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钊涵、陈超：政府轮替之后，波兰为何走不出赢家困境｜战略与安全

编者按· 2026.11.12

2026年10月30日，波兰宪法法院因新任法官的宣誓与资格问题陷入领导权之争，法院内外对峙升级。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中断出访，紧急返回华沙。直至11月3日议会选出的八名法官召开会议，宣布人数已足够恢复履职。目前波兰政府对欧盟斡旋持开放态度，但双方对立并未缓和。这场冲突将波兰延续多年的总统与总理之争进一步公之于众，而此时距图斯克领导的自由派联盟重新执政已近三年，波兰的司法权力之争依然未见缓和。

本文指出，波兰宪法法院之所以成为冲突焦点，既源于总统与政府各自掌握制度资源、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也源于法律与公正党和公民纲领党二十余年的阵营分裂。在这一背景下，波兰陷入“赢家困境”，即胜选者担心对手反扑而扩大制度控制，对手则将其视为排斥自身参政的威胁而加剧抵抗，双方都在寻求更彻底的胜利。因此，政府轮替本身难以自动修复波兰的民主质量，除非各方转变权力竞争的方式，使胜选者接受约束、失利者保有依法竞争的空间。

从总统返航看司法危机

2026年10月30日，一架飞往塞内加尔的波兰总统专机在途中掉头，总统纳夫罗茨基决定中断访问，返回华沙。此时，宪法法院已经陷入领导权争夺，法院外聚集起抗议者，警方在院区部署。反对党喊出的“政变”，将延续多年的总统与总理之争推向新的高潮。

冲突源于一批新法官迟迟无法履职。2026年以来，众议院先后选出八名宪法法院法官，总统只接受其中三人的宣誓。另外五人则在议会完成宣誓，并将文件送交总统府，法院原领导层据此拒绝承认他们的资格。议会的选举权力与总统接受宣誓的权限，由此发生直接冲突。

10月30日晚，法院网站宣布院长希维恩奇科夫斯基及副院长暂停履职一个月，新任法官科尔温-皮奥特罗夫斯卡表示，她已临时主持法院工作，并作出上述决定。法院官方社交媒体账号随即反驳，指责网站遭到非法接管，强调原院长仍然在任。这意味着同一家法院的两个官方渠道，宣告了两套相互排斥的领导权。随着法律与公正党领导人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等赶到现场，警方已经拘留了三名翻越围栏进入院区的人。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茹雷克则申请解除院长及副院长的司法豁免，以推进刑事追责。

总统纳夫罗茨基返回华沙后立刻会见最高法院第一院长，并于31日凌晨一同进入宪法法院，与新任法官当面对峙；而总理图斯克则强调，恢复法治恰恰需要果断行动。总统、政府、司法机构与街头支持者被卷入同一场冲突。对图斯克而言，在总统离场期间采取突然行动，早有先例。2024年1月9日晚，时任总统杜达离开总统府，前往贝尔韦德宫会见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图斯克政府下属警方在此期间进入总统府，逮捕前内政部长卡明斯基以执行因滥用职权获刑两年的法院判决，杜达则坚持自己此前的赦免有效。可以说利用总统缺席的时间窗口完成“偷袭”，在图斯克重新执政之初就已出现。

然而图斯克领导的自由派联盟早已于2023年重返执政，波兰却依然深陷司法权力之争。这揭示了一个值得正视的问题：政府轮替，乃至自由派重新上台，都无法自动带来民主质量的改善。选举改变了执政者，长期支配政党竞争的敌意与权力逻辑则仍在延续。

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Karol Nawrocki）在前往塞内加尔进行国事访问途中折返后回到华沙（图源：路透社）

宪法法院何以成为冲突焦点

宪法法院在波兰政治中的分量，来自它对立法和国家权力边界的决定性影响。它负责审查法律是否合宪，裁决中央宪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其裁决原则上具有普遍约束力和终局性。总统还可以将尚未签署的法律送交法院审查，一项改革即使在议会获得通过，仍可能在这里被阻断。对于图斯克政府而言，能否推动改革，取决于议会之外的制度关口能否通行。对于纳夫罗茨基及其背后的政治阵营而言，宪法法院则关系到他们能否继续限制政府、保住过去执政时期留下的制度安排。正是因此，作为国家机关的宪法法院成为了总统总理“府院之争”的前线。

而总统与总理的激烈对抗，首先与波兰的权力结构有关。政府依托议会多数执政，总统由全民直选产生，并握有法律否决权。众议院想推翻总统否决就需要五分之三多数，图斯克的联盟则缺少稳定达到这一门槛的力量。双方各自拥有民意授权，也各自掌握足以阻碍对方的制度资源。2025年总统选举使这种对抗进一步固化，图斯克阵营期待通过赢得总统职位，打通司法改革的政治通道，得到法律与公正党支持的纳夫罗茨基胜出却使这一期待落空。总统府公布的首年履职记录显示，他已否决41项法案。政府急于兑现承诺，反对党则借助总统权力限制政府，为下一轮选举积累优势。

制度分权背后，是延续二十余年的阵营分裂。2005年，法律与公正党与图斯克所在的公民纲领党未能组成预期中的联合政府，随后逐渐成为主要对手。前者强调民族主权、天主教传统和对转型旧精英的清算，后者重视欧洲合作、市场改革与自由主义制度。双方的分歧逐渐涉及谁有资格代表国家、哪一种政治力量具有正当性。2010年斯摩棱斯克空难使这种分裂进一步加深，载有时任总统莱赫·卡钦斯基的专机在俄罗斯降落时坠毁，机上96人全部遇难。莱赫是法律与公正党领袖雅罗斯瓦夫的孪生兄弟，图斯克当时担任总理。此后，事故调查与责任归属成为持续的政治争议，雅罗斯瓦夫更将图斯克卷入“谋杀”指控。政治分歧因此带上道德审判的色彩，承认对手合法参政的共识受到侵蚀。

在这一背景下，总统的否决容易被政府视为蓄意破坏，政府的改革也容易被总统阵营理解为政治清算。相互制衡所需的最低信任不断流失，制度权力成为各方确保自身安全的工具。即使自由派重返政府，改变了权力的分配，也依然置身于这一对抗关系之中。

这一对抗有明确的历史起点，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主导的新议会重新选举法官，占据三个已有合法当选者的席位，时任总统拒绝接受原先三人的宣誓。欧洲人权法院后来确认相关任命存在严重违法。2023年图斯克上台后，将恢复法治列为重要承诺，但法院仍保留着旧执政时期的人事结构。改革对象同时掌握审查改革的权力，民主修复由此陷入制度上的僵局。

2026年秋天的人事变化使这一矛盾集中爆发。本届议会选出的法官达到八人，超过法院十五席的一半，议会多数终于获得改变法院运作的机会，然而总统与原领导层仍继续以宣誓和资格争议阻止新法官履职。也就是说，新旧力量的此消彼长已经发生，实际权力的转移却被制度阻断。

外部法律意见进一步强化了政府一方的行动依据。欧洲人权法院5月要求波兰有关机关停止阻碍四名新法官履职；威尼斯委员会10月公布意见，主张总统及时接受宣誓，并认可在必要条件下通过替代程序完成宣誓。无独有偶，预算期限又将长期争议变成迫切问题，法院2027年度预算编制工作已经陷入僵局。科尔温-皮奥特罗夫斯卡解释，法官无法正常参与工作，导致法官大会不能通过收支方案，而议会审议国家预算的时间窗口正在收窄，她召集了11月3日的法官大会处理下一年度预算，这一迫在眉睫的时间限制无疑加速了危机的发生。

此外，2027年议会选举逐渐临近。图斯克需要展示恢复法治的成果，反对党需要守住制约政府的制度阵地。人事更替、预算期限与选举压力相互叠加，针对法院领导层的追责又提高了退让的代价，宪法法院由此成为整场政治对抗的集中爆发点。

在波兰华沙，警察封锁了宪法法庭的入口，阻止法庭庭长博格丹·希维奇科夫斯基（Bogdan Świeczkowski）进入（图源：CNN）

赢家困境与民主修复的限度

波兰的“赢家困境”，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不断强化。胜选者担心对手利用剩余权力反扑，倾向于扩大制度控制，甚至削弱约束自身的规则；对手则将这些行动理解为排斥自身参政的威胁，转而采取更激烈的抵抗。胜利无法带来安全，双方因而不断寻求更彻底的胜利。法律与公正党在执政期间扩大司法影响，失去政府权力后，仍能借助既有安排限制继任者。图斯克为了实现改革目标就必须突破这些限制；总统阵营则将机构更替解释为政治清算，动员支持者抵抗。双方都能从对方的行动中找到继续升级对抗的借口，妥协的政治代价随之提高。这也是自由派回归难以直接转化为制度修复的原因。面对被前任政府改变的制度安排，新政府容易形成一种判断：只有先取得足够的控制权，才能恢复制度的正常运行。由此，修复司法逐渐与更换掌握司法权的人相互重合：当机构独立被寄托于“由正确的人掌权”，权力对规则的支配方式便可能在更替中延续。

阵营内部的动员进一步压缩了克制的空间。在支持者眼中，对手既然被描述为民主或国家的威胁，遵守程序带来的延迟就容易被视为软弱，妥协也容易被视为背叛。领导人采取强硬措施可以巩固支持，接受制度约束却要承担眼前的政治损失，这使恢复法治的承诺，也可能被纳入扩大本方权力的竞争。

据此判断，短期内最可能出现的是政府凭借执行优势推动法院恢复部分运作，总统阵营继续争夺领导权和裁决效力的解释权。11月3日的法官大会检验新领导层能否组织会议、形成决议并推进预算。总统仍掌握从法官大会提出的人选中任命院长及副院长的权力。执行能力与否决资源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分处两方，即使法院恢复办公，合法性争执也将持续。

中期来看，危机将被带入2027年的选举竞争。图斯克阵营会将突破司法阻碍作为执政成果，法律与公正党则会将总统返航和法院对峙塑造成抵抗政府集权的象征。针对法院领导层的追责将持续提供动员议题，双方都有动力争取更完整的授权，拖延、局部让步与新的冲突将交替出现。纳夫罗茨基的总统任期按正常安排延续至2030年。即使图斯克阵营在2027年继续执政，总统与政府的对抗仍有延续条件；若法律与公正党重返政府，新掌权者又将面临撤销图斯克时期安排的党内压力。下一次选举会产生新的权力格局，也会接收此前累积的人事与程序争议。

长期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制度损害如何在轮替中累积。每届政府都可以援引前任的越界，为自己的例外措施辩护；每轮纠偏又为下一轮纠偏提供对象。双方越依赖控制机构来保障自身安全，就越难相信共同规则能够保护自己。选举可以反复举行，民主所需要的相互承认与权力自限却可能持续衰退。

在波兰华沙的宪法法院总部，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察站在金属格栅大门后面（图源：法新社）

因此，波兰民主质量的改善，取决于权力竞争方式能否发生变化。胜选者需要接受对自己同样有效的约束，失利者需要保有依法竞争、重新执政的空间，司法修复则需要形成能够跨越政府任期的规则。只要各方仍把压缩对手的制度空间视为巩固胜利的必要条件，更换政府、乃至再次迎来自由派胜选，都难以终结这一循环。宪法法院之争会产生阶段性的赢家，“赢家困境”则将继续困扰波兰。

本文作者

张钊涵：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 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GBA Review 新传媒

校对｜李 征

排版｜许梓烽

初审｜王炳云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