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书道”获联合国机构建议列入人类非遗名录，引关注！

11月5日，日本文化厅宣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估机构已建议将日本申报的“书道”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该建议预计将在11月30日至12月5日于中国厦门举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上得到正式确认。若获通过，这将是日本继2024年“传统酿酒工艺”之后的第24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日本“书道”与中国“书法”

消息公布后，部分中文舆论对“书法归属”表达了关切。但两个基本事实可以澄清这一疑虑。其一，中国书法已于2009年9月30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比日本此次申报早十七年。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定规则不具备排他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不要求一个文化元素只能由起源国申报；只要该文化形式在申报国活态传承并构成当地社区认同的一部分，该国即可单独申报。韩国“越冬泡菜”与朝鲜“泡菜”、法国长棍面包与意大利披萨各自列入名录，均为这一规则的先例。

日本此次申报的“书道”，其核心特征在于不仅使用汉字，还使用日本独有的假名（平假名与片假名），并将书法融入书信、贺年卡、冠婚葬祭记名以及茶道、能乐等本土生活与审美实践之中。日本文化厅在申报材料中着重强调的正是这一本土化维度：假名书写体系构成了书道区别于中国书法的独立支流，其审美侧重也从法度与功力转向精神性与个性表达。换言之，日本申报的是在汉字书法基础上经本土演化后形成的独立活态实践，而非对“书法”这一整体概念的排他性声索。

一场“文化抢救”

相较于“归属”之争，日本国内书道传承所面临的结构性萎缩，是更值得关注的现实。日本文化厅的一份调查报告以“显著衰退”来描述书道人口的现状：习字教室的规模已萎缩至二十年前峰值的十分之一（部分团体数据）；成年社中成员及公募展出品数量较峰值下降一个数量级；书家与习字指导者作为职业的人口持续减少，支撑公开展览的群体已以高龄专职主妇为主。相关产业随之收缩——纸、墨、笔的需求下降，加之中国产纸张价格上涨，进一步加重了经济负担并压缩了整体市场。

学校教育层面的收缩同样明显。高中艺术科目的必修学分已从3学分减至2学分，书道课时相应压缩；课时不足的高中，书道教员被改为非常勤讲师，或被迫兼任国语、信息等其他科目。在少子化与数字化双重压力下，年轻一代提笔书写的能力出现滑坡，文房四宝等传统手工艺产业亦惨淡经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申遗被日本书道界与政府部门视为一项以国际认可倒逼国内传承的策略。上述文化厅报告在梳理应对路径时明确指出，当前的两大方向之一，即是“强化日本文化在海外获得高度评价的定位——为此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登录运动”。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在评价此次建议时亦表示，“正是在生成式AI等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培养感性和表现力的‘书道’变得越来越重要”。

法道同源：从“唐样”到“和样”

要真正理解此次申遗背后的文化脉络，必须回到中日书法“同源”的历史起点，并顺流而下，看清两者在千年岁月中是如何“花开两枝”的。日本书道的文化底色本身并无争议：早在飞鸟、奈良时代，随着佛教与汉字的东传，中国的书写艺术便深刻塑造了日本的文字形态。日本“书圣”空海，当年正是作为遣唐使在唐朝研习书法，将王羲之、颜真卿等名家的笔法带回东瀛。日本各大博物馆至今仍以王羲之摹本与颜真卿真迹为至宝。可以说，日本书道的根基，毫无疑问深植于中国书法的沃土之中。

然而，文化的流变往往在吸收之后走向本土的重构。平安时代中后期，随着日本“国风文化”的兴起，汉字草书在实用书写中被不断简化、连绵，最终脱胎出日本独有的假名（平假名与片假名）。这一文字层面的创举，直接催生了书法审美的历史性分野。中国书法自魏晋以降，始终强调“法度”与“功力”，讲究用笔的提按顿挫与结体的中正平和，文人书法更追求一种庙堂气与书卷气；而假名书法打破了汉字方块结构的严密法度，赋予了线条更强烈的流动性、连绵感与抒情性。

从纪贯之等人的和歌卷轴，到小野道风、藤原行成确立的“和样”书风，日本书道逐渐脱离了纯粹的“唐样”模仿，形成了一种与本土文学（和歌）、生活仪轨（茶道、花道）深度融合的独立审美。日本文化厅在申报材料中着重强调的正是这一本土化维度：书道不仅是写字，更是通过笔墨与纸张的接触，进行精神修行的过程。这种从法度向精神性、从功利向个性表达的侧重，使得日本书道成为了一种“独立活态实践”，而非对中国书法概念的排他性声索。

在这一源流清晰的前提下，申遗所折射出的，其实是一个更加现实且略显沉重的文化命题。一方面，中国书法早已于2009年列入名录，依托庞大的国民基础和系统的教育体系，其传承有着深厚的制度支撑；而另一方面，日本书道正面临深刻的存续危机——少子化导致生源枯竭，数字化导致书写场景退化。

面对这种衰退，申遗被日本视作借助国际非遗框架为其国内存续争取制度性资源的一场“抢救”。相较于争论“书法属于谁”，这一困境本身，其实也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在现代化进程中共同面对的课题：在键盘、触屏与生成式AI的时代，当“提笔忘字”成为跨国界的普遍现象，当实用的书写场景被无情压缩，如何让毛笔与墨迹继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找到落脚之处？ 中日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面临的并非一场零和的归属之争，而是同一场关于文化韧性、教育传承与时代适应性的长远博弈。非遗名录带来的，不应是排他性的文化壁垒，而应是对这种同源异流的文化生态的互相尊重，以及共同应对技术与时代挑战的智慧。

本期策划：七维

整理编辑：大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