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理解文艺复兴的另一扇窗口

在中文学界，文艺复兴的经典叙事，多囿于“古典文化的复兴、人文主义的兴起、艺术与科学的繁荣、近代欧洲的转型”这一框架。在这种叙事下，希腊罗马的复兴被视为文艺复兴的核心，而希伯来传统这一维度则近乎缺席。

卢镇的新作《另一个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与希伯来文化》恰好为我们打开了理解文艺复兴的另外一个窗口。他用扎实的史料告诉读者：文艺复兴并非欧洲单一文明内部的思想觉醒，而是多重思想资源交汇碰撞、彼此形塑的复杂文明进程；文艺复兴的对象，不只是希腊罗马古典传统，亦包含希伯来文化；人文主义者倡导的“回到源头”，不仅是回到柏拉图和西塞罗，也是回到希伯来圣经与拉比思想传统；近代早期欧洲的文化构成，不仅有“两希”（希腊与希伯来）的并存，更有“两希”的深度互动。

另一个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与希伯来文化

卢镇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78-7-5760-7451-2

89.80元

本书受到雅克·勒高夫《试谈另一个中世纪》的启发，试图通过书写“人文主义者与希伯来文化的互动”，描绘一个与仅仅强调古典文化复兴的传统文艺复兴图景有所区别的“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图景不仅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在塑造文艺复兴思想和欧洲近代早期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也揭示了文艺复兴思想的“阴暗面”。

作者简介

卢镇，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德国马丁·路德-哈勒维滕贝格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史、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犹太史。近期主要关注的领域为“全球性”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对“黑暗时代”的构建、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城市国家的疆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在《世界历史》《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

目录

序一（赵立行）

序二（张倩红）

导言 另一个文艺复兴

第一章 基督教希伯来学在古代晚期与中世纪的兴衰

第一节 早期教父视野中的希伯来传统

第二节 衰落还是延续？——中世纪的基督教希伯来学

第二章 通往希伯来文化复兴之路

第一节 “新语言学”与希伯来语的复兴

第二节 古典教父传统、希腊人文主义与希伯来传统的复兴

第三节 共享城市空间：犹太学者与基督教学者的相遇

第三章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希伯来文化的解释与运用

第一节 布鲁尼与马内蒂的希伯来语之争

第二节 喀巴拉与皮科的年“罗马谜题”

第三节 希伯来诸王形象与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表达

第四章 阿尔卑斯山以北

第一节 希伯来学翻越阿尔卑斯山

第二节 希伯来学在德国的扩展与深化

第三节 罗伊希林事件与人文主义者的教会改革理想

第五章 竞争、支持与批判：犹太学者多样性的回应

第一节 认可、挪用与竞争：犹太人文主义运动

第二节 埃利亚·莱维塔的支持

第三节 法里索尔、梅迪哥与莱昂·摩德纳的反对与批驳

第六章 人文主义希伯来学的影响

第一节 “萨洛莫内们的罪”与人文主义希伯来学的黑暗面

第二节 希伯来因素与欧洲近代早期思想的构建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人名对照表

后记

进一步探寻历史的真相

米什莱、伏伊格特和布克哈特生活的19世纪中期正是西方现代化得以确立、西方社会对历史进步论及其主导世界充满信心的时代。彼时的西方史学家开始编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的历史链条以解释欧洲的崛起。因此，文艺复兴的概念在创造之初，便被赋予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学者们将其视为现代性首先在欧洲起源、发展以及代表欧洲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的重要标志。在这种精神氛围的主导下，米什莱、伏伊格特和布克哈特通过书写《法国史》第七卷、《古典古代的复兴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创造了19世纪的文艺复兴概念，描绘了一幅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图景，也是经典的、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图景：

首先，他们借助“人文主义者将文艺复兴视为中世纪黑暗之后的一个新时代的观念”将文艺复兴构建成了欧洲突破中世纪进入现代、展现其独特性与优越性的起点。如布克哈特就将最先产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称为“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将文艺复兴文化视为“近现代西方文化之母”。

其次，为了突显西方的优越性和独特性，他们往往将文艺复兴视为一种以法国或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现象，只强调文艺复兴思想的希腊罗马源头，而将其他文化对人文主义的影响排斥在外，只强调人文主义者创造的繁荣文化，而忽略文艺复兴的阴暗面。这也是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中只用两页的内容概述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学者学习希伯来文化的概况，并将其归为东方文化的原因。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时，会发现注释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在描写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犹太文化。其实，这是布克哈特在其著作的第三版大获成功后，将著作的修订工作委托给历史学家兼语言学家路德维希·盖格的结果。盖格是一位著名的犹太学者，他以注释的形式在著作中添加了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对希伯来语的浓厚兴趣的延伸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即是根据盖格修订的版本翻译而来。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许更好地注解了欧洲中心论的理想化的文艺复兴观的影响，因为自第十三版起，盖格所做的所有修订均被删除。

最后，我们也应该看到，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时代精神”观念的影响，米什莱、伏伊格特和布克哈特都致力于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并将“人的个体性”或“人文主义”上升为这个“时代精神”。同时，为了突显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突破中世纪意识形态束缚的现代精神，他们特别强调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一致性和同质性，将“人文主义”塑造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一个静止的和无差异的历史现象。这鼓励了一种将人文主义的研究与意大利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脱离开来的研究倾向。这也是布克哈特虽然意识到古代东方文化、世界的发现对文艺复兴思想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意识到人文主义者是一群“最没有共同利益感”的阶层，但并未对其进行过多探究的重要原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尊崇布克哈特的英国学者阿丁顿·西蒙兹、沃尔特·佩特，意大利学者如弗朗切斯科·菲奥伦蒂诺、乔瓦尼·真蒂莱，德国历史学家大卫·斯特劳斯、路德维希·盖格等人更是在彼时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思潮和欧洲中心论史观的影响下，将米什莱、伏伊格特和布克哈特等学者创立的文艺复兴观和人文主义图景进一步简化。现代世界诞生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古典文化复兴的结果，人文主义是一种统一的时代精神，这样的观点更加深入人心，为学术界和大众文化所广泛接受。

然而，这种传统的文艺复兴景象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诸多受到战争创伤的学者开始著书立说，反对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图景。这明显地体现在布克哈特最著名的反对者约翰·赫伊津哈和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身上。赫伊津哈与茨威格一样，都是《昨日的世界》所描绘的经历了欧洲从太平黄金时代滑向一战的典型代表。他们出生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崇尚理性的欧洲处于自信、和平、繁荣的时期，生长于斯的他们却在思想成熟和学术活跃的时期亲历了一战，亲历了失去理性的欧洲深陷战争的泥淖，以及战争所带来的破坏。这种境遇的转变使得赫伊津哈再也“鼓动不起热情来支持那种认为文艺复兴是欧洲个体性和‘文明’优越性走向成熟的观念”。因此，赫伊津哈对19世纪的前辈所颂扬的文艺复兴理想持有非常悲观的态度，他的著作《中世纪的秋天》虽然不反对使用“文艺复兴”这个术语，但质疑了布克哈特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断代。赫伊津哈以布克哈特忽视的北欧，即法国和荷兰的文化和社会为切入点，指出文艺复兴只不过是中世纪发展成熟的结果，是中世纪的延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现代性及其与中世纪断裂的过度强调。更为重要的是，赫伊津哈对14—15世纪西北欧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病态”的强调，还改变了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所做出的“明暗对比”。如赫伊津哈指出，14—15世纪是一个“黑暗与光明并行”的时代，既孕育了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同时也是瘟疫不断、经济停滞、王室之间征战不休、巫术迷信盛行的时代，这为后世学者发现和书写文艺复兴的“黑暗面”提供了线索。

克里斯特勒是引领二战后人文主义研究的学者。身为犹太人的他在纳粹大屠杀中遭受巨大的心灵创伤，在这片不久之前还被认为是现代人文主义家园的土地上，他不仅经历了纳粹政权下学术的政治化导致的事业脱轨，也目睹了种族灭绝的野蛮行为的激增及父母葬身于纳粹集中营的悲剧。因此，他更是对19世纪学者宣扬的理性主义、个体自由的现代精神失去了信心，极为排斥19世纪史学家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充满乐观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的解释，而主张去除意识形态。在移居美国之后，克里斯特勒重拾德国科学客观的研究方法，主张回到历史文献本身来研究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内涵。结果，他发现文艺复兴时期根本没有“人文主义”一词，只有“人文学科”“人文学者”的拉丁文词。据此，克里斯特勒将人文主义解释为大学中的一组“人文学科”，即“修辞学、语法学、诗学、历史学和道德哲学”，将人文主义者视为在大学中教授“人文学科”的教师。此外，受到美国中世纪学术界强调12世纪文艺复兴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延续性的学术思潮的影响，克里斯特勒还进一步指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科”研究与中世纪的修辞学的关联与延续性，进一步否认了布克哈特突出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断裂性和文艺复兴现代性的解释，消解了将人文主义视作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特勒在消解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意识形态之时，还进一步消解了布克哈特将文艺复兴视为一个时代的观念，而将文艺复兴定义为一场文化运动。

赫伊津哈与克里斯特勒的研究从根本上挑战了布克哈特等人从现代性观念出发对文艺复兴做出的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解读，挑战了他们将文艺复兴视作西方现代化和西方文明崛起的宏大叙事的起点的观念，从而为后世的学者从去除意识形态的角度，卸下现代性和欧洲优越论的枷锁来研究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但是，赫伊津哈与克里斯特勒的研究并未触及或消解将文艺复兴或人文主义视为古典文化复兴的成果的观念，也未能进一步审视文艺复兴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同时，克里斯特勒为了强调人文主义作为一组“人文学科”及其相较于经院哲学的独特性，还进一步加强了人文主义一致性和单向性的研究趋势。究其原因则是，赫伊津哈和克里斯特勒仍然身处“欧洲中心论”的史观之中，延续着布克哈特以来脱离社会经济的历史语境谈论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倾向。

二战结束之际，即20世纪中期，有一些不被西方主流学术界重视的学者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进行了重新评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将人文主义简单化和认为文艺复兴仅仅是古典文化复兴结果的传统图式。一是开创了战后文艺复兴研究中的“巴隆—加林路线”的汉斯·巴隆和加林，主张书写将“政治事件与思想动态联系起来的综合性著作”，注重社会政治事件对人文主义的塑造，由此关注到身处不同政治环境中的人文主义者所表达的不同观念。但可惜的是，他们的解释在英美学术界很快被克里斯特勒的解释所取代，并没有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二是以阿尔弗雷德·冯·马丁、阿诺尔德·豪泽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更加注重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阐释人文主义的发展演变，从而关注到人文主义在美第奇家族统治时代的转变。但是，以上两派学者的研究依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从而忽略了文艺复兴思想来源的多样性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而在这一点上带来突破的是美国学者卡尔·达伦费尔特。他写于1948年的博士论文《文艺复兴晚期对古代东方的兴趣》，以及探讨人文主义者吸收与转化古代埃及、伪琐罗亚斯德传统、阿拉伯文化的文章，让文艺复兴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了前古典时代的东方文化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塑造。可以说，达伦费尔特的研究是文艺复兴学术界修正布克哈特欧洲中心论的文艺复兴图景的开始，他以极为扎实和丰富的史料证明了“复兴”内容远比想象的庞杂，“欧洲中心”的视角也应该进行反思，从而为文艺复兴学术界关注跨文化互动对于塑造文艺复兴思想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二战结束之后，经过20世纪60年代社会与政治的动荡，从70年代开始，文艺复兴研究得到了一次深刻重估。可以说，这次重估真正改变了人文主义的单向性、同质性研究，让人们不再以为文艺复兴仅仅是古典文化复兴的结果。促使学术界重新评估文艺复兴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三种文艺复兴研究新趋向。一是更加强调历史延续性的近代早期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断裂以及文艺复兴的现代性，学者们得以在赫伊津哈和克里斯特勒的基础上，更加彻底地抛弃现代性的包袱，在14—15世纪意大利的具体历史语境中更加客观、细致地考察人文主义的演变，以及人文主义者与当时的历史语境的互动。二是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全球史的兴起及其研究方法向文艺复兴学术界的渗透，文艺复兴传统经典图式中的“欧洲中心论”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以克莱尔·法拉格、彼得·伯克、杰里·布罗顿、丽莎·贾丁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去中心的文艺复兴”“全球性文艺复兴”等概念。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学者们一方面开始以跨文化互动的视角来研究文艺复兴思想的形成，关注人文主义者对前古典时代的东方文化的吸收，以及其他文化如犹太文化、阿拉伯文化、美洲文化、明清中国文化对文艺复兴思想的塑造；另一方面，他们还进一步研究了文艺复兴文化由欧洲向其他文化传播的过程，发现文艺复兴文化向外的传播伴随着殖民主义的进程，以及人文主义者对其他文化的贬低，对欧洲文化的优越性的强调。正是这种进程造就了文艺复兴的“阴暗面”，如欧洲的反犹主义、黑奴贸易和新世界的殖民化等现象，也让学者们进一步认识到人文主义者所强调的人的价值的局限性——人的价值只适用于基督徒，其他族群的人类在他们眼中或不具备完全的人性，或完全没有人性。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史学和新文化史的兴盛，特别是其理论和方法对“下层群众和边缘群体”的强调，与大量文艺复兴时期下层群众和边缘群体的档案和史料的发掘，共同促使文艺复兴学界将更多的研究视线转向那些被排斥的群体和被边缘化的对象。由此，诸如犹太人、女巫、黑人等传统文艺复兴研究中被忽视或消失的声音，重新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对下层群众和边缘群体的关注与年鉴学派整体史的研究方法的结合，让学术界越发将社会经济结构、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整体转变视为历史转型的标准。这种标准向文艺复兴研究领域的渗透，使得学者们更加深刻地反思文艺复兴作为中世纪和现代之间分界线的合理性。有的学者提出用“近代早期”这个术语来取代文艺复兴，勒高夫则提出了“漫长中世纪”的概念来反思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关系。二者都是为了强调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延续性，消解文艺复兴的现代性。特别是勒高夫的“漫长中世纪”这一论断，实则建立在20世纪初以来中世纪史学研究取得的学术进展基础之上。这一进展即是以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为代表的学者对布克哈特将中世纪视为“黑暗时代”的反抗。他们认为中世纪也存在着“文艺复兴”。经过几代学者的构建，“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成为研究中世纪文化以及说明中世纪不再黑暗的重要证据和学术术语。这些学术思潮的出现与质疑文艺复兴现代性的学术潮流的结合，则促使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抨击文艺复兴”的史学潮流，文艺复兴研究和人文主义研究的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这些质疑，无疑给文艺复兴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一是当我们看到中世纪也存在文艺复兴时，我们不禁会问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比于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有什么独特或者创新之处？二是随着对文艺复兴合法性的质疑，以及克里斯特勒将人文主义视为一组“人文学科”而消解掉了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后，人文主义的创新性也遭到了贬低。研究12世纪文艺复兴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中世纪的人文主义的说法。更有甚者，安东尼·格拉夫顿与丽莎·贾丁在1986年合著的著作中批评了人文主义，认为其比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还要禁锢人们的思想。他们指出，无论意大利还是北欧的人文主义教育，不过是枯燥的语法训练与乏味的模仿，未能培养道德价值与雄辩才能。他们指控这种教育扼杀了原创性——它教导未来的公务员如何“以时髦方式书写程式化的固定句式”，拉丁语人文学校培养的并非自由、正直、善辩的公民，而是温顺服从的上层阶级国家仆从。

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从1860年到今天，“文艺复兴的图景”经历了一个奥德赛之旅。传统的文艺复兴图景已经在学者们的质疑和修正下发生了重要变化。走出“欧洲中心论”的文艺复兴叙事，从全球史、文明交流互鉴或跨文化互动的角度书写另一个文艺复兴图景，修正将古典古物过度神化的传统图景；走出将人文主义视为统一的时代精神的人文主义叙事，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或欧洲的具体历史语境考察人文主义的演变，书写新的人文主义图景，突出人文主义的复杂性；从犹太人或边缘群体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真实处境，特别是他们遭受的反犹主义的黑暗面，说明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人的价值的局限性，已经成为当前文艺复兴研究的新趋势。本书即是由此出发，尝试从人文主义与希伯来文化互动的角度，呈现一个不同的文艺复兴图景，回应文艺复兴研究的“全球化”转向，回应“人文主义编撰史”的新趋向。

本文选自《另一个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与希伯来文化》

编辑：高建红

制作：刘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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