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讷|“去中国化”和“再殖民化”：战后部分亚洲国家的立国轨迹步日本后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吴启讷】

今年中国大陆有两部电影，在海内外引发了巨大的热潮。一部是《给阿嬷的情书》，另一部是《欢迎来龙餐馆》，其中有不少角度超出了电影文化本身，值得展开讨论。

这两部电影都没在台湾地区正式上映，《给阿嬷的情书》只在桃园电影节有过两场特别展映。由于《给阿嬷的情书》一度点燃了大陆网民与新加坡、包括岛内网民的口水战，本文就先从这里说起。

当地时间6月18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在马来西亚公映。图为观众在主题展示处拍照留念。中新社记者 刘育英 摄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受到新加坡舆论的质疑，指其为“统战工具”。新加坡舆论的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就是新加坡这类国家立国的政治目标与文化目标的呈现。

《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有关情感的作品，它并没有真正诉诸政治、也没有涉及阶级与国族议题，它所讲的就是一个被空间分隔的亲情记忆。它之所以感动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是近代中国人民面对殖民所带来的社会失序、经济贫困所产生的大流散（Diaspora）状况下的生离死别的情感。电影之所以感动华语观众，首先在于它契合了华语观众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乡亲关系的价值观和善恶观。

在这背后，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侨乡，当地数量可观的人都有过类似经验，就是亲人之间以别离换取有限的生存空间，中间有无数故事令人流泪。这种情感的背景，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故乡的怀念。这种怀念背后隐藏的，是中国人累积数千年的情感取向与价值取向，就是不管到世界任何地区，永远将家当作自己心灵的归宿。

在传统中国“家国共构”的文化体系和政治体系之内，对家的怀念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变为对故乡“唐山”的怀念。近代中国转型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之后，这种情感就成为海外华人中国情怀、中华民族情怀的一部分。

当然，正由于中国是由传统国家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新形成的民族情感，自然无可避免地传承了传统中国价值当中的情感体系和价值体系。这种情感体系的出发点在于家庭，而放大之后的空间架构，是由“天、地、君、亲、师”所构成的，所以近代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就是由“天、地、君、亲、师”转型而来，这与中国长期存在的历史记忆、社会结构具备有机联系，而它的转译也是顺理成章的。与此相关，中国的儒家思想体系、道家思想体系和从印度引进的佛教，也都转型到为中国的家庭价值体系和国家价值体系服务的方向。

然而，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主导世界秩序开始，就给世界带来了一套西方的文化体系、价值体系乃至于政治体系，在以基督教新教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中，家庭不是社会的最小分子，每个人都可以向上帝直接负责，这种精神对形成新教资本主义有关键影响，但同时也松弛了基督教到来之前传统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的纽带。

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加持之下，传统人际关系进一步金钱化，成为可以金钱度量的新一套价值体系。这套新价值体系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影响到二十世纪的世界各个角落。二十世纪爆发的两场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固然具有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的一面，但这一面向基本集中在亚洲，尤其是以中国人民为代表的反帝反殖民斗争当中。除此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更重要的背景，就是西方殖民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重新分配，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就的文化结果之一，就是西方价值进一步成为所谓的“普世价值”“普世体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些表面上驱逐老殖民者所形成的新民族国家，基本上都建立在新殖民者──也就是美国和美国所代表的新教价值体系基础之上。这个价值体系，在政治面向就是塑造形式上“一民族、一国家”的国际政治秩序，当然，这些民族国家在背后依然要服从由美国和西欧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在文化层面上，也奉行所谓美国西欧式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以及由此建立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选举政治体系，这种体系进一步巩固所谓“一民族、一国家”的国家形态。

在这些以“一民族、一国家”为目标的新型民族国家当中，新兴的政治势力事实上代表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以及以西方为主的政治利益，他们要做的，除了在政治上切断与传统政治的关系之外，也更倾向于切断与传统文化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在传统政治上，东亚的国际政治秩序曾是由中国主导的天下秩序，在这种天下秩序当中，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序、但实质上的平等。如前所述，组成这种秩序的社会基础，正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秩序和传统人际关系。而西方殖民者所带来的国际政治秩序，表面上具有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事实上都由少数强权完全主导；人际关系中的核心价值，事实上则被人与人之间的金钱、权力关系所制约，这两点就构成了战后新兴民族国家立国的基础，而新加坡正是建立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立国动机之上。

我们今天听到有新加坡“第二国歌”之称的《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这是新加坡立国精神的象征。为了巩固新成立的新加坡民族国家，新加坡领导人长期推行“去中国化”政策，就是要把新加坡从由中国所主导的传统亚洲政治秩序中切割出来，同时它也必须将新加坡的主要组成成员──也就是华人──的传统价值排除在新加坡的文化价值、道德价值、立国精神之外，所以新加坡建国后，花费很大精力建立新的新加坡单一民族认同、及新加坡社会价值。

1970年代新加坡唐人街部分区域俯视图

事实上，东亚国家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就由日本率先推动“去中国化”政策，而日本推行这一政策的动机和轨迹，与我们所讲到的新加坡例子，具有相同的历史逻辑。后来亚洲新兴的民族国家，事实上都踵继了日本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轨迹。而新加坡这个例子之所以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新加坡国民组成的主要群体是华人，而这些华人与传统中国的联系，是由深刻的历史记忆、文化传承、乃至个人生活经验所组成的，因此新加坡的政治人物对于新加坡人的中国连结具有强烈的戒备心。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亚洲新兴民族国家就开始排除传统的历史书写，建构所谓的自己民族的历史，他们的共同做法是排除中国史料记载，追溯到史前时期，重新从神话开始建构自己民族的历史，否认在历史发展阶段中自己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

新加坡也不例外，为了塑造“新加坡民族”，新加坡倾向将自己置身于东南亚的环境中，极力淡化自己与华人迁徙、生活历史的关联，所以新加坡需要具体地切断华人跟自己故乡的关系。即使新加坡在政策上依然保留华语，但其华语是去除所有方言印记的人造语言，因为这些方言印记会自然地将新加坡华人与其故乡做出有机连结。

与此同时，近代亚洲──尤其是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建构，更需要将国民的自觉意识、历史记忆限制在生活经验内，所以东南亚国家的共同做法，就是限制华人的教育，尤其是取缔华人的高等教育，因此新加坡才在1980年废除南洋大学，强制其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接着1981年建立纯英语教学的南洋理工学院（今日的南洋理工大学）。

伴随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民族复兴，中国人比以往更重视自己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经验。而《给阿嬷的情书》只是从一个家庭故事切入、借此恢复以家庭为起点、以中国文化为目标的历史记忆。这种民族复兴的方向与其说是一种创新，不如说是一种回归。这种回归的过程，自然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文化建构的方向有很大冲突。

面对这样的冲突，中国人对于坚持自己的价值方向和目标有愈来愈强烈的自信，但是亚洲其他区域的人民依然处在殖民遗绪的阴影之下。不过，从《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所获得的反应来看，东南亚华人观众显然与“唐山”的中国人一样，依然保持极其类似的道德情感取向和相当多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可以发展成为未来民族复兴的基础。这种现象是亚洲人民所乐见的，但由西方所主导的现行秩序未必会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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