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下乡插队期间，我当过大队赤脚医生

我父母亲是南通启海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从南通的启海地区迁至现在的盐城市大丰区，从事医务工作。我们家住大丰县城了近七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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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2月我出生时，中国社会的常态就是一个接着另一个，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花样百出，高潮迭起。

一、无奈的唯一选择

1974年夏，我18虚岁，高中毕业了，毕业以后何处去？无法回避，摆在面前。中学毕业后的出路，正常情况下应有三种情况,可结合自身的实际来选择。1、升学；2、就业;3、当兵。

那时候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学毕业后直接考入大学是不可能的事，从1966年这个渠道就直接关闭着。中学毕业后，最少需要先当农民、工人或当兵两年以上，才可能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

那时推荐上大学不用考试，或极为简单的文化考试，成绩仅作为参考。那个时期入学的大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有人把那时大学的状况是戏称为“大学的招牌，中专的教材，小学的水平”。

当时直接留城就业或当兵入伍的人数很少，一般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对特定的人适用。轮到我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选择，没有商量，只留一条路，下乡当知青！那时也有少数人不配合、不想去，那可由不得你。如真赖着不走，那就热闹了，街道干部有的是办法，把你父母的工作停下来，派人在门前敲锣打鼓，喊口号，办学习班，直到你同意为止。

所以，那个时候，只要被认准了是下放对象，那就没有选择，没法逃避，没处躲藏，只能是跟随时代潮流顺流而下。

我家里还有哥哥，大我3岁，原先比我高三届。由于文革的原因，小学毕业后无法正常升入中学，继续留下在原小学，成为“7年级、8年级”，进入中学后，只比我高了一个年级。我哥哥在学校一直是老师最喜欢的班干部，好学生。上中学时，曾在最顶级《红旗》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五十年过去了，至今还有人在我面前津津乐道提起此事。

哥哥72年底高中毕业，在家闲了近一年，到了74年，大规模的下放运动开始了，和很多同学一起，下放至大丰林场，被安排在林场医务室，当了林场的赤脚医生。我恰好是74年中学毕业，哥哥刚下放不久，接着我又被看中了。

同一年，两个儿子都将成为知青，父母是极不情愿的。软磨硬扛了大半年时间，没效果，最后只能妥协。紧接着，县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送来一张“喜报”，白纸黑字的写着“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报名，荣获批准，特此报喜”。这张喜报，到现在应该算是文物了，我保存了很久，由于多次搬家，现不知哪去了，这张喜报，应该有些收藏价值，说不准还能卖个好价钱。

我们这批同学下放的去处大多数还是农林场圃，我父母想，有一个儿子去场圃了，离家比较远，这次就换个离家近一些的农村大队吧。经和多方协商，把我安排到当时的大道公社美满大队第九生产队。从此，我就正式当上知青了。

二、自封的代理猪倌

既然当了知青，那就硬着头皮向前闯吧。下乡的第一天，这辈子都会记忆犹新。

1975年的农历7月15，适逢鬼节，我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下放所在的生产队。队部有一排平房，用作粮食仓库、放置农药农具，还有一间会计室。队部前面有一大晒场，一旁还有拖拉机房。

那天来到村头遇到两个小队干部，还有一些在场头干活的老人和孩子。我是他们生产队唯一的知青，他们对我非常友好。还请我吃早上烙制的南瓜饼，说这是过鬼节的时令食品。

队干部对我干什么活，没有什么规定和要求，非常宽松自由，让我在队部和晒场上转转，帮着拔拔草，记录从大田里采收后运回仓库玉米重量什么的。

经常在生产队队部附近的还有几个和我一般大的年轻人，两个在养猪场，一个开拖拉机，他们都是生产队干部的儿子。我经常和他们混在一起，帮着他们做一些事，相处很融洽。

这段时间，我吃住都在会计室，一间独立的房子。用煤油炉烧些米饭和鸡蛋汤之类的东西。房子的门没有门闩，晚上睡觉时，我就搬一节抽水机铁管，抵住门。

本文作者当知青时的照片

有一天，我发觉养猪的小伙伴身体看上去有问题，细细一看，他的眼睛和皮肤出现了明显的黄疸，再问了其它情况，判断他患上了急性黄疸肝炎。

我对他说，你大概是生肝炎了，要好好休息，去大队医务室挂些水，吃些药，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恢复。喂猪的事，我来替你。

接下来的日子，也没经谁批准，我自己就把自己安排成了猪场饲养员。每天打扫猪圈，跳进到处都是猪屎的猪圈内，用竹把扫，用扒子推，用水冲。

猪可不懂得如何配合你，受到惊吓会在猪圈内横冲直撞，我还真是有些害怕。猪场外的大水缸内满满浸泡着腐败发酵棉籽饼，一团一块的，颜色和模样像极了人的大便，臭的不要不要的。就这模样的东西，需要用手掰碎了，拌入草料，用于喂猪。干完后，手都会染上黄黄的颜色，长时间臭臭的，那种感观和嗅觉的震撼冲击力实在是难以言表。

猪圈冲刷，要用水桶到旁边的池塘挑水。

有一次，在取水后用力站起的过程中，由于用力不均，脚没站稳，扑通一下，大半身掉入水中，所幸正值夏季，爬起来，继续干。

就这样，干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等那位饲养员康复以后，我才不当猪倌了。

经历过这样的事，现在回想起来，我也真是有些佩服我自己的。不怕脏，不怕臭，不怕猪，干的有模有样，在我平凡的人生履历上浓墨重彩的写上了曾经当过“猪倌”的辉煌篇章。

相比之下，我还是很幸运的，下放农村后，除了我自愿去猪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在一线干过一天农活。其它很多知青同学吃的苦就多了。

下放后，下地干活是常态，有的同学还被征参与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上大河工。那时，就是完全依靠人的肩膀，挑着装满硕大泥块的泥篮筐，每天都要完成定量的土方任务，挑着重担，还要长长的爬上爬下，那繁重的体力支出，没有超人的坚强意志，如何才能支撑。

还有的同学进城挑粪，一百多斤的满满两桶大粪，脏臭的暂且不论，挑着走上几里地，那是什么感受啊。

三、跨村的赤脚医生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父母亲告诉我，从现在起，不需要再去美满9队了。经当时有关公社领导协调，安排我去长春大队做赤脚医生。时隔一个多月，我在知青身份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赤脚医生的印记。

我怎么就成了其它大队的赤脚医生，能否胜任这份全新工作，对于这两点，还需从头道来。

话说当年，知青在农村要想脱离一线农活，当个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农技员、电工、营业员什么的，那还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得有人帮你，要有机会，没有机会也要帮着创造机会。第二，确实也需要有能力胜任，否则那也是白搭。

我父母在大丰几十年从事医务工作，有些影响和人脉关系。在当时的公社干部中，我表嫂的哥哥当宣委，也能说到一些话。我也不知道是通过怎样的操作程序，就将我安排到另一个大队去了。这个机会真的来之不易，这对改善我的生存空间和将来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二天，我就兴冲冲的走马上任去了。到长春大队，找到了大队干部，接待我的大队领导瞄了我一眼，说：“哦，知道有这回事，公社领导和我们有过交待，但我们还不能就这样接受你，需要去公社办个手续，这样才名正言顺”。他们的态度我也能理解，对我不熟悉，不是本大队的，又不是非你不可，自然会产生有一种排外情绪和想法。

隔了一天，我去了公社，找到了负责办理人员工作关系的党委组织委员。她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了一叠便签纸，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长春大队革委会：（那时从省到基层农村大队的行政机构都称某某革命委员会）兹介绍某同志到你处医务室从事医务工作（性质仍是农民），请你处接洽安排。然后盖上了公社革委会的公章。就这样，我正式地当上了赤脚医生。

四、父亲的言传身教

赤脚医生也是医生，人命关天，那可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胜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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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业务能力，我很自信。当个赤脚医生，游刃有余。

当时我已能比较熟练掌握和应对内科、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对普通外科，妇科急腹症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也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和判断，对一些流行性传染性疾病、对一定范围内五官及口腔疾病，甚至肛门痔疮也能做出相应的处理。

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一到岗位，就能得心应手工作的并不多。这种能力和自信的形成不是自吹自擂。之所以敢这么说，当然是有其事实依据来证明。我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能速成为熟练的赤脚医生，应归结于我父亲的精明和远见。

父亲在大丰属于资格很老的医生。年轻时曾在上海西医诊所学徒，学成后到大丰行医，建国前在大丰的淮南纱厂当厂医，以后又当上了大中区卫生所长。

上世纪50年代，经考试选送南京医学院，接受了正规、系统的医学教育。在大丰最初成立县人民医院时候就在医院当内科医生（组长），当时不设内科主任。在大丰刚成立政协的时候，父亲就是政协委员，后又任政协常委，政协医学卫生组组长。

文革期间的69年，父亲在县医院受到排挤，和其他几个医生一起，调到大丰的南阳公社卫生院工作。我上中学的时候，他老人家正在那工作的风生水起。文革后，落实政策，卫生行政机关将我父亲调回县城，在大丰中医院任内科主任，直到离休。

父亲工作、生活阅历丰富，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对我们的未来早有预测和安排。当时正值文革动乱，盛行读书无用，父亲经常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时不时的还对我进行检查和督促，而我却常有负父亲苦心，经常是敷衍了事，或作些表面文章，没少受到父亲的斥责。由于父亲很重视文化课的学习，再加上我也不算呆，所以，我在校学习成绩还算是比较好的。

1973年初，父亲安排我去他上班的南阳公社卫生院跟班学习。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就跟着去了。在我之前，我大姐，哥哥也曾在那里学习过，我这是第三批了。

记得当年父亲先扔给两本医学基础书，一本是解剖学图谱，另一本是微生物和寄生虫学，让我先自学起来。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知道了人体有206块骨头，人体脏器基本位置、形状和各系统的组成和功能。了解了微生物的分类，什么细菌病毒的种类，什么螺旋体、支原体，还有各种寄生虫的生物特性以及他们是如何危害人类健康的。

接下来，又给了一些内外妇儿科的专业书以及常用药物手册等，让我全面了解简单的诊疗过程。接着就是手把手的教，全面实际的接触病人。

在父亲的眼中，可能认为自己的儿子肯定是天才吧，什么科都要我学，让我了解，让我实践。有些重点和难点问题还会亲自讲解，如什么是大循环，什么是小循环，是什么样的途径，实现什么样的人体功能，在异常情况下又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病理变化和临床表现。上午让我跟着查房，对一些典型的病例，让我再全面检查一遍。

那时候对患者病情的诊断，最重要的不是依靠仪器（那时也没有什么复杂仪器），而是医生通过了解病史，再用自己的手、眼、耳和运用听诊器对患者的身体进行的检查，把以上程序认真走好了，一般就能对患者的病情做了比较准确的诊断，然后就是对症治疗。

通过不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我已能熟练运用这些简单又靠谱的诊断技能来诊断疾病。如心脏瓣膜病变，发生在什么部位，是狭窄还是关闭不全，肺部病变，是急性肺炎，还是胸膜炎，有无胸腔积液，是否发生气胸？

对腹痛疼的剧烈的人，学会了判断，大概是什么脏器的问题，腹腔脏器有无出血、穿孔，有无急性弥漫性腹膜炎发生，腹腔有无腹水等。父亲有时还会突然对我进行考核。

记得有一天下午，父亲对我说，病房来了个新病人，你去好好检查一下，先看看是怎么回事，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奉命来到病房，一个中年男性患者，我先简单询问了病人的病史，然后对患者进行了体检。

病人坐着，我用听诊器听了心脏，没什么问题，听了听肺的呼吸音，两侧明显不同。一侧明显呼吸音低，用手拍了拍两侧胸廓，再用手指在两侧对比着敲敲打打，什么情况已胸有成竹。

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表现和体检所见，患者的疾病应该是胸腔积液，原因应该是结核感染导致的渗出性胸膜炎。目前的治疗措施，建议抽胸水减轻胸水对肺组织的压迫，有利肺通气，正规抗痨，治疗原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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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用赞许眼光看了我一眼说：“行，你来操作吧”。于是，我独自亲手为患者做了胸腔穿刺抽液术，顺利从患者胸腔中抽出1000多毫升的淡黄色胸水。这种手术看上去很简单，但要做到准确定位，细心操作，不注意，也会造成患者胸腔和肺组织的损伤。

这样的病例的处理，要是放到现在，那可就复杂了。首先需要影像检查、各种常规和生化检查，还需要超声波定位，才能实施穿刺引流。

除了内科以外，父亲让我轮转了本级医院基本上是全部科室，只要有机会就去观摩普通外科妇科急诊或择期手术，有时还上台当助手，安排向麻醉师学习麻醉，了解并参与操作过程如乙醚开放吸入全麻，腰椎穿刺麻醉，针刺麻醉等。父亲还让我去向医院的五官科医师学习相关疾病的诊疗，当时的口腔科的主要治疗手段就是拔牙，什么根管治疗什么的，做的很少。

通过学习，我拔牙技术掌握得不错。后来在赤脚医生的工作得到充分展示和发挥。最不可思议的是，父亲竟然还要我学会开英文处方。告诉我，这玩意，能唬人，其实也不难，固定的格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十种常用的各类药物，没多久，我就能熟练运用了。

我在当赤脚医生的日子里，一段时间，心血来潮，开的就是洋文处方。我至今还记得一位赤脚医生同行评价说：“这样的处方，外形象鱼肠子，我不认识”。

总之，只要有机会，父亲都会让我去学，让我去试。父亲还专门安排我去县中医院痔科见习，了解常见肛周疾病的诊断和处理方法。关于传统医学的问题，父亲是这样教导我的，中医理论，阴阳虚实湿热，看不到，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你就不用管他了。可以大概了解常用中药的作用，记几个传统经典用名方，用现代医学的诊断，必要时选用传统医学的药物，掌握这个诀窍，就可以了。

那时，大丰的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机关也会偶然举办学术讲座交流之类的活动，父亲也会带着我去参加。我记得到盐城第一人民医院，大丰人民医院和大丰卫生局听过讲座，有些还是外地的教授讲。那时卫生行政管理机关会组织一些大医院的医生到基层进行巡回医疗，向基层送医送药，乘这样的机会，请大医生讲讲，对提高基层医生的基础知识和诊疗水平确是大有好处。在文革的大背景下，能这样做，确实是机会难得，难能可贵。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大半年时间，我也就速成了“医生”。74年下半年，在我父亲的运作下，南阳公社领导同意安排我在南阳医院工作。当时也不管什么人员性质，月工资20多元，反正被人称之为医生了，也正式做了医生的事，纳入上班、值班的日常安排。如一直就这样下去，也不知道今天的我是什么样子。

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普通老百姓，没高的要求，也没有奢望能出人投地，成名成家。你想也没用，根本没门。学门技艺，有口安稳的饭吃，能过日子，基本满足。当时的上山下乡的政策和形势是不会容忍和允许我一直在南阳医院干下去。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下乡，去农村，从城镇户口中消失。

至于去农村的何方，可以商量。所以，我还是没有能逃脱成为知青的命运。经历了以上的过程，我从一个普通知青，转向成为农村大队的赤脚医生，在业务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六、全新的工作环境

真正要做好赤脚医生工作，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当时农村大队的医务室的工作人员一般是3－4人，服务对象是一个大队大约二千左右的人口。主要工作是最基层、最初级的疾病预防、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和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

当时赤脚医生人员来源和构成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原先就在农村大队从事基层医疗工作的所谓“社会医生”，这部分人年龄都比较大，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一般都没有正规的学历，水平参差不齐，但资格都很老；第二是从部队退伍卫生兵，这部分人工作热情比较高，肯学习的，会成为大队医务室的骨干或负责人。第三是大队干部的亲属或子女，这部分人往往有照顾性质，一般在大队医务室从事辅助性工作。第四类，就是从下放知青或回乡知青中选拔后送医疗机构培训的人员，这部分人具一定的文化基础，接受能力比较强，有一定的理解和分析判断能力，理所当然应成为卫生室的主力和骨干。我的情况比较特殊，但还是应该归于最后一类。

到长春大队医务室工作后，同事都对我很好，生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和配合，使我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当时大队卫生的医疗条件相当简陋，药品匮乏、除注射器，听诊器外，基本上无任何医疗器械和设备。与之相关联的，就是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三个人都没有受过正式培训，可以说是既不会看病，又不会用药。最简单的血常规检验报告单，他们也看不明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对病人开出的处方的用药用量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记得当时有一种很常用的口服消炎药，长效磺胺，规范的服用剂量是0.5克一片，每日一次。他们开出的处方，让病人服用的方法和剂量是每天三次，每次二粒。是正常剂量的6倍。这样用药肯定会对肠胃、肝肾等器官造成明显的毒性反应。类似这样的问题很普遍。我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想要做好工作，压力和风险比都较大。在这里工作，无论面对何种情况，都需要独自面对，独当一面。没有商量，没处请示。工作要小心细心，千万不能出什么问题。

面对医务室存在的问题，我向有关人员提出了建议。好在他们也不计较，遇到严重一些的病人，通常会交给我，或请我一起看，听从我的意见。赤脚医生的工作就这样正式开始了。我很快就进入角色，工作得心应手。由于我的加入，大队医务室对农民提供的医疗服务应该说是明显提高了一个档次。正常开展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工作，农民群众也得到了比较正规的初步医疗保障。

记得我刚当赤脚医生的一天晚上，半夜被人叫起，不能怠慢，立即起床，背着药箱，骑上自行车，进入茫茫黑夜之中。

到了病人家里，40岁左右的男性，测体温40度，咳嗽、胸痛、气急，咳出来的痰中带血,铁锈色，看了病人后，心里大体已出做判断，再用听诊器对病人的胸部进行了检查，听诊发现肺部局部呼吸音降低，还听到了湿性啰音，这就进一步确立了我的判断。

病人应该是患了急性大叶性肺炎，我立即给予比较大剂量消炎药物，抗生素和口服磺胺药联合运用，再加上降温等对症治疗措施，第二天，病人的情况就大为好转，不出一周，病人就痊愈了。

治疗类似这样的病例的，已成为我日常工作。一段时间下来，我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大队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可。我也算是站稳了脚跟。

按照当时的政策，赤脚医生没有编制，也没人给你定时定额发给工资，与农民和队干部一样，挣工分。但赤脚医生算是技术活，挣的工分总额，还是比较高的，大概相当于大队的部门干部，我那时年工分总额能达到近600分。由于工分值不高，大概平均每个月能有30元钱。自己能养活自己还能有些节余。平时自己做饭或在大队小学食堂吃饭，花费很少。蔬菜什么的，不用花钱，看中了哪里有，去拔就是了，贫下中农们有时还会顺带些给你。

记得我考上大学离开农村时，还结余了几百元，给妈妈了。上大学了，又反过来又需要父母给生活费了。不过这个时候父母是很乐意承担这些费用的。

当时农村大队实行的是合作医疗，农民每人每年自己交1－2元钱，集体组织再贴补一些，集中起来，统一管理使用。应该说，当时的农村实行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对于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方便农民就医，提高农村的健康卫生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还初步建有县，公社和大队三级医疗保障体系，正常情况下，公社卫生院对大队医务室和赤脚医生进行业务上的培训，指导。病人也实行逐级转诊。当时的口号是：“小病不出大队，大病不出县”。上级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和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相关指令通过公社卫生院专职防保医生传达，由大队医务室贯彻落实。

由于当时经济和卫生条件的限制，现在很少发生的急性流行病传染病，如疟疾、乙型脑炎，传染性肝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时有发生并在局部流行。一度时间，还发现了副霍乱。政府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和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打人民战争，一些流行性传染疾病很快被消灭或得到有效控制。

那时赤脚医生直接面对千家万户的农民，很多面广量大的工作是基层医务室和赤脚医生辛辛苦苦脚踏实地干出来的，功不可没。当时的动作还是比较多的。如全民服药，打响疟疾歼灭战、对麻风病、结核病进行普查；儿童卡介苗接种，副霍乱疫苗注射等。为提高预防接种率，打预防针是由生产队卫生员领着，挨家挨户夜里进行。那时候传染病的发生真是不少，记得那年春季，流脑流行，我所在的大队发生好几例，被我及时发现，及时转入上级医院并安排必要的消毒和预防措施，很快控制了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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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做好赤脚医生工作，让广大贫下中农满意，有时确实也不容易。风里来，雨里走，骑着自行车，穿地头，过小桥，经常半夜会出诊，一出门，就是好几里地，四周漆黑一片，肯定不会撞着鬼，但突然窜出一条狗，却能吓你一大跳。要是遇到恶劣天气，外出转上一圈，也够你受的。要是一夜遇上两次，就再也睡不成了。

七、美满接替了长春

大概在长春大队医务室工作了一年半左右，美满大队医务室缺人，大队干部理直气壮的向公社要求，调我回去效力。于是，我回到下放所在地的医务室。地点变了，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和以前基本相当。但回到自己下放的大队，主人翁的感觉上来一些。

美满大队医务室，现有一个传统老中医，还有一名未经培训的一个女赤脚医生，看来我只能还是义不容辞责，责无旁贷继续充当骨干。在整理医务室橱窗时，竟然发现了两三把牙钳，喜出望外，拿起来看看，挺好，虽然不配套，但也可以替代使用，我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除了做一些常规的诊疗工作外，为一些需要拔牙的农民朋友提供了比较规范的服务，前前后后拔除了许多病牙，为所在大队的干部群众提供了新的服务项目，得到他们的欢迎和称赞。

在工作中，我敢于挑重担，勇于负责任，把一些我认为有把握能治疗的患者，留在医务室治疗。有些病人已被其它赤脚医生看过，认为大队医务室水平有限，将其转院治疗，在用拖拉机转院的路上，半途上被我拦回医务室，由我来负责治疗。

记得那是一例患胆道蛔虫病的病人，那时农村卫生条件差，肠道寄生虫病很普遍。在肠道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寄生于肠道蛔虫会从小肠中往上乱钻，常常会钻入胆道，此时，病人会腹痛很剧烈很可怕，常表现为大声叫喊，在床上翻滚。这种疾病，我以前多次遇到，只要诊断准确，治疗不是很难。当然，判断准确是最重要的。

这种疾病，虽然临床表现很剧烈，但腹部症状并不严重，右上腹有压痛，但整个腹部摸上去是软的，这就可以排除急性腹膜炎和消化道出血，穿孔等外科急腹症，结合其它病历，做出初步诊断也不是难事。拦下来以后，我立即给予解痉、止痛，消炎，驱虫等综合措施，一般几天后就能治愈。

类似情况经常发生，大队不少干部群众也认为我是艺高人胆大，年纪虽然很轻，却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其实，这些病在我看来并不复杂，治疗起来也确有把握。因为我早就得到父亲的嫡传。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冒险的。人家不会看，不敢看的病人，转走了，你还敢拦下来自己看，逞什么能呢？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责任可就大了。换成现在，我绝对不敢这样做了。但当时，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在美满大队医务室工作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

一天下午，我在公社医院开会，突然美满大队来了两个人找我，说是大队会计全身肿起来了，从上午起小便胀的要命，就是解不出来，人已到公社医院了，请我去看看。我赶紧走过去一看，会计满脸痛苦难受的样子，眼睛皮看上去是有些浮肿，膀胱充盈的满满的。

我细细检查了病人，马上问他今天有无吃过什么药物，他说，今天早上有些腹痛，大队医务室让他吃了止痛药，未好转，时间不长又吃了几片药。

了解情况后，得出基本判断，会计是解痉止痛的药物吃多了，导致膀胱肌肉过度松驰，所以就出现了急性药物性尿潴留的情况。我笑了笑对他说，放心，一会就替你解决。立刻开了处方，取了叫做“新斯的明”注射剂，亲手帮他打了针，一会儿时间，手到病除，会计顺利的尿出来了，警报解除。

八、艰难的命运转机

在美满大队医务室又工作了一年多时间。转眼到了1977年年底，听到不确定的消息，说是要恢复高考了，这对我们下放知青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喜事。那个年代，想通过自己的表现好被推荐上大学，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

记得当时有人很得意、很有把握的对我母亲讲：“今年是谁谁的儿子去上大学，明年就轮到我女儿了”。听到这样的话，母亲心里无比失落和难受，她难道不想自己的儿子也能上大学吗？但事实就是，按照潜规则早就排好队了，猴年马月轮到你？做你的春秋大梦。

现在终于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终于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了。但大学也不是那么想考就能考上的，由于长时间不学文化课，文革期间的所谓高中毕业生，教学质量不高，所学不多的知识也差不多全忘记了。

刚开始复习时，数学连最基本的因式分解都不会了，更不要说物理化学了。七七年的高考，通过了初考，复考还是失利了。七八年，我调整了时间，背水一战，把复习迎考摆上重要的日程，确实下了一些苦功，再次参加高考。考试成绩揭晓后，也不满意，数学确确实实是考砸了，其它各科都还算好，特别是物理、化学都考出了比较高的分数，总分还算可以。录取一般的本科院校应该没有问题。

兴奋和焦急的等待中，我依然工作在大队的医务室，正常上班。我想这大概也是站好最后一班岗了。那段时间，天气很热，一天中午，我刚吃过午饭，在卫生室休息，突然急匆匆走进来几个人，说是一个孕妇发生紧急情况，要我出诊，我背上药箱赶紧前往。

走到病人的家里一看，着实吓了我一跳。只见一个肚子很大的孕妇，神志不清的睡在床上，呼吸急促，面部浮肿，面色发红发紫，一看就十分危险，一量体温，40度，测血压收缩压超过200毫米汞柱，心率每分钟近180多次。呼吸音粗糙，情况危急，我考虑这个孕妇有中暑，妊娠高血压，有可能发生产前子痫和心衰，如不紧急处理，孕妇母子性命休矣。

我一边赶紧采取降温、降压、镇静和强心等综合措施，一边紧急联系让孕妇转县医院。又热，又紧张，忙得浑身是汗。由于我抢救措施准确得当，为孕妇缓解了症状，赢得了时间，送到医院后进一步治疗后，母子平安。

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个孕妇的老公公是老党员，参加了我大学录取前政审群众评议，在会上他声泪俱下说我对病人如何负责，工作如何好。得知此情况，我也很欣慰，为老百姓尽我所能，做好本职工作，取得比较好的效果，那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

听邮局工作人员讲，装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邮包夜里会到，大家都急不可待。我大姐连夜在邮局守候，夜半时分，在大家焦急兴奋的期盼中，邮包终于到了。拆开邮包，不负众望，一份份录取通知书映入眼帘，大姐看到了属于我的录取通知书，欢欣无比，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被南通医学院五年制的临床医学专业录取，终于修成正果，赤脚医生眼看着就要穿上皮鞋，真的就要离开我工作多年的农村了，就要去上大学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分别为我设了欢送酒席。早已期盼，很高兴的事，真的要离开了，临走时为什么却还有些不舍呢？

据统计，在中国，当过知青的总人数近二千万人。当年的知青，用青春、热情、汗水、泪水甚至鲜血和生命，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奉献和贡献。

赤脚医生是个中国农村医疗发展历史中特定阶段的产物，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促进农村健康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同时作为知青和赤脚医生的我，经历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至今，我还很怀念当年当知青和当赤脚医生的那段时光。

最后，我想说，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运昌盛！人民幸福！早日实现民主复兴的伟大宏业。也祝福当年的知青朋友们都健康快乐！生活美满！

作者近照

作者：江晓春，1957年出生，中共党员，江苏启东人，盐城大丰区司法局退休干部，执业律师。

编辑：草根作家 （朱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