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每年有大笔福利资金无人领取,这是因为穷人不缺钱,还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笔钱该怎么拿、能不能拿?在一个号称拥有完善社会安全网的国家,符合条件的人为什么常常被挡在门外?答案不在资格,而在这套福利系统本身。
在围绕福利与社会保障的争论中,有一个事实常被忽略:许多完全符合条件的人,很难真正领到福利;即便领到了,也很难一直保住。美国的社会安全网本来是为了接住陷入困境的人,但层层叠叠的手续、表格和要求,让一部分人从网眼中掉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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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往往不在于他们“够不够格”,而在于这套系统太难应对。
这与美国社会流行的一种印象并不相符。在不少富豪和中产人士的叙述里,正是他们缴纳的税款,让政府有钱去补贴穷人。
按照这种说法,穷人似乎是福利体系里拿得最多、最理所当然的一群人。现实却是另一回事:大量本该领到补助的低收入者,在申请流程的第一关就已经卡住,连自己能拿到什么都弄不清楚。
单亲妈妈摩根就是一个例子。她有资格领取食品券,可真要拿到手并不容易。
她说,你明明已经做完了所有该做的事,结果却发现,原本还应该去做另外一件事。这种“永远差一步”的感受,在申请者中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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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写在纸面上,却很少有人能一次弄明白,申请者只能在一次次补交和返工中摸索门路。
另一位申请者杰西卡的经历同样典型。她把材料交上去后,往往要过两三个月才收到回复,有时对方甚至根本没收到她提交的信息。
还有人提醒,必须盯紧每一封寄来的信件,漏看任何一封都可能带来麻烦。对于每天为生计奔波的人来说,光是追踪这些信件和进度,本身就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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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之所以难领,往往不在于大的制度门槛,而恰恰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
帕梅拉是《行政负担》一书的合著者,她在为非营利组织“为美国编程”(Code for America)工作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这些困难。她说,无论是申请进入这些项目,还是之后想继续留在项目里,都可能像做一份全职工作一样。
申请人可能要填写一份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的表格,问题让人看不懂,生怕自己答错。
这种困难的后果,是以数十亿美元计的福利无人领取。据帕梅拉介绍,由于这些障碍太难跨越,每年有大约800亿美元的福利资金被白白留在桌上,没有被符合条件的人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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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并不是政府舍不得给,而是因为申请过程太复杂,很多人不知道从何下手,或者在半路上就放弃了。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另一组数字。美国政府公开数据显示,每年最富有的美国家庭获得的政府补贴,比最贫穷的家庭多出40%。
2020年,有一项福利让穷人节省了1200万美元,却为中产家庭节省了4.32亿美元。一边是穷人拿不到本该属于自己的钱,一边是更有余力的家庭从各类政策中获益更多,这本身就说明了福利分配的失衡。
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财政上并非真的捉襟见肘。美国国税局的数据显示,每年未缴纳的税款超过1万亿美元,绝大部分源于跨国公司和富裕家庭的避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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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每年约800亿美元的福利被闲置在桌上,显得格外刺眼。真正流失的资金不在穷人身上,而在那些有能力规避税负的人手里。
回到具体的个人,困难往往来自最日常的冲突。摩根的工作让她无法参加维持WIC福利所必需的线下面谈。
WIC是美国面向妇女、婴儿和儿童的营养补充计划。她说,自己没办法按时赴约,因为很多预约都安排在她的上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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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她偏偏非常需要所有能得到的帮助,仅仅为了让孩子们吃饱饭。
摩根坦言,自己挣的钱不够照顾好所有孩子,也不够支付各种账单,这让她压力很大,一谈起来就忍不住难过。这里暴露出一个矛盾:福利要求申请人在工作时间亲自到场,而那些正在工作、收入却仍然不够养家的人,恰恰最难抽出这段时间。
规则本身,在无形中把最需要帮助的人推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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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的家庭来说,失去一笔补助意味着什么?对穷人而言,全部收入几乎都要用于购买食物、汽油、衣服等基本生活物资;而对富人来说,日常消费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可能只有1%甚至1‰,按比例计算,他们承担的销售税微乎其微。
也就是说,穷人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补助一旦中断,打乱的就是一家人的吃饭问题。
面对这些障碍,一些人开始尝试用技术降低门槛。美国的食品券通过一种被称为EBT的电子福利卡发放,过去用户想查询卡上余额,需要拨打免费客服电话;现在,科技公司Propel开发的手机应用让用户可以免费查看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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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创始人陈(Jimmy Chen)说,这就像人们查看普通银行卡余额一样,他们只是把同样的功能做到了EBT卡上。
这款应用目前每月为超过500万户家庭提供服务,而全美持有EBT卡的家庭约有2000万户。陈于2014年创办了Propel。
他说,像优步和爱彼迎这样的公司确实在解决问题,但解决的往往是相对富裕人群自己的问题。让他不安的是,如今低收入家庭同样拥有智能手机、经常上网,却很少有软件公司为他们的困境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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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l是一家营利性公司,但陈坚持认为,要建立可规模化、可持续的影响力,而不是做一个帮点小忙、过后就消失的一次性暑期项目,就必须有可规模化的商业模式作支撑。这一模式包括提供招聘信息、免手续费的借记卡,以及带有消费折扣的广告。
比如用户在沃尔玛购买食品,可以使用沃尔玛提供的优惠码获得折扣。
另一条路径,是直接改造政府的表格。帕梅拉拿出一份正在改进的表格,说它大约有16页。
第一页就写着“核实材料:您需要提供以下所有材料的复印件”,后面列着一长串要求,而这仅仅是第一页。她指出,申请人还没开始填写,就已经陷入了恐惧和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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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之所以“不知道自己能领”,正是因为被这样的第一页吓退了。
如何让表格变得友好?帕梅拉展示了团队为明尼苏达州重新设计的表格。
新表格可以在手机上方便地填写,设计中利用字体大小等方式把申请人的注意力引向关键区域,只呈现他们需要知道的信息,让人清楚哪些部分可以跳过、应该在哪里打勾。复杂的规则没有变,但传达规则的方式变得清楚多了。
效果十分明显。同一个福利项目,原来的申请表平均需要110分钟才能填完,重新设计后的表格平均只需12分钟,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阅读难度相当于小学三年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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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两个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省下的不只是时间,更是申请者的信心。这也证明,许多障碍并非无法避免,而是设计上的选择。
把这些放在一起看,福利体系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不对称:有余力的家庭从各类政策中获益更多,富裕阶层的避税让国家流失巨额税款;而真正依靠救助过日子的人,却要面对看不懂的表格、迟迟没有回音的材料和与工作冲突的面谈。
门槛之高,让“领补贴”本身变成了一种需要时间和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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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改进,目的都是减轻申请者的负担。正如一位申请者所说:“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低谷。不要让这个过程比现在更痛苦。”这句话道出了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心声。
他们并不是不愿意按规则办事,而是规则繁复到让人无所适从,连自己能得到什么都难以弄清。
美国穷人没有领到补贴,并不是因为不想领,而是因为看不懂、等不起、赶不上,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资格。每年约800亿美元无人领取,折射的是一套对穷人格外苛刻的系统。
从Propel的应用到明尼苏达州的新表格都说明,只要愿意把门槛降下来,这些符合资格的人就能拿到本来就该属于他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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