战了。

那年春天，公司组织去长城脚下团建。翟总当时意气风发，明确提出要赶超中信集团。大家站在长城上，有人带头高喊口号：“中农信、超中信、跨世纪！”一连喊了好几遍。我们做业务的站在外围，加上长城上风大，听得不算真切，倒是身旁一位年轻同事激动得不行，直嚷嚷：“超中信，太刺激了！”

那时候，我们归国农投、国家计委管理，不久又划归农业部。有一次，洪总通知我随队去农业部汇报工作，我敬陪末座。汇报结束时，刘江部长正准备动身去南方出差，翟总忽然冒出一句：“请给深圳人民带好。”事后，农业部的一位张总私下跟我感叹：“你们这位老板，真有个性。”

后来我因病离开中农信，去了华诚集团做副总。因为都在资金圈里打转，彼此的消息还算灵通。再后来，中农信大厦倾覆，关门没大吉，不少老领导受了牵连。

一晃多年过去，有一回，我随尚义兄去看望刚从秦城出来的翟总和洪总，吃顿便饭，聊表敬意。席间，翟总谈起在狱中一直苦读《金刚经》，言谈间妙语连珠，不见颓唐。此后我们又见过几面，留了联系方式，这才渐渐熟络起来。

2006年，我追随明贤法师在青海西海镇筹建北海禅院，打算趁暑期办一个夏令营，便向翟总一家发出了邀请。那趟高原之行，翟总一家很是尽兴。虽然当地条件艰苦，他却甘之如饴，几次在帐篷里喝茶座谈，他都说得格外真诚，令在座众人印象深刻。法师们纷纷赞叹，有您护法，真是功德无量。期间，海北州政府在宾馆办了个招商恳谈会，请北京来的客人们出谋划策。翟总在会上总结道：“将来，来这里旅游的人会越来越多，信佛的人会越来越多，法师们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禅修夏令营

一晃十年过去。当翟总再次踏上青海西海镇北海禅院旁的金银滩时，一见法师便笑着说：“怎么样，我当年说的没错吧？”此时的禅院，白塔耸立，已初具规模，正好迎来了两百多名参加禅修夏令营的营员。

他在8月5日的日记里，记下了与法师夜谈至十二点的情形：两人先是聊到佛教事业的发展，认为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治走向；接着谈到中印思维方式的差异，印度人讲“一”，讲“不二”，既非一分为二，也非合二为一；最后谈及佛教教义，认为大可不必在事理上过度纠缠——在“事”上纠缠，就成了科学，讲究实验与证伪；在“理”上纠缠，就成了哲学，讲究逻辑与推理。说到底，不二法门就是只管打坐证悟，莫问其他。可在这篇日记的结尾，他却老老实实地写道：“很怪的是，明贤法师当面对我讲佛法时，我似乎完全接受了，但一离开他，又怀疑反复起来。”

那次夏令营，翟总还详细记录了自己“经行”的体验：全营两百多人在斋堂集合，经行刚开始时，他还能双手合十，跟在男众队伍中前行；走着走着便体力不支，只好放下双手摆臂而行；再到后来，走得眼前发黑，不得不退出队列，站在路边缓过一口气，再慢慢跟上。就这样，他硬是绕寺一周，走完了四里地的全程。

经行结束后，众人略作休整，脱鞋进入大蒙古包集会。前几个人发言过后，轮到翟总，他一口气讲了近一个小时。据在场的孟昭明回忆，他起初还在心里默数大家鼓掌的次数，数到第六次，后面就数不过来了。

翟总那天的讲话，围绕着五个“人”展开：

第一，我是谁？我并非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居士，我只是一个佛教的研究者，也是一个实践者。

第二，明贤法师是谁？他是未来的高僧大德，希望你们一生追随他、维护他、支持他。

第三，夏居士是谁？居士们在护法中作用极大，贡献也极大。

第四，在座的各位是谁？你们既要谋生又要学佛，自以为能独立思考，甚至看破了毛泽东，但你们的“独立”是独而未立，“看破”是见而未破。

第五，人类是谁？当佛学、哲学、科学最终都走向“无”，人类在空无面前，又将何去何从？

他总结道，这五种人有一个共性，就是皆有“心”，可心又在何处呢？散会后，有位女生找他签名，他写下“缘起性空”；有位男生上前，他则写了“只管打坐”。

那段时间，翟总在修行上极下工夫，多次向我探询打坐的门道。在我看来，禅修有三个台阶：三皈依是进门，入法会是登堂，私相授受方为入室。这等事终究还是向师父请教最妥，但翟总始终没有正式拜师。

他刚练打坐时，一上来就要坐满两个小时，让我大吃一惊。常人能坐上半小时已属不易，他却说，练功就是练功，咬着牙也得坚持下来。这股子狠劲，确非常人可比。关于打坐，我们聊过许多，因涉及个人修行秘要，这里就不多言了。

这期间，武汉的祖庭黄陂石观音寺筹备重修，翟总与尹总都是最初的倡议者和有力的推动者，称得上是大功德主。在北京，翟总也常约朋友们聚会，有时听法师开示，有时大家畅所欲言，谈日记，也谈心性。记得在夏居士的“荷塘月色”素餐厅聚得最多，每回都尽兴而归。

（1989年9月，中农信员工合影）

2016年10月23日晚，我们在新街口的老西安饭店聚餐，明贤法师、翟总、王金堂与我等十余人在座。这顿饭吃了三个多小时，法师感慨道，刚解放时全国四亿多人，有三十多万僧人；如今十几亿人口，僧人却只有七万，且还在减少。法师还谈到汉传佛教经典亟待清理正本，以及弥光老和尚当年接见日本佛教代表团的旧事。席间，翟总也兴致勃勃地分享了许多学佛体会。

翟总的一位老同学龚女士对此颇为不解，不明白当年那个痴迷马列的“翟克思”，怎么就变成研究佛学的人了。记得那天席上还有人感叹了一句：纵览二十四史，历来是小烂小乱，出小英雄；大烂大乱，出大英雄。

对于读经，翟总在日记里写过一些杂感。他认为读佛经应当是水滴石穿、春雨润土的事，就像早年学《毛选》一样，得天天学，所谓“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他写道：

前两年，我是集中精力，一天读几个小时，读佛经，或佛经讲义，现在是每天读百来字的佛经，或佛经讲义，大都在睡觉前读，再困也读点，读三五行也好，不必求甚解，更不求见影。这样，日积月累，也读完了不少佛经，或佛经讲义。

现在说起来，由于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日久成习，未能六根清净，有时也能清净一下六根了，也妄想着要跳出三界了。总之，学佛，读佛经，要天天读，慢慢读，一字一句读，不求甚解，不立竿见影，甚至是不求其影。

但在2018年3月8日的日记里，他又流露出内心的困惑：

上午给征辉电话，了解石观音寺的情况。打坐：（1）无病不求道，求道不无病。（2）学佛修行三年多，进去了，进去出不来了，进去又出来了，还是，根本没进去？

究竟是靠读经明理，还是靠打坐实修？翟总始终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徘徊求索。读完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他写下了这样两段话：

一、生命之轻重：普世价值经济发展医学猛进寿命延长，生命重了；道德沦丧良心泯灭生死不明科学超人，生不如死，死不欲生，生命轻了。

二、学佛以来，读书，中外的，过去现在的，哲学历史小说的，都能发现佛学的影子，可能是不谋而合，也可能是作者们受了佛学的影响，不管是什么，都说明了佛学的意义，都加深了我对佛学的认识。

那几年，翟总受托在齐齐哈尔管理一个油田。有一回他在那边主持读书会，我带着一百套书过去帮忙签赠，同行的多是他的老同学，一路上畅叙旧事，颇为快意。

真佛内里坐

后来，我和翟总联系少了许多，主要是因为彼此都上了年纪，病痛渐多。有一回，他在阜外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术前特意请了两位朋友到病房一叙：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兼医疗顾问慕雷兄，另一位便是我。手术在即，他拉着我探讨佛学，聊的正是近在眼前的生死大事。在此之前的日记里，他曾这样剖析自己：

对解脱生死，我也太实太执太有为。肖良说“死就是回到生前”；蓝天说“五浊恶世，身死往生，越早越好”；征辉说“皈依三宝，不畏生死”；卫华说“人到七十，还怕什么死”；都很解脱。生死也是空无，解脱生死也就是空无生死。

2021年5月12日，正值疫情期间，住院的翟总依然笔耕不辍，在日记里记下病房中的思索：

昨夜清肠，一夜折腾，晚八点、九点、夜三点、四点，每小时各喝加了清肠粉末的1000毫升水，总共4000毫升，4大碗。边折腾，边读《佛教入门》，读毕：

一、没入佛教大门时，神往里面的灵丹妙药，觉得可药到病除摆脱烦恼解脱生死，入了大门，读了这本书，二门也入了，结果是，心中空荡荡，满眼香火旺。正如马克思的主义，到了我们这里，成了毛泽东的思想，释迦牟尼的佛学，到了我们这里，成了百姓的香火。

二、我不走香火之路，自认是中观派。但我面对一个大问题。书中说中观派看空善恶、因果、轮回、涅槃，根本否定因果关系轮回之说，认为因果轮回都不是佛的了义之说。那么，因果轮回是不是缘起性空、性空假有，是不是存在不实在，如果非缘起、假有、存在，那对因果轮回就不是看空的问题，而是它们根本不存在。如果它们根本不存在，学佛之人会走向何方？我会走向何方？顺世，及时行乐，还是慈悲，普度众生？

现在可坚持的是：只管打坐，一心念佛。

同年8月3日，看到全球新冠感染人数已近两亿，死者数百万，他不禁感慨人类终究打不过病毒。由此又联想到世间万象：首长打不过秘书，老婆打不过小三，北京人打不过外地人。究其原因，或许正如毛主席常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世道虽让人愤愤不平，但天地间的道理似乎就是如此。

他在日记中写道：

以生对死，你还在生死中；以善对恶，你还在善恶中；以乐对苦，你还在乐苦中；以无对有，你还在无有中。剪不断理还乱，只能以佛对之。我已三死，命死（因政治入狱），身死（通往心脏的四根动脉，分别堵95%、96%、98%、99%，还只有头发丝儿的血流量，心脏停跳），心死（抑郁）。科学帮我逃出身死、心死，入佛学。据说，虚云法师一生未笑过，我想，他一生也应该未哭过（出生时哭了几声？）。弘一法师走前写下“悲欣交集”四字，应该是不悲不欣吧。

直到今天，翟总于我而言，依然亦师亦友。他不时会主动打来电话，问寒问暖，格外惦记我的身体，总叮嘱我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我心怀感念之余，也常觉得我们两人终究有些不同：翟总始终是在钻研“佛学”，而我则是在努力“学佛”。

文章的最后，我想借翟总读完《禅要》后摘录的一段话收尾，那正是赵州从谂禅师的千古名句：

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

最后，推荐一个非常棒的深度历史类公号，我也常看。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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