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康评《何以世界》丨“决定”与“可能”：地理如何参与文明史？

《何以世界：透过地理看人类文明》，葛剑雄著，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2026年5月出版，256页，58.00元

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中，孟德斯鸠就注意到，人们的性格、生活方式、法律和政治制度同他们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存在必然的联系。

一百多年后，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和他的学生埃伦·丘吉尔·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引入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思想试图证明，自然地理环境会决定农业条件、交通条件和生产方式，进而决定人口密度和社会组织形态，最终决定国家和文明的发展。他们的理论被后人称为“地理环境决定论”。

但是，他们的理论很快就遭到了挑战。法国地理学家保罗·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就认为，自然地理环境给人们提供了一组可能性（机会组合），人们通过技术、制度和文化，对机会集合进行选择，从而形成不同的文明发展路径。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赫特纳（Alfred Hettner）持相似的观点，认为环境更多是限制和提供机会，而不是机械地决定社会结果。他们的理论被后人称为“可能论”（Possibilism）。

又大约过了一百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地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1997年3月出版了《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一书，利用他演化生物学、地理学、生理学和生物人类学的跨学科学术背景，对“为什么世界各地区文明发展水平到了近代会出现巨大差异”做出了他的解释。他认为，根源不是因为不同民族的“种族天赋”不同，而是因为地理位置决定了各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差异、发展农业的禀赋，以及知识、技术、制度和病毒传播的初始条件，上述差异经过长期累积，最终形成了文明发展的巨大差距。

贾雷德·戴蒙德著《枪炮、病菌与钢铁》

贾雷德·戴蒙德的著作甫一出版，就再次引发了知识界对“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讨论。

从孟德斯鸠到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和埃伦·丘吉尔·森普尔，再到维达尔·白兰士和阿尔弗雷德·赫特纳，一直到贾雷德·戴蒙德，两百多年来有关“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讨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以下五个问题层层递进展开的：（1）地理环境究竟会不会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2）如果地理环境有影响，那么究竟是“影响”还是“决定”？（3）为什么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发展速度会出现巨大的差异？（4）地理优势为什么会产生长期的路径依赖？（5）一些地区为什么能突破“地理劣势”的约束成为发达地区，而一些具有“地理优势”的地区反而掉队了？

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今年出版的《何以世界：透过地理看人类文明》一书，试图以他三十余年的研究和游历七十多国的经历，通过没有专业门槛的叙述方式，对上述问题做出他的解答。

远古文明存续，对地理环境要求近乎苛刻

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的十七卷本巨著《地理学》中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古代文明高度集中于地中海及向东延伸的温带地区。他还试图用气候带、宜居性对此做出解释。

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注意到了同样的现象，还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做出了解释：地中海没有大洋那样的巨浪，拥有大量岛屿，而且彼此海岸距离较近，非常适合早期航海——当人类还没有远洋航行所必需的指南针，且造船技术很有限的时候，地中海的自然条件可以方便人们沿着海岸航行，而不必冒险进入开阔的大洋；低成本的航海和便利的沿岸交流，给地中海沿岸的贸易和分工发展创造了条件，人口、财富和产业因此更早向地中海沿岸集中，进而促进了文明较早出现和发展。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

葛剑雄表达了同斯特拉波和亚当·斯密相近的看法，认为地中海地区集中了很多古代文明，跟它的自然地理条件密切相关：作为农业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地中海地区能驯化出今天十二种主要粮食作物中的一半，以及今天主要的家养大型哺乳动物比如山羊、绵羊等，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独特的地中海式气候提供的有利条件；而作为古代商业文明的发祥地，地中海地区能维持地理大发现之前几千年最繁忙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则应归功于近乎封闭的陆间海，和海上半岛岛屿密布造就的便利、安全的航运条件。

NASA Terra卫星拍摄的爱琴海及群岛真彩色影像，2021年4月30日。

地中海地区不是优越的地理环境成就繁荣的早期文明的孤例。尼罗河三角洲、两河流域、黄河流域早期先进的农业文明，同样是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的“赠礼”。尼罗河两岸的沙漠和裸露的岩石，没有给古埃及提供发展农业的任何条件，但是定期的洪水泛滥给尼罗河三角洲带来了厚厚的肥沃的淤泥，几乎无须灌溉和施肥，就能长出茂盛的庄稼；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不仅给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提供了丰富的水源，还带来了肥沃的淤泥，加上充足的光照和丰富且优良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才造就了两河流域发达的早期农业文明；黄河中下游的文明曙光能够跨越几千年持续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且向四周辐射，则主要受益于黄河从黄土高原带来的黄土形成的土质疏松的冲积平原、远古时期温暖的气候、没有原始森林和茂密植被的地貌。

国际空间站拍摄的尼罗河三角洲，2022年5月29日。

作为反例，中国大陆同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半岛岛屿，为什么古代中国人没有视海洋为财富之源，而是视之为穷途末路？南美大陆的亚马孙河和北美大陆的密西西比河同样带来了广阔的冲积平原，密西西比河流域还流经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温带，但是它们为什么没有成为古代文明的“母亲河”？

葛剑雄给出的解释是，中国面对的太平洋太辽阔，工业化以前人类根本无法自主往来于大洋两岸之间；更重要的是，太平洋不像地中海那样沿岸汇集了多个发达的古代文明，具有互相贸易、创造财富的价值，它最多可以带来“鱼盐之利”，而盐的获取，又非仅海洋一途，所以对古代中国人来说，海洋的航运价值极低。亚马孙河流量大、支流多、流域广，但问题是主要流经热带，广袤的热带雨林至今还很少有人居住。

密西西比河又是另外一个剧本。密西西比河流域拥有广阔的冲积平原、丰富的淡水、肥沃的土壤、较长的无霜期，众多的支流还构成了便利的交通网络。所以，它孕育了密西西比文化，卡霍基亚遗址（Cahokia Mounds）还曾于公元1000年至1250年达到鼎盛。但是，直到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密西西比文化始终未能发展成具有成熟文字和长期稳定国家的古代文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缺少像欧亚大陆那样的“农业—技术扩散网络”。

美国伊利诺伊州卡霍基亚遗址的僧侣丘（Monks Mound）

远古文化要穿越漫长的岁月，发展成为稳定的文明，对自然地理环境的要求近乎苛刻。

地理环境的必然因素和或然因素

当然，葛剑雄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

葛剑雄自言，他一度很困惑：“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究竟能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呢？”经过多年的研究，他认为已经找到了比较圆满的答案：应该区分哪些因素是必然的，即一种环境只对应唯一的结果；哪些因素又是或然的，即一种环境可能出现多种结果，甚至完全不同的结果。

他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它为人类的产生、生存、发展和离开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是它决定了人类的周期和活动。

三是地理环境中的一切物质和物质产生的能量是守恒的。

四是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地理环境的内在规律。

但是，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针对具体的人和物，地理环境一般只能起到加速、延缓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给人类保留了相对广泛的自由，一种地理环境出现多种结果就有了可能。

葛剑雄的“必然与或然论”可以看做是对一百多年前保罗·维达尔·白兰士提出的地理环境可能论（又译作“地理环境或然论”）的一种呼应。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相比，白兰士的可能论更强调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文化选择。一是地理环境提供“可能性”，而非“决定性”。自然环境不直接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它只提供了一系列客观存在的条件、限制与潜在的可能性。二是面对地理环境提供的各种可能性时，人类是积极的选择者与改造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三是“生活方式”决定发展路径。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下，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文化背景和历史积淀不同，会选择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化景观。四是环境是顾问，而非暴君。自然界设定了边界，但边界内人类拥有广阔的选择空间。

葛剑雄提到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一是同处北极圈，为什么维京人和因纽特人命运截然不同？因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维京人活动的北欧地区虽然纬度高，但是海上航道常年畅通。当本地不适合发展农业，渔业又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时候，维京人选择了更容易获取财富和维持生计的海上劫掠。维京人劫掠的足迹曾经遍及整个欧洲甚至远及北美，但是，他们最后放弃了靠劫掠过日子的生活，转而发展海上贸易和渔业，中世纪晚期就融入了欧洲主流社会。他们“转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人文条件变了：欧洲人武装变得更先进，劫掠的成本变得更加高昂，同时欧洲经济的兴起又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生计选项。

奥斯陆维京船博物馆陈列的奥塞贝格船（Oseberg ship）

因纽特人从亚洲北迁到北极圈内就被迫停留下来。他们附近没有常年不冰封航道，没有过往的商船可以劫掠，所以他们只能靠捕鱼、捕鲸和驯养驯鹿维持生计。他们的生活方式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变过，直到现代才融入主流社会。原因很简单，现代以前，可供他们选择的选项很少。

二是同样是山多地少，为什么偏偏是徽州产生了兴盛三百余年，影响大半个中国的商帮？徽州山多地少，完全靠农业难以维持快速增长的人口的生计，的确是徽州男人走出徽州，到全国乃至海外经商的重要自然地理条件。但是，中国山多地少、不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何止徽州？淮北土地贫瘠、水患不断，但是当地人选择了农闲时外出乞讨；湘西石多土少、山高水冷，但是当地人选择了农闲时拦路抢劫；浙江南部山多土少、耕地狭小，但是当地人选择了做小商小贩、建筑工人和手艺人谋生。

那为什么偏偏徽州人选择了经商呢？从徽商的发迹史可以看到，是徽州人抓住了历史机遇，给本地最有市场前途的商品，找到了最合适的销售渠道，挖到了第一桶金。简而言之，就是利用明朝前中期的盐政改革，拿到了盐引，垄断了淮盐销售权，从而累资巨万。以贩盐为起点，徽商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到利用本地资源开发出更多高附加值商品（比如宣纸、歙砚、徽墨），和利用廉价的水运贩卖建筑材料（比如木材、石材），及转卖丝绸、布匹、茶叶和日用百货。“无徽不成镇”的民谚足以说明明清时期徽商的活跃程度。

安徽宏村的传统民居与水塘

为何地同命不同？

既然是选择导致了“地同命不同”，又是什么左右着人们的选择呢？葛剑雄认为是“人文条件”。那人文条件具体是什么呢？葛剑雄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是从他的讲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重要的要素。

一是科技进步。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差无几，甚至更恶劣，刚建国时经济发展水平比周边国家发达不到哪里去，但是仅仅半个世纪后就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全球富裕指数大幅领先阿拉伯国家中比较富裕的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严重缺水的荒漠半荒漠被改造成了现代农场，生产的粮食基本能够自给，水果、蔬菜和农业技术还能够出口。

是什么让以色列突破自然地理环境劣势，成为发达国家的呢？科技进步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以色列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农业科研、节水技术、品种改良、农业推广作为解决自然资源约束重要手段的农业发展战略，突破了“先有好土地，再发展农业”的传统逻辑，立国之初就实现了农业出口，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成为农业出口强国，出口的不仅是农产品，还有农业技术。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球科技发展进入换挡期，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现代生物技术、新材料、激光应用等完成了从实验室研究向产业化转化的关键跨越。以色列抓住时机调整发展战略，从农业-轻工业经济向工业、科技和服务业经济转型。仅仅十年之后，现代科技产业便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上世纪九十年代，科技创新能力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以色列阿拉瓦地区恩雅哈夫（Ein Yahav）附近的温室农业

二是贸易发展。比维京人放弃海盗生涯“转行”做海上贸易更典型的案例，是新加坡逆袭的故事。新加坡是因为被马来西亚嫌弃而被迫独立的。它土地面积狭小，没有自然资源，甚至淡水都不够用。不仅马来西亚没有看出新加坡有什么发展前景，就连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都是含泪答应“分家”的。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全球贸易进入了二战结束后的第一轮大扩张期。新加坡抓住现代全球化第一轮黄金时代带来的机会，利用新加坡扼守印度洋和太平洋、欧洲与亚洲海上交通要冲，以及中东石油出口国与东亚石油进口国海上通道咽喉的地理位置优势，陆续发展起了转口贸易、石油冶炼、高技术制造业、金融服务产业。1987年，开始被世界银行列入高收入经济体。1997年，开始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入先进经济体。到202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马来西亚的六倍多。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世界贸易大发展，帮助新加坡突破了本地自然资源的约束，得以利用全球资源发展本国经济。

从肯特岗公园远望新加坡巴西班让集装箱码头

三是制度创新。人类历史上远不止一次大航海，而中国明朝早期的郑和下西洋，和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无疑是一对最具有比较价值的样本。根据现存的史料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最多时拥有两百多艘船，两万七千余人，最大的宝船长约一百三十八米，宽约五十六米，得到了皇帝以举国之力的支持，先后七次经东南亚进入印度洋，最后三次还到达了东非。相比之下，哥伦布1492年8月3日从西班牙帕洛斯港出发的时候只有三艘帆船，最大的旗舰约一百吨级，小的只有五十吨级，船员只有九十多人，武器和设备非常有限。

但是，郑和下西洋除了搜罗了一些海外的奇珍，和招来一些小国的朝贡（一种亏本严重的官方交易），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影响；而哥伦布的航行发现了美洲，获得了巨额财富，掀起了欧洲人新一轮海外探险的热潮，推动分散的世界逐渐连成一个整体，给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能，掀开了世界现代史的篇章。

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更雄厚的财力、更庞大的队伍加持的郑和船队，为什么只成了历史的匆匆过客，而装备、财力和人员远不及郑和船队的哥伦布船队，却能给资本主义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拉开世界现代史的序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十五世纪上半叶的郑和下西洋，是仍然处于兴盛时期的中国封建专制王朝对外宣扬国威、给皇帝挣面子的“国家工程”，经济利益、国家发展根本没有纳入它的考量范围；而哥伦布出发去他想象的印度时，西欧的资本主义已经拉开序幕，他被赋予的使命，是去海外寻找欧洲需要的财富，不仅是金银、香料，还有土地和市场。两者是不同制度的产物，历史价值自然会迥然不同。

事实上，科技发展、贸易扩大和制度创新，仍然只是扩大了人类选择的空间，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丰富了机会组合，一个国家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最直接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一次意外事件（比如一场战争、一场瘟疫、一场天灾），政治领袖的一个决策（比如华盛顿决定不当国王、凯末尔决定走世俗化道路），甚至是一场误会。历史的精彩之处，可能正在于此。

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