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联沉疴需猛药，随着穆里尼奥重新找回状态，孔蒂该来英超曼联了

曼联沉疴需猛药，随着穆里尼奥重新找回状态，孔蒂该来英超曼联了！

当曼联在英超积分榜上跌入降级区，老特拉福德的看台上弥漫的已不仅仅是失望，而是一种近乎麻木的回天无力。此时此刻，关于安东尼奥•孔蒂的名字再次与曼联帅位联系在一起，绝非偶然。这支球队缺的从来不是战术板上的线条，而是有人掀翻更衣室里那张“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温床。

曼联当下的困境，数据已无需赘述。十轮八分，排名第十八，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狂丢四球仅靠补时勉强扳平。卡里克作为临时主帅的救火，延续了索尔斯克亚时期遗留的某种温和气质。这种气质在顺境时被美化为“曼联DNA”，在逆境中则暴露出其致命软肋：缺乏对平庸的零容忍。当球员在场上散步回防、在落后时互不指责、在赛后采访中重复着“我们配得上更多”的陈词滥调时，教练席上若无人摔水瓶、无人公开点名、无人让更衣室的空气凝固三秒，这支球队便永远在舒适区里慢性死亡。

孔蒂恰恰是那个会让空气凝固的人。阿什利•扬在播客中回忆国米岁月时描述过一个细节：孔蒂会故意推迟训练时间，让球员干等，只为试探谁敢站出来提意见，随后将那些“老将”逐一清理。输球后的录像复盘一开就是三个半小时，球员昏昏欲睡，他照拍暂停键不误。这种近乎偏执的高压手段，在别处或许是缺点，在眼下的曼联却是刚需。红魔阵中不缺拿着高薪却将“跑动”视为可选项目的球员，缺的是一个敢把他们按在替补席上、敢在媒体面前说“有些人不够努力”的主教练。布冯对孔蒂的评价一针见血：“他有狼性”。

有趣的是，穆里尼奥近期在皇马重拾状态，联赛高歌猛进，赛后发布会依旧锋芒毕露。这恰恰印证了一个道理：有脾气的主教练从来不会过时，过时的只是那些把“管理”理解为“讨好”的人。索肖与卡里克式的温良恭俭让，在更衣室政治中换来的往往不是尊重，而是得寸进尺。曼联球员此前明确反对索尔斯克亚回归，却接受了卡里克，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他们选择了一个让自己舒服的人，而非一个让自己害怕的人。

若要为这种“温和之弊”找一个历史的注脚，苏轼那句“鏖糟陂里叔孙通”堪称绝妙。元祐元年，司马光去世，程颐以《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为由，阻拦刚参加完吉礼的百官前往吊唁。苏轼当场反唇相讥：孔子只说哭则不歌，没说歌则不哭。随后甩出一句“鏖糟陂里叔孙通”，讽刺程颐是烂泥坑里爬出来的冒牌礼法专家，满朝文武哄堂大笑。程颐错在哪里？错在把僵化的条文凌驾于真实的人情之上，错在用一套看似正确却毫无生气的规矩，扼杀了常识与活力。如今曼联的“你好我好”文化，何尝不是另一种“鏖糟陂里叔孙通”？它制定了一套虚伪的体面规则：输球不指责，失误不追究，教练与球员互相吹捧，仿佛只要笑容足够真诚，积分榜就会自动改写。

孔蒂的脾气，正是对这种虚伪体面的釜底抽薪。他未必能在曼联待满三年，他的欧战履历也并非无懈可击，但当下的曼联需要的不是一位长期规划师，而是一个先把烂摊子掀翻的人。先让球员跑起来，先让更衣室安静下来，先让输球后的空气冷下来。至于三年之后的事，等活过这个冬天再说。

据英媒报道，孔蒂已进入曼联新帅候选的四人名单，且对执教昔日豪门持开放态度。老特拉福德的管理层应当明白：当一支球队连降级区都能安之若素时，温言软语已是一种渎职。是时候请一位有脾气的人了。

活在当下，已经是曼联最基本的诉求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想贤妻。慌不择路，饥不择食，贫不择妻。

最近流行一个网络段子，小伙子手捧一大把鲜花向小姑娘跪求表白，手里还拿着一个临时借来的小喇叭，就是楼管大爷大妈拿着喊话的那个，为了让更多宿舍楼的亲戚朋友都听到自己的表白声音，都来帮助自己喊话“在一起”以形成对小姑娘的压力。

结果小喇叭一开，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我爱你”这三个字，小喇叭里传来事先就录好的吆喝声“收破烂喽！”

哈哈哈，这个段子太整蛊了。

当然比起苏轼嘲讽程颐程颢兄弟的段子来说，这个小喇叭广播都不当事儿了。

元祐元年（1086），苏轼在汴京为官时，在同僚中也以喜欢开玩笑著称，还因此得罪过人。当时他与程颐同朝为官，程颐个性端庄持重，言行每以“古礼”交结同僚，显得颇为古板，与苏轼的脾气秉性、行事风格都不相投。苏轼认为他是不近人情的老古板，偶尔会出言调侃。时任御史的朱光庭是程颐的弟子。一日，苏轼见他肃立于朝堂之上，一脸严肃地监督朝臣遵行各种礼仪细节，觉得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有点好笑，私下与其他官员耳语道：“什么时候能打破这个‘敬’字啊。”程颐的学说主张“诚”“敬”，事事要符合礼仪，而苏轼举止率意，不喜欢板着面孔，可他这样轻易开口评论别的官员，流言蜚语渐渐多了起来。

九月六日，两省大臣随皇帝参加完明堂典礼后，相约一起去吊祭已故宰相司马光。自认为熟悉丧礼的程颐引用《论语》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的说法，认为庆典、吊唁不能在同日进行，劝阻各位同僚不要去司马光家吊祭。有人反驳说，明堂庆典是吉礼，并非娱乐表演，二者性质不同，孔子说哭则不歌，但是并没有说歌则不哭。于是众人仍去吊祭。程颐又跑去告诫司马光的家人不能开门接受吊祭。苏轼觉得程氏泥古不化，随口开玩笑道：“伊川（程颐号伊川先生）可谓是鏖糟陂里叔孙通！”

　　鏖糟陂是汴梁城西南十五里一处肮脏杂乱的地方，许多穷困的乡民居住在此，苏轼在黄州时还曾自命“鏖糟陂里陶靖节”。他这样说是讽刺程颐像穷乡僻壤的长老、学究，习惯把各种鄙俗讲究都安上古代圣贤的名义，用来约束众人。此言一出，众人哄堂大笑，程颐听闻后自然心中气恼。当然，也有人觉得苏轼言语轻浮，司马光刚刚去世就说笑话，着实不太得体。

　　这句玩笑话不仅得罪了程颐，也引来程颐亲友、弟子的不满。在相国寺上香祭祀后，众官员回到衙门一同用饭，程颐让主管餐食的官吏上素馔，苏轼诘问他：“正叔你不信佛，为什么食素？”程颐回答说：“按照礼节，居丧期间不能饮酒食肉，现在还是国丧后，所以如此。”但苏轼觉得没有必要如此，笑着说：“为刘氏者左袒。”表明自己不会和程颐一样的立场，便和黄庭坚等亲近的官员吃起肉来。从此程颐和弟子朱光庭等人更加敌视苏轼。此后数年，苏轼经常受到朱光庭等言官的抨击，令他不堪其扰，只得自请到地方为官。

　　给事中顾临因身形肥胖，素有“顾屠”（顾屠夫）的外号。某个夏日天气太热，顾临趴在书案上小睡，苏轼看到后就写了“顾屠肉案”几个字放在他身边。过了一会儿，顾临醒来，几个同僚都看着他大笑，苏轼还掏出三十文钱叫嚷着要买肉。此类玩笑之事虽小，但受到嘲讽的人内心可能别有体会，一些人对苏轼这样的做法恐怕也有微词。不久，顾临被外派为河北都转运使，苏轼和几名同僚都认为他适合在朝中为官，上书建议朝廷改派他人，但并未获得允准。顾临离京前，同僚都写了赠别诗，苏轼的《送顾子敦奉使河朔》却通篇都在强调顾临体胖，以“磨刀向猪羊”突出其屠夫气概，难免引起对方的恼怒。苏轼大概从其他朋友那里听说了顾临的抱怨，又写了一首诗解释说“前言戏之耳”。这些有失分寸的玩笑话的确容易招来非议，给自己制造麻烦。

　　苏轼晚年被贬至惠州、儋州等荒僻处，有趣的人物不多，但他仍不时流露出诙谐本色。在儋州北上途中，他在半路上遇到同遭贬谪的旧党官员刘安世。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弟子，当年在朝中为官时性情严谨，坐立讲究姿势端正，连写字都拒绝写草书，与喜欢说笑话、洒脱率性的苏轼举止大相径庭，所以两人当年同朝为官时并不亲近。但此时，同为旧党的两人都经历了多年贬谪，他乡相见分外亲切。

　　此时苏轼鬓角的头发都掉光了，精力不济，说一会儿话便眼皮打架，而刘安世却身体强健、精神矍铄，苏轼称赞他是“铁石人”。刘安世则说苏轼已经没有往日的“浮华豪习”，不再是昔日的苏子瞻了。同路而行，两人常常闲谈，排解旅途的寂寞。刘安世受到僧人影响，喜欢谈禅，和苏轼谈得十分投机，可他不喜欢登山游览，这一点却让苏轼感到乏味。一日，苏轼说前面一座山上有个玉版和尚善于说法，约刘安世一起去拜访，刘安世这才打起精神。等走到廉泉寺，两人腹中饥饿，便一起挖新笋烧着吃。刘安世觉得这里的竹笋味道上佳，便问苏轼这是什么笋。苏轼说：“这就是玉版啊，此老师善说法，能令人得到禅悦之味。” 刘安世这才明白苏轼捉弄自己的把戏，哈哈大笑起来。

　　这便是苏轼。他头脑机敏、博学多闻，且天性外向，好议论，好交朋友，不仅爱说笑话，而且开玩笑时总是一语中的、妙语连珠。他自谓“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与谁都爱攀谈，很多话说得口无遮拦。他当然知道，爱说笑的秉性在官场上容易引来麻烦，但还是忍不住——这是他天性中的一部分。如果他完全忍住了，也就不会是我们喜爱的那个洒脱磊落、生动鲜活的苏东坡。

描述一个人成熟了，往往都是用很多形容词，在最普通的老百姓来看，尿床和童言无忌是不成熟，能憋得住尿，还能憋得住嘴，才是成熟。

曼联，需要一个憋不住嘴的主教练来整治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