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约翰·哈里森深度访谈：从科幻小说家到最高龄布克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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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的科幻小说家麦·约翰·哈里森（M John Harrison）正创作着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出色的作品。他谈到了如何找到自己的声音、外星智慧，以及伊恩·班克斯（Iain Banks）曾经给他的那条至今仍在激励他的建议。

三年前，在伦敦金融城边缘一家油腻腻的简餐馆里，麦·约翰·哈里森——朋友们都叫他迈克（Mike）——向我谈起了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他没有介绍小说的情节或人物，而是纯粹从作家的角度谈论这本书给自己带来的挑战。他说，这一次，他想尽可能地把事情推向极限。

如今，这本书终于即将出版。它名为《一切的终结》（The End of Everything），是哈里森的第13部长篇小说。

小说描绘了一个正在分崩离析的英国。在那里，一种名为iGhetti的生命形态统治着整个国家，甚至可能统治着全世界。它们体型庞大，拥有极其强大的力量，形态诡异，看起来就像一场粉末状的爆炸被放慢了速度。

但真的是这样吗？

小说拒绝透露超出人物认知范围的信息，而书中人物本身所知道的事情也少得可怜。正因如此，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在讲述一场外星入侵，不如说是在描绘一种外星式的逃避与隐匿。

没有人知道iGhetti究竟来自哪里。也许来自星光界（astral plane），也许来自“互联网之外”。

它们的目的同样晦暗不明。残存的人类当局将它们视为敌对势力，派出一波又一波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发动攻击，但这些军事行动几乎毫无效果。

然而，这些外来者的行为也完全可能不是殖民入侵，而是在进行某种“精神旅游与绅士化改造”（spiritual tourism and gentrification）。

“如果我们真的遇见一个外星人，”哈里森坐在伦敦西南部巴恩斯区（Barnes）一家河畔酒吧阳光明媚的露台上说道。他曾经住在那里，“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它们在‘想’什么，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要做某件事，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认为自己正在做某件事。”

他说，科幻小说经常只是象征性地表达这种观念，却“从来没有真正把这种感受传递给读者”。

哈里森今年80岁，身材瘦削，行动敏捷，满脸长须和长发已经白得发亮。他的皮肤呈现出一种类似坚果的深褐色——这在作家群体中并不常见，仿佛他一生中有相当长的时间都在户外度过。

从照片上看，他的面部轮廓显得冷峻而严肃，但现实中的他却常常开怀大笑。他谈起自己如何迎接这部新小说所提出的挑战时，语气中那种跃跃欲试的热情，也充分说明了他有多么享受眼下的创作生活。

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

1998年，也就是哈里森出版以有毒废料为主题的阴郁反乌托邦小说《生命迹象》（Signs of Life）一年之后，作家伊恩·班克斯带他到苏豪区（Soho）喝了一整晚的酒，目的是说服他重新回到自己职业生涯起点所在的、更加纯粹的科幻领域。

“我一直记得伊恩对我说过的话。”哈里森承认，“他说，我在作品中没有足够的乐趣。这句话伤到我了。”

第二天，他便开始为《光》（Light）撰写笔记。这是他的《凯法胡奇轨迹三部曲》（Kefahuchi Tract trilogy）的第一部。

这并不是班克斯建议他创作的太空歌剧，而是一部对太空歌剧进行戏仿的作品。因为哈里森的事情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

“完全没有一件事是简单的。”他愉快地表示赞同。

哈里森1945年出生于沃里克郡的拉格比。他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好。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在哈里森13岁时去世。

他经常逃学，每天都会抽出一部分时间待在当地的图书馆里。

“那个年代的图书馆有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书上没有那么多护封。”他告诉我。

“我会随手拿起一本书，读上前两页，然后心想：‘哇，这也太奇怪了。’结果发现那是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作品，于是它就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反小说（anti-novel）的门。

“有时候拿到的是巴拉德（J. G. Ballard）的书，有时候又是另一本科幻小说。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遇见什么。”

20世纪50年代，哈里森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就开始尝试写作。

当时，奇幻文学和科幻文学拥有大量月刊杂志作为发表平台。1966年，其中一本杂志接受了他的一篇小说。

此后，他搬到了伦敦，开始没日没夜地沉迷于写作。

他结识了迈克尔·穆尔科克（Michael Moorcock）。当时，穆尔科克正担任《新世界》（New Worlds）杂志的编辑，哈里森也因此成为该杂志的固定撰稿人。

“我必须进入《新世界》。”他说，“因为当时巴拉德发表短篇小说的主要平台就是这本杂志。

“那正是我对巴拉德最感兴趣的时期。我把他看作超现实主义者与意象主义者的结合体，尤其是在短篇小说这种形式中。我想成为那样的作家。我真的非常想成为那样的人。”

哈里森曾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一切的终结》是一部如果放在1967年前后的《新世界》杂志上，很可能会以连载形式发表的作品。

不过，我对此并不完全确定：当年的杂志编辑是否真的会接受它？

“我觉得，即使是他们，也可能觉得这部作品有些过头了。”他赞同道。

“我希望它带有一种小说的气质：假如当年我拥有足够的技巧、能力或者天赋，我就会向杂志投稿这样一本书。

“它表面上看起来像科幻小说，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作品会变得越来越有深度。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所崇拜的那些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而现在，60年过去了，我也终于做到了。”

他说这番话时笑了起来。

但事实上，哈里森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抵达这样一个阶段：他既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也能够坦然接受外界对作品的评价。

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努力挣脱科幻和奇幻文学的类型规范，并试图通过《半人马座装置》（The Centauri Device）——一本他如今并不怎么看得起的小说——以及《维里科纽姆》（Viriconium）系列作品，来颠覆这些既定规则。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他决定写一篇短篇小说之后。

这一次，他不允许自己提前规划情节，也不允许自己做任何笔记。

这篇小说就是《新光芒》（The New Rays）。“它是写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也是关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

哈里森十分欣赏曼斯菲尔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所进行的碎片化叙事探索。《荒原》对他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他始终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真正采用这种创作方式。

“我掌握的那些技巧，几乎全都与我需要的东西完全相反。它们是类型小说的技巧：构建一个叙事，写出故事大纲，按照大纲写作，把因果关系解释清楚，然后沿着这些因果关系继续推进。

“但这些方法没有一种是可行的。”

1982年，《新光芒》出版时，哈里森已经离开伦敦，搬到了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郊外一处“偏僻荒凉的地方”，在那里，他开始全身心投入自己对攀岩运动的痴迷。

接下来的20年，是他人生中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

在此期间，他出版了《攀登者》（Climbers，1989）、《心之历程》（The Course of the Heart，1992）以及《生命迹象》（Signs of Life，1997）等小说。

“我让写作接管了我的生活。”如今，他这样回忆当时的状态。

“结果就是，我创作了几篇短篇小说和三部长篇小说。它们对于观察有着真正的深度与密度，也拥有一种深沉而浓密的本土气息。”

对于《攀登者》而言，这样的评价甚至显得有些轻描淡写。

它不仅是哈里森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过去50年间顶尖的英语小说之一。

小说描写了一群攀岩成瘾者在峰区国家公园（Peak District）活动的生活。这些男女主人公与哈里森笔下的许多人物一样，都与他们所处的更广阔世界格格不入。

尽管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acfarlane）和奥利维娅·莱恩（Olivia Laing）等作家曾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赞誉，但它至今仍然鲜为人知，实在令人遗憾。

我们离开一家酒吧，穿过巴恩斯安静的街道，前往另一家酒吧。途中，哈里森回忆起一个瞬间：正是那个瞬间，让他意识到自己终于可以写出《攀登者》这样的作品。

有一天日落时分，他离开谢菲尔德郊外的一处采石场。

“我注意到，从我所在的角度看，太阳与采石场那参差不齐的顶部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那些阴影看起来就像一本书被折起的书页。

“我停下来，在笔记本上潦草地记下了这个画面。

“突然之间，我想到：我可以写这个。我就是那个能够写这个的人。

“这真的非常奇妙。

“此前，是什么阻止我写关于自身经历的小说，甚至阻止我写非虚构作品？是因为我根本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写这些东西。我不觉得自己拥有这样的权威性。

“但那一刻，我把那句话写下来，看着它，然后想：‘是的，我能做到。’

“那种感觉太不可思议了。”

几十年过去了，他谈起那个约克郡采石场里的瞬间，声音中仍然带着当年的惊讶。

“你一生都在寻找这样的时刻。”

此后，哈里森开始创作那些自己真正相信的作品。他曾经“下定决心，彻底停止为自己不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而道歉”。

然而，他与自己的创造力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微妙而不安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那感觉就像是发现了自己内心另一个不同的声音。”他解释道。

“而且，那个声音比我更好。

“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

他说着压低了声音，仿佛担心自己内心的另一个存在会听见我们的谈话。

“他知道的比我多，比我成熟，是比我更好的作家，而且他对我怀有相当强烈的蔑视。

“但偶尔，他会看着某个东西，觉得：嗯，这还不错。然后他就会介入，接管一切，创作出《攀登者》这样的作品。”

哈里森说，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冒牌货。

“我们有两个人，其中一个知道，真正的我究竟是谁。而那个人不是我。”

说完，他终于笑了起来，驱散了那种诡异的感觉。

刚才的谈话仿佛让人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哈里森自己的小说世界：可怕的事情往往就发生在最平凡的环境中——一家必胜客、一间沉闷乏味的地方小镇法庭，或者午餐高峰过去之后，巴恩斯区的一家普通酒吧。

后来，哈里森意识到自己已经太老，不适合继续攀岩，于是搬回了伦敦。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攀岩圈子里的一些人似乎对他作品中那种清晰而直接的描绘感到不满。

2012年，在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的一场出版业派对上，他突然感到一阵难以遏制的愤怒。

“我走到外面，”他说，“雨下得特别大。我突然回想起1968年：同一条街，同样的雨，同样的失败感，同样觉得自己始终无法与出版行业合拍。”

他记得自己当时想：

“我在伦敦浪费了30年生命，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学会了这么多东西，掌握了这么多能力，可这一切依然没有得到认可。”

他当时想到的解决办法是：

“那就搬到外省去，变得更加不妥协。”

于是，他和伴侣凯斯·菲利普斯（Cath Phillips）搬到了什罗普郡（Shropshire）。菲利普斯是一名编辑，也是一位作家。

在那里，哈里森开始创作《沉没之地开始再次升起》（The Sunken Land Begins to Rise Again）。

这部小说于2020年获得戈德史密斯文学奖（Goldsmiths Prize）。

当时的评审团主席弗朗西丝·威尔逊（Frances Wilson）——我也是评审团成员之一——称它为“一部文学杰作”。

哈里森至今仍然记得那次颁奖典礼。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颁奖活动是在网上举行的。

“我感到如释重负。我喝了一两杯酒，然后就睡着了。

“这是我大约40年来第一次真正放松下来。

“我当时想：‘我终于拿到了一个真正的文学奖。我现在可以安心睡觉了。’”

大多数作家到了七八十岁仍然坚持出版作品时，其创作质量往往会有所下降。

但哈里森却是个例外。

凭借《沉没之地开始再次升起》《一切的终结》，以及他的“反回忆录”（anti-memoir）《但愿我在这里》（Wish I Was Here），哈里森创作出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出色的一批作品。

攀岩之所以成为他如此理想的创作题材，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受到问题驱动的人。

而在攀岩者眼中，一面岩壁就是由一系列问题构成的。

《 一切的终结 》带给哈里森的挑战——也就是2023年他在那家简餐馆里向我谈起的那个问题——在于：如何在尽可能省略信息的同时，依然探索这样一个主题：“人类正在使用已经破碎的认识论，试图理解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

他解释道：“现实中的谜团，比如量子力学所揭示的那些谜团，如今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神秘之处了。

“真正的谜团是：我们见鬼的究竟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又是运用了怎样的认识论，才完成了这场对世界的破坏？”

如何在不牺牲可读性的前提下，传递一种困惑与茫然的感觉，是哈里森反复面对的创作难题。

他说，自己已经为此奋斗了“ 三四十年 ”。

“解释的时候，你必须格外小心。”他说这话时，语气中几乎带着痛苦。

“如果你给读者提供了太多帮助，就会失去那种无法解释的感觉。

“你必须彻底投入其中。”

《一切的终结》正是这种创作承诺的产物。

这部小说之所以令人兴奋，恰恰不是因为它克服了那种对读者轻易透露信息的抗拒，而是它对拥抱了这种抗拒。

小说的想象力令人目眩神迷。

哈里森不仅创造了一个外星入侵之后的世界：那里有半废弃的海滨小镇、坠毁的客机，以及被改造成其他用途的塑料温室大棚。

他还在极其细微的场景中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这些瞬间令人忍不住想要反复阅读，有时是为了理解其中的含义，有时则只是为了重新体验它们所具有的奇异力量。

比如，iGhetti到来之后，天空中显现出的“崭新星辰构成的洁净拱弧”；又比如，小说人物从海洋中搜寻打捞的“丰饶如浪潮般涌动的物体”——那些外星文明留下的残骸。

与此同时，这部作品也是对将近30年前那场苏豪区深夜谈话的延续。

“我当时想：好吧，伊恩，你看着吧。”哈里森说道。

“我现在正在享受创作的乐趣，但与此同时，我也要彻底投入其中。这将是一部毫不妥协的作品。”

如果《一切的终结》这个书名听起来带有某种不祥的终结意味，我们倒也不必过度解读。

“我手头还有两三篇短篇小说……”说到这里，哈里森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兴奋，“它们现在正变得异常棘手，怎么也不肯轻易屈服。”

那么，接下来又要迎接新的挑战了吗？

他笑了起来。

“是啊，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我现在还能尝试去完成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呢？”

原标题： M John Harrison: ‘If we met a real alien we’d have no clue what they thought’

作者： Chris Power

编译：阿洛

校对：青青

来源：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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