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莎拉证人的供词，弹劾法庭主持官当庭表态：我的耐心快耗尽了

莎拉的弹劾审判，竟被一名辩方证人搅出了新风波。

眼看证人迟迟说不清楚，弹劾法庭主持官终于忍不住了，当庭表示：“我的耐心快耗尽了！”

原本想替莎拉解释财务问题，没想到证人反而让辩护陷入尴尬。

这场听证背后，莎拉的麻烦恐怕还不止于此。

菲律宾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又出现了尴尬一幕。

11月10日，一名辩方证人面对参议员的连续追问，多次表示自己不记得。

甚至连十多年前签署的合伙协议，都无法立即确认。

这下连主持弹劾法庭的参议员埃斯库德罗也忍不住了，

当庭提醒证人不要继续回避问题，并直接说道：“我的耐心快耗尽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名证人并不是普通工作人员，

而是一名会计师，曾经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

偏偏这家事务所，又为三家与莎拉有关联的企业提供过外部审计服务。

原本是为了帮助莎拉解释相关财务问题，结果证人自己的工作经历反而成了法庭追问的重点。

在我看来，这场质询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证人忘记了多少年前的事情。

而是她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合伙关系和收入情况解释清楚。

毕竟会计师最熟悉的就是账目和凭证，如果连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合伙关系都无法说明，

辩方拿什么让法庭相信她提供的证词？

而事情还要从这名证人过去的一段工作经历说起。

她承认自己从2003年开始，就是安皮尔、埃利斯、舒达达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这家事务所曾经为三家与莎拉有关联的企业提供外部审计服务，

分别是根科尔普工业公司、大都会城周食品公司和大吉乐时代食品公司。

更值得注意的是，巴詹担任事务所合伙人的时候，还曾经在达沃市政府工作。

她解释说，自己当时属于项目聘用人员，并不认为这意味着自己与市政府存在正式雇佣关系。

但检方显然不满足于这个解释，随后开始追问她在事务所的具体身份，以及是否从中领取过报酬。

面对这些问题，巴詹的回答并不顺利。

她承认自己曾经向事务所投入资本金，

但对于具体的工作内容、领取报酬的情况，却多次表示记不清楚。

参议员阿基诺询问她是否领取过工资或其他报酬时，

她先表示不记得，经过进一步追问后，才承认自己领取过津贴。

我认为，这个细节比证人记不住某个具体日期更加重要。

因为巴詹当时不仅是事务所的合伙人，还在政府部门工作。

她是否领取过报酬，直接关系到她当时的私人业务与政府工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菲律宾《第6713号共和国法》，对公职人员在任期间从事私人职业活动有相应限制。

当然巴詹认为自己属于项目聘用人员，是否受到相关规定约束。

还需要结合具体身份和法律条款判断，不能仅凭她担任过合伙人就认定违法。

但检方继续追问，也说明这段经历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背景。

更重要的是，这家事务所曾经为莎拉关联企业提供审计服务，

巴詹过去的身份自然会受到更多关注。

如果她能够清楚说明自己什么时候加入、什么时候退出。

以及是否参与过相关企业的审计工作，很多疑问就能得到进一步解释。

可偏偏在这些问题上，她又遇到了麻烦。

随后，参议员维拉纽瓦又拿出一份2015年的退出宣誓书。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1000比索的出资金额并不大，

如果记不清具体时间，可以承认记忆存在偏差，再通过原始材料说明情况。

毕竟，法庭不是普通的聊天场合，证人出庭就是要帮助法官查清事实。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主持人埃斯库德罗会逐渐失去耐心。

他提醒巴詹，作为一名会计师，过去参与事务所经营的经历理应有基本印象。

参议员图尔福也对证人的表现提出批评，

认为她反复回避问题，是对弹劾法庭的不尊重，并提出可以考虑采取惩戒措施。

更值得注意的是，巴詹还因为回答问题时不断看向辩方席位，受到参议员质疑。

在我看来，证人紧张并不奇怪，尤其是在受到多名参议员连续询问时，出现记忆混乱也可以理解。

但如果每当问题涉及自己的签名、出资和收入时，都无法给出明确答案，那么证词的说服力自然会受到影响。

这对莎拉的辩护团队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需要证明的是相关财务记录有合理解释，而不是让证人简单重复一句自己不记得。

更何况，这已经不是莎拉弹劾审判中第一次出现证人回答受到质疑的情况。

辩方证人接连受到追问，莎拉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

在巴詹出庭之前，另一名辩方证人、达沃市估价官海梅·阿达林，

也因为证词前后存在疑问，受到参议员质询。

两名证人的情况虽然不同，但都让外界注意到一个问题：

莎拉的辩护团队能否拿出足够清楚的材料，解释相关财产和商业关系？

莎拉面临的弹劾指控涉及非法敛财，以及没有完整申报资产和负债等问题。

巴詹作为辩方证人，主要是围绕相关企业和财务问题提供证词。

因此，她能否解释清楚过去的合伙关系，确实会影响法庭对相关证据的判断。

但这里也必须分清楚，证人回答不清楚，不代表莎拉本人就已经被证明存在违法行为。

同样事务所曾经为莎拉关联企业提供审计服务，也不能直接证明莎拉参与了事务所的经营或者其他不当活动。

真正需要查清楚的，是相关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资金往来，以及这些情况是否与莎拉申报的财产存在矛盾。

我认为莎拉现在最需要解决的，不是舆论对某名证人的不满，而是如何让自己的财务解释经得起核对。

如果每一笔收入都有记录，每一项资产都有来源，

那么即使换更多证人出庭，也未必能够改变法庭的判断。

对于菲律宾来说，这场弹劾审判还有更大的政治影响。

莎拉是杜特尔特家族的重要政治人物，

她与现任总统马科斯阵营之间的政治矛盾，也让这场审判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但政治斗争归政治斗争，弹劾审判最终还是要回到证据本身。

不能因为莎拉与马科斯存在政治分歧，就认定她一定有罪；

也不能因为她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就忽视需要核查的财务问题。

目前，巴詹的证词已经受到多名参议员质疑，但法庭还需要继续审查其他证据。

在我看来，这场审判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

就是辩方能否拿出更加完整的财务记录，而不是继续依靠证人的口头解释。

毕竟，面对正式的弹劾指控，真正能够帮助莎拉摆脱困境的，

不是证人说了多少遍记不清楚，而是能不能拿出经得起检验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