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了还在做笔录，假冒注册商标案的家属最容易在这一步做错

为什么人被关了一个多月，办案机关还在反复做笔录？签过字的笔录，为什么后来改不动？除了他自己的口供，还需要什么才能把数额定下来？人在里面被问得多了，为什么容易松口？家属在外面，哪些事该做、哪些事千万别做？实务疑问的逐项回应

家人因假冒注册商标被带走一个多月，办案机关仍在反复做笔录，这在侦查阶段属于常态，并不代表案件停滞，《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假冒注册商标罪）要问清的无非做了多少、知不知道。

家里人被带走一个多月了，很多家属心里都有一个想不通的地方：案子不是说在侦查吗，怎么每次问，都说还在做笔录？都这么久了，还在录？

这个事我给你们讲清楚，你们就不会那么慌了，因为对办案机关这边来说，录口供是所有侦查手段里最省力、也是最快的一条路。

为啥呢？

你想，犯罪是发生在前的，人是后面才抓到的。等抓到人的时候，再回头去找当时的人、当时的监控、当时的流水，很多东西已经没有了，找不回来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人一旦关到看守所里，就随时可以提出来问，今天问不完明天接着问，一遍没问清就问第二遍，所以口供这一块，是所有环节里最好突破的。

具体到假冒注册商标案件，侦查人员要从笔录里拿的东西相当集中，做的是哪几个牌子、货从什么地方进来、一共出了多少只，前几项多半能靠扣押清单、快递单据与微信聊天记录逐笔对应，其中只有数量这一问，除了当事人本人，没有第二个人说得清。

这也是笔录会一轮接一轮的原因，过几天再问一遍，看两次报的数字能否对上，对不上就问第三次，问到与扣押的实物、账本、快递单互相印证为止。

第二个原因，更现实一点。口供一旦签了字，后面就很难改了。

你想想那个画面，他在里面签了一份笔录，写着「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相符」，后面按了手印。过了半个月他觉得不对，想改口的话，那检察官会怎么看他？会觉得这个人认罪态度反复，到了法庭上，法官也会有同样的印象。所以很多人不是不想改，是不敢改。

在假冒注册商标案件里，真正麻烦的是笔录里随手给出去的价格与数量，一只卖 30 块、一共出了 2 万只，非法经营数额就是 60 万元，按照《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5号，以下简称《知产刑事解释》）第三条，已经归入情节特别严重的档位，法定刑升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数字一旦写定，再想说明只是估算，就要拿出东西支持，进货单、出货记录、平台成交记录、仓库盘点表，能把数字往下拉的都得是纸面材料。

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是定不了罪的。这话在法条上不能说错，但现实里往往不是这么走的。

因为一旦手里有一份他自己签了字的供述，其实再去找到一丝别的证据，这个案子就合上了。那份供述是他自己认下来的，白纸黑字，还按了手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案子看起来证据不多，最后还是走下去了。

在假冒注册商标案件里，那一丝别的证据通常不难找，扣押的实物、包装上印着的商标、微信里与下家的对话、快递单上的地址，任何一样能与笔录里的数量、时间互相证实，供述就不再是孤证。

真正决定档位的是数额怎么计算，《知产刑事解释》第二十八条把尚未销售部分的计价分成三步，先按查清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查不清的按侵权产品上的标价，两样都没有的，按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

他报的价格如果没有任何凭证支撑，办案机关未必采信，最后仍须按正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故价格报高报低，其实际影响都有限，关键在于能不能拿得出对应的单据。

半成品的数额同样要算进去，《知产刑事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已制作完成但尚未附着标识的产品，在有证据证明将用于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情况下，其价值计入非法经营数额，该条所用表述为「有证据证明」而非推定，控方须提出实际的证明，订单怎么写的、货发给谁、有无合法授权，都是辩方可以核对的地方，即便存货已被扣押，数额仍不足以径行认定。

我说句实在话，人被关在里面，第一次进这种地方，那种压力是很难形容的。问了一轮又一轮，话说得重一点、绕一点，人在那个状态下是很容易顺着往下说的，这个我见得比较多。真正能扛住的，没有几个。

假冒注册商标案件里，当事人在一开始并不觉得自己在犯罪，档口接单、厂里代工、按图样出货，都只当是接了一笔生意，等到办案人员把商标注册证与鉴定意见摆在桌上，才意识到事情有多大。

所以说很多时候，一个人最后是什么结果，真的就是多说了几句、少说了几句的差别。

那这个时候，家属能做什么呢？

第一件事，我们见过太多家属在这个阶段吃亏，所以别在外面到处打听他到底说了什么。你打听不到，而且你一着急，就容易被人利用，说认识里面的人、能帮你带话，这种钱花了是白花。

第二件事，尽快让律师进去会见。会见不是去给他送安慰的，是把他被问了几次、问了哪些事、他自己是怎么答的，一条一条对出来。哪一句是对自己不利的，得先弄清楚。

第三件事，也是最要紧的一件：后面每一次签字之前，让他把笔录从头到尾看一遍。跟他说的不一样，就要求改，改完再签。签了字的那一页，是他自己的话，不是别人的话。

假冒注册商标案件里，家属做错事的机会比别的案件更多。

这一个多月里，最常见的一件错事是跑去找上家，上家是谁、货从什么地方来，办案机关一定会查，该由律师通过会见与阅卷去核，家属自己找上门，很可能被理解成串供。

微信和转账记录却是另一回事，删不得，既可能不利也可能有利，删掉之后，不利的部分照样能从对方手机与银行调取，有利的部分却永远没有。

品牌方不要自己去找，取得权利人谅解确实是《知产刑事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从轻情节，但什么时候谈、由谁去谈、谈到什么程度，要由律师根据案件进度安排。

如果手里有空白授权书，或者有人提议事后补签，都不要拿去证明有授权，一旦被查出是补的，主观明知反而更容易认定，该解释第四条把「伪造、涂改授权文件」列为可以认定明知的情形之一。

我一直跟家属讲一句话：这个阶段，不说话不一定是坏事，说错了才是真麻烦。

假冒注册商标案件的侦查阶段，办案机关要钉住的是做了多少、知不知道，这两个回答一旦变成确定的数字与说法，后面再想松开，就要靠单据、记录与鉴定去证实。

以下问题按广州刑事律师陈桂雄办理此类案件的经验整理。

签了字的笔录还能不能改？能改，但要有东西支撑，凭空改口只会被记成态度反复，时机与方式听律师安排。

假冒注册商标罪是不是只要认了就没事？认罪认罚确是法定从宽情节，但数额与档位不因认罪而不算，该争的计价方式仍要争。

家属该不该自己去找品牌方？赔偿与谅解确是从轻的路，但谈的时机、价格、谈成后怎么计入案卷，都要律师把关。

广州刑事律师陈桂雄 2026 年 11 月 1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