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斗争求团结（1983 - 1984年）《托马斯·桑卡拉：冷战非洲的革命者》七

作者： 布赖恩·J·彼得森（ Brian J. Peterson ）

译者： Potere Operaio

编者：水手

文章来源：译者知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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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萨赫勒地区在经历了一场从1983年持续到1985年的灾难性干旱后，进入了旱季。庄稼歉收，牲畜大量死亡，整个村庄的居民作为气候难民逃往救济中心，村庄变得空无一人。“1983年8月4日革命的到来恰逢降雨不足，导致全国各地收成尤其糟糕，”官方报纸《非洲十字路口》（Carrefour Africain）报道称，“如今，农村群众正面临饥荒。”面对国家紧急状况，全国革命委员会（CNR，National Council of the Revolution）向西方捐助者表达了困境。很快，大量食品援助物资运抵上沃尔特。事实上，在更广泛的萨赫勒地区，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巨大，被联合国称为“和平时期最大的救援行动”。在上沃尔特，全国革命委员会设立了“革命团结基金”，并鼓励公务员捐献部分工资支持救援行动。尽管捐款数额微薄，但桑卡拉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行动。他曾公开表示：“接受援助的人也在按照施援者的意愿行事。”然而，他认为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尊重我们的独立和尊严”，接受食品援助并无不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桑卡拉发起了一场全国性行动，增加水资源供应，以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发展需要解决一系列不同的问题，”他指出，“首先，我们必须解决水的问题。”因此，1984年，水利部在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与地方革命防卫委员会（CDR，Revolutionary Defense Committees）和非政府组织（NGO）合作，成功建造了250座新的蓄水设施、1980口水井和3350个钻孔。“我们非常重视自给自足和水资源问题。因为有了水，就有了生命，”热尔梅娜·皮托伊帕（Germaine Pitroipa）回忆道，“我们为农民打了大量水井，开展了众多小型项目，将水引到农田和水井等地。”这些努力对妇女尤为有益，因为她们往往需要步行数公里为家庭取水。

由于推动自给自足，革命期间该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显著增加，其中大多数来自法国。桑卡拉对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表示欢迎，但也承认它们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它们的缺乏透明度以及拒绝“分享必要信息”常让他感到沮丧。他还认为，这些组织过多地介入当地政治，并因对非洲“居高临下的态度”而犯错。他甚至怀疑一些非政府组织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机构”。但与其停止它们的活动，他设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由阿尔弗雷德·萨瓦多戈（Alfred Sawadogo）指导，负责监督和协调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非政府组织被要求将工作重点转向急需领域，如水井、蓄水设施和防侵蚀项目。萨瓦多戈回忆起革命期间的积极进展：“在这个时期，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宣传的政策保持一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即使一些“强硬纯粹”的反帝国主义激进分子呼吁将外国非政府组织驱逐出上沃尔特，桑卡拉也明白，这种做法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挫折。因此，非政府组织和地方革命防卫委员会在发展项目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桑卡拉更加重视人民在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将他们视为地方项目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萨勒赫稀树草原

全国革命委员会迅速采取行动，解决粮食安全这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强调自给自足。1984年4月26日，桑卡拉启动了苏鲁河谷（Sourou Valley）灌溉工程的扩建。该地位于上沃尔特西部，长期以来是基于穆洪河（Mouhoun，又称黑沃尔特河Black Volta）支流灌溉渠进行农业开发的目标区域。桑卡拉并未从零开始，而是鼓励部长们深入政府档案，寻找值得重启的旧项目。“托马斯找到我说，‘去找找这个项目的文件’，”菲德尔·托埃（Fidèle Toé）回忆道，“当技术人员告诉托马斯这个项目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苏鲁灌溉工程时，他亲自前往苏鲁河谷，在那里待了一个月推进工作。”军队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和设备，农民贡献劳动力，附近每个村庄轮流参与水坝和运河的建设。桑卡拉在苏鲁河谷度过了数周，监督工程并动员群众。这项工程将使24000公顷土地得到灌溉，大幅提升该国的粮食产量。

在追求更大粮食主权的过程中，全国革命委员会颁布了革命中最具争议的决定之一：“公务员下农田”。从部长到最基层的公务员，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被动员到集体农场劳动。一些人拥护这项政策，他们通过与人民“团结”在农田中感到“重生”。军队也开始自行生产粮食。“其中一道行军命令是军队要参与农牧业活动和农业生产。在军营中，士兵们拥有自己的田地、鸡、猪和牲畜，”保罗·亚梅奥果（Paul Yaméogo）上尉回忆道。然而，许多公务员、士兵和部长并不欣赏这项决定，这让他们联想到苏联的集体农场。他们常常试图逃避劳动义务。但只有一位部长敢于公开抵制这项政策。据美国大使馆的一份电报，上尉亨利·宗戈（Henri Zongo）“拒绝参与集体农田的种植和培育工作”。在某些省份，高级专员和地方行政长官也拒绝执行该政策。随着时间推移，民众对这种军事化劳动动员的抵制日益普遍。

即便年轻的革命者们在粮食严重短缺时期努力团结国家，全国革命委员会内部的激烈辩论和紧张局势也在加剧，部分原因是非洲独立党-爱国发展联盟（PAI-LIPAD）试图重新掌控革命进程。PAI-LIPAD的激进分子自视为主导力量，他们动员工人和党员占领了邮电部大楼，逮捕了被他们视为反革命分子的负责人。其他PAI-LIPAD激进分子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试图接管瓦加杜古的市长办公室。许多人怀疑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是这一行动的幕后主使，并认为他计划在工会支持下发动后续政变。作为回应，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写信给桑卡拉，敦促他与PAI决裂。“你越早摆脱这个组织（PAI）及其附属组织（LIPAD），革命就越能受益，”索梅写道，“如今必须明白一件事：失去PAI-LIPAD的领导人（不确定他们的支持者是否会跟随），你将为革命赢得无数群众。”为此，他建议桑卡拉不要害怕“与PAI的朋友们决裂”。在索梅看来，争取团结的斗争已变成生死攸关的问题。但他误判了形势，夸大了PAI的威胁。事后看来，索梅后来后悔与PAI翻脸，因为这从根本上削弱了平民左翼相对于军队的力量，而军队的力量却在悄然壮大。

晚年索梅

在军队内部，不同派系围绕权力分配和组织形式的分歧持续存在。大多数人似乎认同，单一政党有助于控制动荡的平民左翼。“8月4日之后，平民政党之间一直存在冲突，”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解释道，“正是这种分裂促使我们军队接受了单一政党的想法。”然而，“托马斯（桑卡拉）和我长期抵制这一想法，因为单一政党会造成紧张局势，而托马斯希望避免这种情况。”1983年12月，桑卡拉会见PAI和共产主义斗争联盟（ULCR，Union of Communist Struggle-Reconstructed）的代表，讨论成立单一政党的问题，讨论变得针锋相对。PAI领导人苏马内·图雷表达了他的观点：“正如我们在创建单一革命政党的过程中所说，我们反对一党制。从莫里斯·亚梅奥果（Maurice Yaméogo）时代起，我们就反对一党制，认为这是对我们自由的剥夺。我们原则上反对，并在工会运动中与之斗争。”随着争论升温，图雷在随后与桑卡拉的交锋中说道：“我们创建政党是为了动员革命中的人民。这与你的军队同事采取的波拿巴式军事行动毫无关系。但你以这种方式冒犯我们，将会失去很多支持。”PAI领导人愤然离场以示抗议。

桑卡拉对“先锋党”的想法仍持保留态度。在与J.P.拉普（J.P. Rapp）的谈话中，他表示：“我们不打算将思想和关注点集中在政党的概念上。这可能很危险。我们创建政党是为了符合革命教条，但从你以少数人为基础的那一刻起，群众就会与围绕分裂的斗争脱节，你也明白这一点。”事实上，此时PAI不仅面临可能导致平民政党分裂的内部争吵。在接受《亚非》（Afrique-Asie）杂志采访时，他解释说，“左翼组织”因代际和意识形态差异而严重分裂。他认为，平民政党仍深受旧的中苏分歧影响，导致左翼陷入“混乱”。此外，他认识到，核心挑战在于缺乏热情。因此，他坚信革命领导层必须回应人民的需求，因为持久的变革源于底层。正如他在接受《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采访时所说：“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尊重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我会按照人民的要求去做。”

桑卡拉对“先锋党”的想法仍持保留态度

发展项目持续推进，特别关注农民问题。随着革命防卫委员会系统在1984年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这些项目也在加速进行。在经历了混乱的开端后，革命开始八个月时，新的“革命防卫委员会章程”终于制定完成，详细规定了各类地方革命防卫委员会的结构，每个委员会由九名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章程从“基层”定义了治理结构，通过省级委员会和议会，一直延伸到全国层面的大会和执行局。在省级农村地区，由全国革命委员会任命的高级专员成为农民与全国革命委员会之间的主要行政联系。这些省级机构将革命的新国家权力和倡议推广到周边村庄。除了执行局外，各级均举行了选举，革命防卫委员会在“与其职权相关的问题”上享有地方自治权。选举通过简单计算支持者的数量决定，支持者会站在他们支持的候选人面前。然而，革命防卫委员会章程几乎未为该系统提供明确的组织框架，也未设定明确的目标或限制。

当革命政府致力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并利用革命防卫委员会（CDR，Revolutionary Defense Committees）系统动员民众时，它将注意力转向了腐败问题。1983年12月31日，桑卡拉与瑞士学者让·齐格勒（Jean Ziegler）和马里记者穆罕默德·迈加（Mohamed Maïga）一起，为大众革命法庭（TPRs，Popular Revolutionary Tribunals）的开幕演讲做准备。当桑卡拉和迈加回到后台展开深入辩论时，齐格勒注意到：“在这位年轻的上尉和记者之间，我感受到一种戏剧性的复杂情绪：记者希望总统能够成功生存下来，赢得他在非洲中心创建一个更公正、自由和民主社会的大胆赌注。”事实上，迈加投入了大量时间报道上沃尔特新兴的革命，已成为桑卡拉清理体制努力的热心支持者。然而，在与桑卡拉和齐格勒会面后的第二天，迈加猝然去世，他在侄子家的走廊里倒下。全国革命委员会沉痛地宣布了他的离世。几天后，即1984年1月3日，桑卡拉怀着沉重的心情开启了大众革命法庭的首次正式庭审。

桑卡拉与CDR民兵

这些法庭的设立灵感源自其他类似体系，从法国大革命到古巴革命，再到1982年邻国加纳建立的“人民法庭”，旨在打击腐败。新设立的革命法庭由十二名革命防卫委员会代表、三名法官和三名军官组成，由一名国家治安法官主持。判决当场作出，不予上诉。被告无权获得法律代表，只能被迫自行公开辩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仅需简单解释资金的非法来源，随即被定罪。很少有人受到除公开羞辱外的其他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法庭如同革命戏剧，公开揭露腐败的严重程度，并通过羞辱场景清理体制。

在演讲中，桑卡拉提醒听众，这些法庭是正在进行的民众斗争的高潮体现，是人民“革命力量”的表达。他坚称这些法庭将使司法更加“民主”，并认为审判本质上具有教育意义，通过向民众解释体现其“教育性质”。新的法庭取代了过去“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旧法律体系。在旧体系中，“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可以通过贿赂官员或聘请律师逃避法律制裁，人们往往“因贫穷而有罪”。新司法系统将为被压迫和被剥削者而战。这些法庭通过“判决经济和道德犯罪”，在“构建新社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使公共生活道德化”努力的一部分，桑卡拉直言不讳：“这些实际上是政治审判。”演讲结束时，他援引革命道德的概念：“愿瓦加杜古的下一次庭审开启一条光明之路，在结束时，普遍革命的天空将闪耀正义光芒，将其强大光芒射入所有心怀希望之人的心中。”

1月3日，第一位出庭受审的是前总统热纳维耶·桑古尔·拉米扎纳（General Sangoulé Lamizana）。他在人民之家（Maison du Peuple）的审判座无虚席，审判通过多种语言现场直播；过程被录制并制成磁带，作为新兴录音产业的一部分分发。数天内，拉米扎纳被迫解释他在执政十四年中“特别账户”资金的使用情况。然而，通过广播收听审判的公众对这位老将军产生了一些同情，因为他耐心且详尽地梳理账目。在公开羞辱后，拉米扎纳及其助手被宣告无罪。然而，正如《亚非》（Afrique-Asie）杂志所强调，公众对这些审判的关注不仅是反思上沃尔特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思考。

阿布巴卡尔・桑古尔・拉米扎纳，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第二任国家元首、执政 14 年（1966–1980）

随着大众革命法庭列出潜在打击对象，旧政治阶层感到威胁日益加剧。1984年5月3日，前总统萨耶·泽博（Colonel Saye Zerbo）被认定犯有腐败罪，判处十五年监禁。可以肯定的是，当泽博入狱一年后皈依基督教并获减刑回家时，许多人松了一口气。但很快，数百人陷入同样境地，通常被定罪并软禁。大众革命法庭的反腐败运动甚至波及邻国的法国公民和政治精英，如科特迪瓦部长穆罕默德·迪亚瓦拉（Mohamed Diawara）。这一行动有效瓦解了旧的裙带关系网络，同时，正如奥泰克（Otakek）所述，给“前领导人贴上了非法的标签”。司法机构的改革意味着新的革命机构被授权解决过去由酋长和其他传统权威处理的争端。新法庭在各地首府设立，如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班福拉（Banfora）、瓦希古亚（Ouahigouya）、滕科多戈（Tenkodogo）、库杜古（Koudougou）、法达恩古尔马（Fada N'Gourma）。尽管这一系统在根除腐败方面成效显著，但也引发了广泛不满。

旧政治阶层借助法国支持进行反击，试图动摇全国革命委员会的稳定。在维特尔会议期间发表煽动性言论后，曾支持泽博政权的上沃尔特教师工会（SNEHV，Syndicat National des Enseignants du Haute-Volta）重新开始攻击全国革命委员会。该工会在上沃尔特基本被忽视，但通过约瑟夫·基-泽博（Joseph Ki-Zerbo）在法国政治圈的声望，向法国受众呼吁。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认为，该工会试图公然抹黑其与劳工运动的关系。对全国革命委员会的攻击不断升级，直到3月9日，上沃尔特教师工会秘书长让·比拉（Jean Bila）发起为期两天的罢工，其他工会纷纷响应。桑卡拉长期以来使用“组建和推翻政府”的反制措施，正如他所说。此外，罢工当天，法国电视台为流亡的“持不同政见者”约瑟夫·基-泽博特别报道。据桑卡拉称，这是法国更大努力的一部分：“[法国]试图让此人掌权，以恢复某种稳定。这是旨在让这类人上台并破坏国内局势稳定的双重策略。”

赛耶・泽博，上沃尔特第三任军政府元首，执政周期 1980.11.25—1982.11.7

在计划于3月20日举行的罢工前夕，指挥官让-巴蒂斯特·林加尼（Jean-Baptiste Lingani）通知法国大使馆，全国革命委员会因“内部安全原因”驱逐两名法国军事顾问。罢工前夕，由教育部长兼PAI领导人埃马纽埃尔·达乔阿里（Emmanuel Dadjoari）领导的全国革命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决定停职这些教师。PAI领导层借机清算上沃尔特教师工会及其对手基-泽博。据说桑卡拉对此感到沮丧。“那天晚上，我收到驱逐教师的决定，”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回忆道，“托马斯·桑卡拉来到我家，我们针对这一错误决定的性质展开激烈讨论。23点左右他离开时，我们一致认为应撤销该决定。”次日，即3月23日，他召集部长特别会议重新考虑，但多数人支持维持原决定。桑卡拉被迫公开为他反对的立场辩护。为维护全国革命委员会内部团结的形象，他坚称上沃尔特教师工会领导人和前政治阶层利用被解雇的教师作为“类似‘冲锋队’的破坏稳定计划的一部分”，目标针对上沃尔特和加纳等国。结果，1380名教师被解雇。事后，桑卡拉提议逐案审查，尽量让更多教师复职。“桑卡拉坚决要求让教师回来，但革命防卫委员会秘书长皮埃尔·韦德拉奥果（Pierre Ouédraogo）推动这一进程，表示要通过革命防卫委员会渠道解决，”菲德尔·托埃（Fidèle Toé）解释道。

在民众层面，这些解雇引发困惑和不满。据帕斯卡尔·桑卡拉（Pascal Sankara）称，普通公民认为桑卡拉应负主要责任。“民众不理解，”帕斯卡尔解释道，“他们认为是‘桑卡拉解雇了教师’。消息传遍了所有人。”对教师而言，这是一个明显信号。前和平队志愿者兼无国界医生组织主任马克·迪布（Marc Dubois）回忆当地反应：“桑卡拉最终解雇了所有教师。讽刺的是，里根也对空中交通管制员做了类似的事。但我的许多朋友是教师，那次罢工在努纳（Nouna）引起强烈反响。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某种残酷性。”随着革命深入和权力斗争展开，相互竞争的叙事浮现。教师解雇等事件被反复提及和辩论，成为桑卡拉对手的武器。

苏鲁河谷灌溉耕地

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所谓的“绿豆丑闻”爆发，在当地媒体持续数周引起轰动。作为法国破坏稳定努力的一部分，科特迪瓦总统乌弗埃-博瓦尼（Houphouët-Boigny）据报利用他对非洲航空公司（Air Afrique）的影响力向桑卡拉施压，拒绝提供足够航班将上沃尔特的绿豆出口到法国等地。在一次采访中，桑卡拉描述道：“有人有组织地抵制布基纳法索的出口，意在经济上扼杀我们，并在种植者与我们之间制造问题。”他解释说，长期以来，农民专为出口法国种植绿豆，与法国拥有的法国联合航空公司（UTA）和位于阿比让（Abidjan）的非洲跨国航空公司非洲航空公司保持友好合作。“然后这些航空公司突然‘拒绝运输货物’，”桑卡拉说，“结果，绿豆在机场开始腐烂，因为我们缺乏储存和保存农产品的设施。”他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保护那些为种植这些豆子流血流汗的贫困农民的收入”。尤其令桑卡拉不安的是，在该地区饥荒时期，食物竟因政治原因被如此浪费。

在巨大的压力和内部分裂的情况下，桑卡拉召集了全国革命委员会（CNR，National Council of the Revolution）会议，重新审视“将所有革命力量凝聚在一个单一运动核心的必要性”，正如阿达玛·图雷（Adama Touré）所回忆的那样。5月15日，非洲独立党（PAI，African Independence Party）领导人回信，提出了他们的条件，其中包括将新的政治组织命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党”。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民主集中制”的规则得到遵守。他们警告说，“仓促且临时制定的政策”可能会疏远民众。几天后，在全国革命委员会会议上，冲突迅速爆发。据阿达玛·图雷描述，桑卡拉“明显坐立不安”，感到“个人受到攻击”。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作为军方发言人，也表达了对PAI批评的不满。对军方派系而言，这些争端暴露了难以逾越的代际鸿沟。

“我们想与阿达玛·图雷平等讨论问题，但他总是把我们当作学生，试图指导我们，”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回忆道，“因此，很难与他保持良好关系。革命中的第一次重大内部冲突就发生在与PAI之间。他们自视为我们的长辈，想掌控一切。我们看法不同，最终迫使他们交出权力。”

阿达马・阿卜杜拉耶・图雷

很快，在那次会议后，PAI领导人与军方之间的关系达到白热化。导火索是为纪念1983年5月17日动员一周年而计划的庆典。PAI领导人认为这是展示他们在革命中作用的机会，于是青年部长易卜拉欣·科内（Ibrahim Koné）于5月20日组织了一场盛大游行。革命防卫委员会负责人皮埃尔·韦德拉奥果（Pierre Ouédraogo）原计划亲自领导游行，但参与者寥寥无几。韦德拉奥果因活动失败感到羞辱，要求撤掉科内的职务。5月21日晚，桑卡拉同意了这一请求。据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讲述，PAI领导人对此震惊：“在皮埃尔·韦德拉奥果组织这场失败游行后，军方发起了一场削弱PAI在媒体和全国影响力的运动。”当PAI领导人起身离场时，图雷转向桑卡拉说：“那就这么定了。这是军方对平民的攻击。军方想摆脱我们。你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别忘了，是我们把你推上权力宝座的。这是政治问题，人民不会理解。”但实际上，军方派系对PAI领导层已失去耐心，许多人支持彻底决裂。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退居波城（Pô），拒绝返回瓦加杜古，直到PAI-爱国发展联盟（LIPAD，Patriotic League for Development）被政府清除。此时，一个名为“革命防卫委员会间”（Inter-CDR）的秘密组织开始向平民左翼施压。“革命防卫委员会间的核心是一个与布莱斯秘密合作的军事团体，”帕斯卡尔·桑卡拉（Pascal Sankara）回忆道，“他们反对共产主义斗争联盟（ULCR，Union of Communist Struggle-Reconstructed）、PAI及所有左翼平民政党。主要是军方掌控局面。”

就在左翼联盟彻底分裂一周后，全国革命委员会面临更险恶的阴谋。5月27日，桑卡拉计划前往科特迪瓦亚穆苏克罗（Yamoussoukro）与乌弗埃-博瓦尼（Houphouët-Boigny）会面时，一群企图发动政变的人在瓦加杜古被捕。这些政变策划者多是被迫提前退休的高级军官，得到部分旧政治阶层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政变计划恰与桑卡拉出访科特迪瓦的时间吻合。全国革命委员会获悉逮捕消息后立即展开调查，很快围捕约三十名嫌疑人，他们遭受酷刑和模拟处决，直至招供。最终确定政变领导人是迪迪埃·蒂恩德雷贝戈上校（Colonel Didier Tiendrebéogo），他最近刚被免职。蒂恩德雷贝戈曾是拉米扎纳执政时期瓦加杜古市长，也是一位重要的莫西族（Mossi）军官，与旧莫西族权力结构有联系。其他政变领导人包括莫里斯·韦德拉奥果中尉（Lieutenant Maurice Ouédraogo）、穆穆尼·韦德拉奥果中尉（Lieutenant Moumuni Ouédraogo）、穆萨·卡博雷中尉（Lieutenant Moussa Kaboré）、前宪兵队副官巴纳贝·卡博雷（Barnabé Kaboré）、商人阿达玛·韦德拉奥果（Adama Ouédraogo）以及上沃尔特航空公司飞行员阿纳托·蒂恩德雷贝戈（Anatole Tiendrebéogo）。全国革命委员会指控这些策划者与科特迪瓦的布莱斯·克洛德·坎布勒（Blaise Claude Kamboulé）结盟，自8月4日起策划政变，并与在达喀尔（Dakar）的约瑟夫·基-泽博（Joseph Ki-Zerbo）有联系。他们甚至提议由基-泽博在政变后取代桑卡拉，预计其参与将确保法国军队和外交支持介入。当七名有罪军官被判处死刑时，桑卡拉对此提出抗议。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回忆道：

亚穆苏克罗总统大酒店

“阴谋暴露时，我和托马斯在一起。一旦发现阴谋，他们开始收集信息。我们有大量物证，甚至包括炸弹和武器。所以托马斯说，让全国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审判策划者。他们进行了审判，最终判处死刑。判决下达后，我们在一次全国革命委员会会议上，向负责调查的委员会提出了许多问题。讨论策划者命运时，我记得桑卡拉失望地说：‘我们想要的是一场人道的革命，不是自相残杀的革命。’”

全国革命委员会的会议气氛变得异常紧张。许多平民成员愤然离场以示抗议。“我没有参与。我做不到，因为我叔叔在8月4日后被杀，这对我影响很大，”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回忆道，“我仍为此感到创伤，不想再卷入流血事件。至于托马斯，他不同意委员会决定，但他也无力改变。”在政治危机背景下，阿达玛·图雷违背立场，与法新社交谈。保守派日报《观察家报》（L’Observateur）报道了这次采访，图雷在其中抗议全国革命委员会的行动。此文被视为对军方派系的冒犯，桑卡拉立即回应，致电他昔日的老师，要求召开会议。据图雷回忆，他对桑卡拉说：“PAI和LIPAD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你的敌人。你的敌人在你自己的圈子里，在那些密谋反对这两个组织的人中。”桑卡拉承认身边有些人“并非真诚朋友”，但他远未意识到自己阵营中的敌人，如孔波雷，正带头消灭平民左翼并边缘化其盟友。谈话结束时，图雷离开，而桑卡拉的朋友、来自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的指挥官阿马杜·萨瓦多戈（Amadou Sawadogo）本负责组织即将到来的8月4日周年庆典。然而，一个月后，萨瓦多戈在瓦加杜古驾车时遭军事风格伏击被暗杀，凶手至今未被抓获。他的遇害对桑卡拉是重大打击，也让他更清楚革命权力斗争中的危险日益加剧。

6月10日，在政变策划者被处决前一天，《观察家报》办公室被焚毁。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对图雷煽动性言论的报复，还是为掩盖对处决的批评而采取的先发制人措施。但这家由高中教师兼记者爱德华·韦德拉奥果（Édouard Ouédraogo）于1973年创办并编辑的全国唯一独立报纸，如今已停刊。全国革命委员会官方谴责此行为，军方派系指责PAI-LIPAD，但平民左翼怀疑皮埃尔·韦德拉奥果幕后操纵，以控制信息。事实上，就在两个月前的4月5日，全国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官方国有日报《真理已至》（Sidwaya）。随着新闻自由消失，街头民众开始高喊“谎言已至”（Zirwaya）。《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编辑萨达·里瓦拉（Sada Rivalla）回忆，《观察家报》办公室被烧被视为不祥之兆。“这是针对言论自由的行动，这种压制近乎列宁主义，尤其在《观察家报》被打压后，”萨达说，“对布基纳法索记者而言，报道中缺乏自由是艰难且严厉的，形成了一种国家主导的舆论控制。”

《观察家报》主编爱德华·韦德拉奥果。第一家私营配图日报。1991 年后正式定名 L’Observateur Paalga，Paalga 为莫西语 “真相、见证者”，是布基纳法索现存历史最久私营报纸

次日，“莫西城堡阴谋”的七名政变策划者被行刑队处决，另外四人被送往监狱。皮埃尔·韦德拉奥果对这一决定“坚定不移”，他告诉《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深刻变革”总伴随“暴力”。布莱斯·孔波雷为特别军事法庭的行动辩护，而桑卡拉则公开为处决辩护：“我们处于特殊情况，这让我无法对赦免请求做出积极回应。正义必须伸张……有些情况的逻辑让你别无选择。这是一个你必须独自决定的时刻，令人痛苦且煎熬。”私下里，据家族口述历史，桑卡拉极为沮丧。“处决这些军官时，托马斯来到这里，”瓦伦丁·桑卡拉（Valentin Sankara）回忆道，“他眼里含泪，默默离开。母亲问他怎么了，他只说：‘他们处决了那些人。’”家族其他成员也见证了他的悲痛。帕斯卡尔·桑卡拉回忆：“处决后，他回家独自待了一小时，心情非常沉重。他同情那些士兵及其家人。”普通民众质疑革命政府“让沃尔特人流血”的行为。许多莫西族人尤为愤怒，对他们而言，这成了荣誉问题。这种愤怒让对革命的怨恨持续发酵，加深了桑卡拉被视为“暴君”而非“纯粹莫西人”的说法。

在上沃尔特之外，尤其在西方媒体中，全国革命委员会被描绘为暴力军事政权。《世界报》（Le Monde）多篇文章抨击其行为，质疑政变阴谋指控真实性，暗示“政治处决”是巩固权力的一部分。其他西方新闻来源称政变阴谋是“压制政治反对派的手段”，处决则是“对其他政治势力的警告”。这种残暴军事政权形象在法国间谍小说《瓦加杜古政变》（Putsch à Ouagadougou）中得以传播，该书由著名作家热拉尔·德·维利耶（Gérard de Villiers）于1984年出版。据美国外交官罗伯特·普林格尔（Robert Pringle）称，此书出版时“如同文学政治刺杀”。书中，中央情报局被指派为推翻全国革命委员会而计划杀害桑卡拉。阴谋虽失败，但此书给革命带来极为负面的形象。桑卡拉对此书几无评论，但出版时，他将签名版送给美国大使，作为挑衅性礼物。

6月12日，指挥官让-巴蒂斯特·林加尼（Jean-Baptiste Lingani）通知美国大使沃克（Walker），政变策划者声称“向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林加尼未提供证据，但据美国电报，沃克证实两名策划者——迪迪埃·蒂恩德雷贝戈和巴纳贝·卡博雷——“曾以寻求医疗帮助为由到访大使馆”，并补充说二人有“血亲或姻亲在大使馆工作”。政变策划者可能与美国情报部门有联系。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INR，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非洲分析主任回忆：“在他们处决这些军官以阴谋推翻桑卡拉后，我认为中央情报局可能与其中一些人接触过。桑卡拉认为此阴谋有美国支持，但实际上没有美国参与。”当时，中央情报局确实在破坏邻国加纳政权稳定，对华盛顿而言，桑卡拉正与罗林斯（Rawlings）一起成为西非眼中钉。美国外交官在电报中戏称其为“猫鼠表演”。无论如何，证据显示政变策划者是在寻求支持，而非作为美国特工行事。但这些指控表明，桑卡拉与沃克关系恶化至极，美国大使馆电报称：“桑卡拉政权在华盛顿几乎无友。”更糟的是，桑卡拉很快宣布上沃尔特因“政治原因”抵制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类似一些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认为其与种族隔离的南非有关。他在声明中解释：“我们应利用奥运会等任何平台谴责敌人及南非种族主义。”然而，这使他与美国关系更加紧张（见第九章）。

以苏联为首，共有19个国家抵制了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

1984年6月23日，桑卡拉（Thomas Sankara）踏上了为期十天的旅程，访问了多个非洲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Ethiopia）、坦桑尼亚（Tanzania）、安哥拉（Angola）、莫桑比克（Mozambique）、加蓬（Gabon）、刚果-布拉柴维尔（Congo-Brazzaville）、尼日利亚（Nigeria）、布隆迪（Burundi）和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他希望借此争取国际支持，修复革命的形象。但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让桑卡拉结识非洲各国领导人，为即将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OAU，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会议做准备。鉴于上沃尔特（Upper Volta，现布基纳法索）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此次会议尤为重要。桑卡拉的新闻团队和国家媒体充分利用这次旅行，宣扬他作为泛非主义领袖的形象，以挽回受损的声誉。尽管截至当时，他在泛非主义方面的实际行动并不多。虽然他提出了基于非洲团结解决债务等长期问题的方案，但他与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关系颇具争议。他唯一的亲密盟友是杰里·罗林斯（Jerry Rawlings）。在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与门格斯图·马里亚姆（Mengistu Mariam）会面后，桑卡拉途经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在那里与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进行了两小时会谈。阿达玛·图雷（Adama Touré）回忆，尼雷尔曾警告桑卡拉小心科特迪瓦总统，鼓励他谨慎行事、保持警惕，但桑卡拉对此不屑一顾，“他坚信这些建议来自不够革命的国家领导人”。事实上，桑卡拉当时认为，许多老一辈“革命者”已失去动力和独立性。

在马达加斯加，桑卡拉是该国独立日庆祝活动的贵宾。如同行程中的每一站，革命防卫委员会（CDR，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the Revolution）成员率先下机，通过扩音器高呼革命口号，迎接桑卡拉。这次访问受到热烈欢迎，当地媒体广泛报道。桑卡拉利用各种平台表达他对巴勒斯坦人民困境、两伊战争及印度洋非核化等问题的看法。但据美国驻塔那那利佛（Antananarivo，马达加斯加首都）大使馆观察，拉齐拉卡总统（President Ratsiraka）似乎“对桑卡拉一些煽动性言论感到不满”。

在加蓬，桑卡拉是奥马尔·邦戈（Omar Bongo）的客人，邦戈对他表现出类似父爱的感情。“我们立刻感到宾至如归，有一种家长式的关怀，”艾蒂安·宗戈（Etienne Zongo）回忆道，“这是一种情感联系。”西方外交官对桑卡拉出现在利伯维尔（Libreville，加蓬首都）感到困惑，在他们看来，桑卡拉反对法国新殖民主义，而邦戈被视为政治光谱的另一端。

桑卡拉出席外事活动

这次旅行的亮点是桑卡拉对莫桑比克的访问。莫桑比克总统、民族解放英雄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对许多年轻革命者而言是巨大鼓舞。在新德里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后，桑卡拉研读了马谢尔的著作，而马谢尔也关注上沃尔特的革命并给予大力支持。在马普托（Maputo，莫桑比克首都），两人相处融洽，进行了多次长达数小时的讨论。国宴款待桑卡拉，马谢尔热情赞扬其优点。然而，桑卡拉宣读事先准备的评论，强烈批评莫桑比克与南非签署的《恩科马蒂协定》（Nkomati Accord），称其对许多非洲人而言是背叛。马谢尔对此惊讶，奏完国歌后，他向桑卡拉解释，十年来他生活在森林，以野菜和蜥蜴为食，与敌人作战保卫国家。他签署协定是因为人民厌倦战争，他渴望和平，并补充说，在爱国主义方面无人能给他上课。上沃尔特外交部迅速解释“莫桑比克事件”，将交流描述为“一次不幸误解”。但据美国大使馆消息，桑卡拉的抨击经过精心准备，同时试图避免直接批评协定。他们还指出，桑卡拉对一位“资深政治家”的批评是文化失误，难以纠正。旅行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桑卡拉再次重申对《恩科马蒂协定》的批评。尽管顾问提醒他后悔对马谢尔的严厉言辞，他却强化了这些批评：“种族主义的南非永远是所有非洲人的毒瘤，是心中的一根刺……因此我们要提醒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同志，我们必须继续与南非斗争。”两年后，1986年10月19日，马谢尔在飞机失事中遇难，许多人怀疑是南非情报机构所为，桑卡拉深感遗憾。在葬礼上，他发表激昂演讲，抨击帝国主义，称马谢尔的死“应让我们这些革命者更清醒坚强”，人们应抵制“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坚定与其他革命者站在一起”，因为他们“正在等待我们”。

桑卡拉回国在瓦加杜古（Ouagadougou，上沃尔特首都）被广泛宣传，视为重大外交胜利。《真理已至》（Sidwaya）、《非洲十字路口》（Carrefour Africain）等当地媒体及广播电视，将桑卡拉塑造为泛非主义英雄。瓦加杜古观察人士密切关注这些宣传，美国外交官报道：“政府控制的媒体对桑卡拉十天旅行进行了广泛报道……描绘他为第二代泛非主义者。”桑卡拉与马谢尔、拉齐拉卡、邦戈等的合影强化了这一形象。有些语言过于华丽，暗示“桑卡拉崇拜”可能萌芽，此前并无明显迹象。尽管这些宣传未说服其他非洲领导人或外交官，桑卡拉的泛非主义英雄形象在非洲大陆引起共鸣。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聚焦非洲事务及上沃尔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很大程度回避对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的批评，强调与加纳（Ghana）的“深厚亲和力”，并广泛谈论革命团结：“我们的革命是一种自由传播的意识形态，所有渴望利用它的人都可以使用。”然而，他回避组建“非洲黑人联盟”的问题，因支持西撒哈拉的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SADR，Sahrawi Arab Democratic Republic）等非“黑人”国家，反对“两种肤色的非洲统一组织”，解释说：“我们应考虑单一肤色的非洲统一组织……但在构想中，不存在肤色敏感问题。只有一种肤色——非洲人的肤色。”加强与早期盟友的关系是其外交目标之一，即建立由非洲及其他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这最终意味着形成反对债务的统一战线（见第11章），挑战外国援助条件和政治因素；桑卡拉说：“我们必须朝加强主权而非削弱主权的方向前进。”

尽管桑卡拉公开表态，他知道当时无法与法国或西方捐助者决裂。全国革命委员会（CNR，National Council of the Revolution）成员痛苦地意识到，国家严重依赖前殖民势力法国。法国仍是上沃尔特大部分双边援助来源，约占年度预算的40%，包括900万美元的直接“预算支持”，全国革命委员会选择不公开此事实。此外，约三百名法国顾问和技术人员仍在各领域工作，法国是上沃尔特最大贸易伙伴。上沃尔特欠法债务约1.55亿美元，且严重拖欠。由于几乎无出口，最大“产业”是外国援助。全国有一百多个援助项目，约90%的发展资本投资来自外国援助。主要公司、酒店和餐馆仍为法国人所有，服务于庞大侨民社区。一位记者报道，在瓦加杜古“杂乱的波纹金属棚屋”中，有“古老的法国殖民时期林荫大道，以及数量惊人的高大现代建筑，里面多住着援助和发展官僚”。

瓦加杜古法式殖民建筑代表，圣母无原罪大教堂

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反帝国主义言论与笼罩上沃尔特的新殖民主义现实形成鲜明矛盾。密特朗（Mitterrand）政府显然明白这一点。据美国国务院，法国人对“桑卡拉频繁的反法抱怨和偶尔的敌对行动感到恼火”，但据报他们愿“忍受侮辱，同时为桑卡拉提供生存所需援助，坚信他最终会像过去的非洲激进分子一样冷静下来”。事实上，桑卡拉毫不留情地批评法国政策。例如，在1984年8月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法国必须学会在新的基础上与非洲国家打交道，至少与我们这样的国家打交道。”他用圣经典故含蓄表达被背叛之感，指出法非关系中的“犹大之吻”：“我们知道犹大们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许他们已被当场抓住，正在策划反对我们，他们背叛了自己……人们可以否认一切，但最深层意图终将暴露。”桑卡拉明白革命“搅乱了法非关系的平静池塘”，但坚信“与法国的对话必须坦诚”。在巴黎，合作部长米歇尔·莱维奎（Michel Lévêque）向美国外交官解释，对这种言辞需持保留态度。只要桑卡拉的言论未付诸行动，法国无需重新审视与上沃尔特的关系。

因此，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于1984年6月前往巴黎，致力于法-上沃尔特协议相关工作。但他与有争议的扎伊尔（Zairian，现刚果民主共和国）记者布阿纳·卡布埃（Buana Kabué）同行，卡布埃给法国人留下“不佳印象”，使孔波雷被疏远。据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密特朗表示不满，拒绝在“技术层面”之上接见孔波雷，导致其未能与法国代表团进行第二轮谈判。最终，7月，合作部长克里斯蒂安·努奇（Christian Nucci）访问上沃尔特期间，协议通过。尽管桑卡拉怀有自给自足梦想，但国家选择有限。国库空虚，全国革命委员会面临重大预算问题。在1984年7月13日内阁会议上，财政部长贾斯汀·达莫·巴罗（Justin Damo Barro）警告桑卡拉，除非采取措施减少预计赤字，否则“将导致国家经济停滞，危及革命成果”。据美国大使馆，全国革命委员会备忘录抱怨，在双边捐助者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预算支持”限制下，只能解决“预算危机”。全国革命委员会预计1985年运营赤字为2250万美元，导致无法支付费用，尤其是公务员薪资。尽管桑卡拉抵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法国1985年预算支持附带条件。美国电报解释，法国政府“首次为其年度结构调整援助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件”。在瓦加杜古的贫困财务管理中，“只有上沃尔特政府遵守要求，今年的7000万法郎才会发放”。上沃尔特遵守情况被保密，桑卡拉公开继续反援助姿态。但在全国革命委员会内部，许多人开始看到这种矛盾及不可持续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桑卡拉公开批判IMF与世界银行是新殖民工具。1987 年桑卡拉遇害后，孔波雷政权全面接受IMF结构性改革，大幅开放本国资源市场、压缩农村福利；时至今日布基纳法索仍持续使用IMF信贷工具

全国革命委员会内部政治竞争最终导致非洲独立党-爱国发展联盟（PAI-LIPAD，Parti Africain de l'Indépendance-Ligue pour le Progrès et la Démocratie）派别被正式逐出政府。1984年8月19日，全国革命委员会通过法令解散第一届革命政府，PAI-LIPAD与军方派系很快全面对抗。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毫不掩饰地抨击全国革命委员会。作为回应，图雷及数名同伴被持枪威胁数小时。一份LIPAD传单描述，武装人员乘坐未经许可的皮卡出现在图雷家中威胁他们。图雷迅速逃离瓦加杜古。其他PAI成员也被清除出政府，包括阿达玛·图雷、菲利普·韦德拉奥果（Philippe Ouédraogo）、易卜拉欣·科内（Ibrahim Koné）和阿尔巴·迪亚洛（Arba Diallo），他们都是备受尊敬且能力出众的部长。多年后，阿尔巴·迪亚洛反思分裂：“桑卡拉似乎受到来自多方压力……1984年5月和8月的分裂，在我看来，是由于PAI与军方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而桑卡拉未意识到军方也想确立霸权。”

就在PAI被驱逐同时，其他组织涌现，声称代表“真正革命”。前革命先锋党（PCRV，Parti de la Concorde Révolutionnaire Voltaïque）极左翼（亲阿尔巴尼亚派）成员于1984年8月初与某些军方派系联合，组成布基纳法索共产主义联盟（UCB，Union Communiste du Burkina）。成立一年内，UCB由革命防卫委员会负责人皮埃尔·韦德拉奥果上尉（Captain Pierre Ouédraogo）实际控制，成为其事实领导人。其名义领导人瓦塔穆·拉米恩（Watamou Lamien）取代阿达玛·图雷任总书记。有消息称，他与三年后推翻桑卡拉的阴谋有关。同时，1984年5月在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成立的布基纳法索共产主义小组（GCB，Groupe Communiste du Burkina）渗入桑卡拉内部反对派。其领导人让-马克·帕尔姆（Jean-Marc Palm）和让-皮埃尔·帕尔姆（Jean-Pierre Palm）是孔波雷可靠追随者，开始秘密散发针对桑卡拉的传单，向西方大使馆传递诋毁信息。这两个“共产主义”政党本质上是全国革命委员会军方派系产物，伪装成“纯粹”左翼，用作消灭平民左翼（尤其是PAI）的政治武器，试图呈现为“真正革命”，与共产主义斗争联盟（ULCR，Union de Lutte des Communistes Révolutionnaires）中的桑卡拉盟友对抗。PAI领导人吕克·约瑟夫·特罗（Luc Joseph Traoré）分析道：

“与PAI联系切断后，权力仍掌握在军方及一些较小左翼政党手中，如共产主义斗争联盟（ULCR）。但这些小党无力真正对抗军方派系。桑卡拉处于劣势。要发动针对军方的政变很困难。一旦与进步力量决裂，他的敌人——军方——就能策划击败他。尽管桑卡拉试图推行进步理念，但因与PAI及真正平民左翼断联，他缺乏这些团体的制度支持。他真诚试图实现革命目标。但问题在于，许多军官只想摆脱平民左翼并将其赶下台。不幸的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桑卡拉翻阅书本

事实上，当新政府于1984年8月31日宣布成立时，部长名单中无一位PAI领导人。前PAI部长很快被重新任命为瓦加杜古周边建筑项目经理。两个月后，阿达玛·图雷、阿尔巴·迪亚洛、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及其他八位PAI领导人因“反革命行为”被捕入狱。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将桑卡拉推上权力宝座的政治联盟破裂。从那时起，政府解散成年度惯例。为保持“革命火焰”燃烧，部长们不能在权力位置上过于安稳，也不能认为自己“不可触碰、不可动摇”。桑卡拉援引列宁：“必须让每位部长明白，部长是公仆，就像每位军人都应知道自己为政府服务。部长职位既非神职，也非闲职。”如列宁所述，所有官员作为“人民公仆”“随时可能被召回”，桑卡拉设想一种制度，让政府领导人回归普通公民，而非助长小心守护特权的统治阶级巩固。然而，这种理念未被桑卡拉的大多数军方领导、亲密朋友或其自身职位广泛接受，“随时可能被召回”既非他们的特点，也非所愿。但对桑卡拉而言，每年解散政府是“一种革命教育方式”，即便这引发深深焦虑和不安。桑卡拉的平民反对派更加直言，谴责权力集中于军方，批评他们认为随意的“革命措施”，这些措施在官僚体系中造成恐惧。

与此同时，革命政府加大反对传统酋长制度力度。当地革命防卫委员会代表有效将酋长视为“人民敌人”。但在许多村庄，乡村名流和酋长渴望参与革命防卫委员会，甚至试图颠覆其初衷。这种“反动派”渗透让左翼活动家担忧革命方向。危险的是，桑卡拉与莫西族酋长及国家关系恶化，正面临命运考验。据克劳德特·萨翁内-居约（Claudette Sawoné-Guyot），莫西族谚语称：“温德（Wend，莫西族至高神灵）不允许酋长制度受辱”，许多人认为桑卡拉政府正如此。天主教高层保持低调，但据萨瓦多戈（Sawadogo），众所周知“天主教圈子未隐藏对革命敌意”。事实上，革命的挑战和困难使许多天主教徒在宗教中寻求更深慰藉。“献身上帝是驱除邪恶最可靠避难所，”萨瓦多戈解释。一些“有魅力的天主教祈祷团体”甚至以“祈祷将国家从可怕的桑卡拉手中解放”为荣。

革命仍广受欢迎，但对革命政策的抵制日益增长。对许多普通民众，尤其是老年人，变革速度令人眩晕。随着酋长和长辈处于对立面，桑卡拉面临疏远强大群体的风险。很快，他将失去左翼工会和劳工组织支持。当他更努力推动人民“掌握自己命运”时，桑卡拉感到革命领导层内部政治团结正从其掌控中滑落。接下来一年，他将加倍努力，加速革命进程。他更全身心投入解决国家困境，推进新项目，同时采取更民粹主义策略，绕过左翼政党，直接向“人民”呼吁。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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