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每个人都自认是受害者

一对曾经无话不谈的密友，因为十五年前一段谁也说不清的往事，变成了陌路人。

很多人可能还记得2006年的《超级女声》，厉娜是那一年的人气王，而许飞是当时与她同吃同住、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十进八晋级选手互投环节，厉娜举起许飞的手力挺：“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我都选许飞。”而当许飞止步六强时，她眼含热泪说：“我希望今年的冠军是厉娜。”

如此情同姐妹的友情，到头来却经不起一阵风浪。

2011年，厉娜在外面接了私活，还在策划跳槽，这些她都跟最要好的朋友许飞说了，结果不久，她收到签约公司天娱传媒的律师函，自此被雪藏长达数年之久，事业跌入谷底。

十五年来，她始终认定那是因为许飞的“背刺”，才导致了自己这些年的挫败与痛苦，而许飞则从未正面回应她的怀疑，做出过任何解释，此事就此成为两人解不开的心结。直到最近，这对早已形同陌路的朋友，才首度直面始终横亘在双方之间的那根刺。

时隔这么多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真相究竟如何，甚至无法证明到底是否许飞告密，双方各自一词，都只有从自身立场出发的一套说法。

厉娜曾别人说，当年是许飞向公司高层透露的，但这也并非亲耳听到许飞告密，拿不出实锤的铁证；而许飞这么多年从未解释过此事，如今也已记忆模糊，她自称不会大嘴巴去泄露秘密，但当主持人张泉灵问到有没有可能无意中说漏嘴时，许飞又表示，时间过去太久，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看来是存在的。厉娜回忆，有一次两人私下八卦某位公司高层，结果许飞当着她的面就打电话给当事人求证，搞得她异常尴尬。但许飞则矢口否认自己主动告密，强调自己人微言轻，不可能仅凭几句话就左右公司重大决定，自嘲： “难道我比容嬷嬷还厉害，可以只手遮天？”

公司要锤厉娜，确实不太可能仅仅是因为许飞告密，毕竟要如此重罚一个旗下艺人，也是需要审慎考虑的，但许飞的自我辩解，恐怕也是不成立的，反倒透露出一些隐秘的真相。

试想一下，厉娜当年在外接私活，几乎不可能没人知道，如果是演出，那光听众就有一堆人了，而娱乐圈是很小的，她以为的“秘密”，恐怕根本保不了密。公司大概率从不同渠道都获知了这一信息，再找许飞核实，她甚至都不用告密，光是不否认乃至神情不对，都能确证这一点。

也就是说，许飞很可能确实没有主动告密，不存在主观恶意，也确实不是她一句话左右了公司这一决定，但她有意无意传达出的信息，却可能使公司最终决定雪藏厉娜。

对此，许飞本人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她一些前后矛盾的表现。

想想看， 如果没向公司透露什么，那就谈不上“我一个普通艺人不可能仅凭几句话就左右公司重大决定了”，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就是：“虽然我当初说了几句话，但我也不知道会有严重后果，公司做出那个决定，我不应该承担责任。”

更何况，如果她当年坚不吐实，那她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和厉娜澄清自己绝对没有告密，为何长达十五年都没勇气向好友自证清白？ 要是果真清白无辜，是好友无端猜忌，那自承“我画地为牢”又从何说起？那意思分明是：“我问心有愧，已经自责多年，你别逼我了。”

本质上，这是通过自居受害者来逃避责任。说实话，这在中国社会太常见了，每当你指出谁造成了你的悲剧，极有可能等来的不是对方真诚认错，勇于担当，而是泪眼婆娑地说：“别责怪我，我当时也很可怜，也不得已啊！”

这不仅仅是“装可怜”，确实谁都有难处，但问题在于：为何要逃避？

答案是： 道德责任是一种无限责任，被指控者是要负全责的，而为要当事人承担无限责任，那她/他实在受不了。

平心而论，在厉娜被公司处罚这件事上，原本第一责任人其实是她本人：作为签约艺人，也作为成年人，理应清楚规则边界，未经公司允许接私活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既然你做了，就别心存侥幸以为没人知道。

两人当年看来都没有规则意识，完全没意识到这有多严重。照她们这样子，如果不是因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多半还会有下一次犯规。

然而，在厉娜看来，所有这些代价都只有一个简单的归因，那就是好友许飞告密了。不仅如此，她还说，最难以释怀的是，告密者可以是任何人，唯独不能是许飞。

这么说吧，她被雪藏多年的悲剧，合理的责任划分或许是：厉娜本人的错误承担50%责任；公司处罚超乎寻常的严厉可以算30%；而公司当时做出这一决定多半采纳了不止一个信源，许飞作为其中之一，承担10%。然而，厉娜却要求许飞承担100%——甚至是120%，因为作为最好的朋友背刺是尤其不能原谅的。

设想一下，假如厉娜有勇气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半责任，而只要求好友说出真相，承担10%的责任，那许飞恐怕也不至于这么多年讳莫如深，不敢当面对质。然而，厉娜的表现却像是一个孩子在控诉家长：“都怪你！”也就说，她没有心力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而让一个最亲近的人承担超常的无限责任；这又反过来让对方避之不及，根本不敢承担起来。

许飞的人格其实也没成熟到足以面对这样的重负，她不但回避自己的责任，甚至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好友厉娜是自主决定远离的。相反，她暗示，导致厉娜和自己渐行渐远的另有其人，此人深度介入厉娜的人生，而厉娜又善良轻信，两人之间才由此出现了隔阂。

这一诠释维护了“我们都是好人”的幻象，而将全部责任推给“我们之间出现了坏人”——这种将罪责归咎于他人的做法，倒是与厉娜如出一辙。

年轻时的好朋友

看似奇怪的是，当这对好友彼此伤害时，却都不曾质疑当初公司的处罚本身就不合理。

固然，厉娜接私活是不合规的，但公司得知后，原本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例如：直接找厉娜沟通，批评或警告下不为例，又或扣罚一笔钱，甚至哪怕解约，都好过这样雪藏起来耽误她几年的演艺事业。

谁能没有过错？但有了过错之后允许改正，才有成长。如果一有过错就直接下狠手施以绝罚，那这是沉重打击乃至摧残，只会阻碍人的成长——按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心理会停滞在创伤发生的那一刻，影响人格发育成熟。

从爆出的几件事看，天娱传媒这家公司对艺人一贯严苛。2011年，许飞厌倦了公司为其打造的“文艺女青年人设”，报考文工团“上岸”，本以为能顺利解约，结果被公司以“未收到录取通知书”为由索赔300万元，她想尽办法凑钱才还清。

歌手陈楚生一度对公司不满，因为他只想做音乐而公司却想让他往影视发展，在他一次罢唱之后，天娱发起“封杀令”，提出高达2700万的天价解约金，尽管最终双方庭外和解，违约金只保留50万，但陈楚生为打官司耗费整整4年，其经纪人周洁说：“ 2700万元完全是一个笑话，他们（天娱）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支撑这个数据！ ”

澎湃新闻的报道说：“ 当年，不止陈楚生，一批头部艺人不惜付出惨痛的代价，从天娱出走。光是一笔笔赔偿金，恐怕都能养活天娱这家公司。 ”

2005年，周笔畅与天娱的解约金高达500万；2006年，刚拿到超女冠军的尚雯婕单方面和天娱解约，赔付700万才赎回自由身；何洁算是运气好的，天娱索赔的解约金400万，最终因为和陈楚生的“解约门”忙得焦头烂额，最终以80万草草了结。只有张靓颖走得最轻松，2005年超女结束后，她利用合同漏洞，走法律途径顺利与天娱解约。

从这些事来看，天娱传媒这家公司的做法并不是诚心支持旗下艺人的成长，而是把他们当做可榨取资源的工具人，任何一点小过错都可能被抓住把柄极限施压，法律手段成了他们打击、施压的武器。

这次在厉娜、许飞的事后，看到网上有人感叹：

看她俩的互动就能看出俩人当年的感情很纯粹和真挚，完全没有成年人的那种硬要保持体面的虚假和互相算计，我觉得这个节目被她俩带火也完全是因为她俩的真诚和友情浓度，最重要的是她俩都是成熟光明的高质量人类。

然而，越是这样纯真的人，面对这样严酷的公司管理越是毫无胜算。她们年少成名，涉世未深，还天真地以为自己那点小过错都不是什么事，不但缺乏规则意识，甚至连自我保护意识看来都没有，结果被沉重地打击了。

相比起她俩，公司管理层都是人精，当年的处罚决定，不论是从许飞的话头里猜出来，还是有其它信源，许飞想要把自己摘出来，几乎不可能。时过境迁，真相已不可知，即便有当年的高层出来说，又怎么保证就是真相？又没有录音和会议纪要，可想而知，这些内部决定都是不留痕迹、悄无声息的，厉娜就算想报复都没办法指控哪个公司高管。

这是一种中国人都不陌生的处境：当无力的个体面对非人格化的、掌握绝对权力的官僚机构实施的惩罚时，不但无法反击，甚至都无法理解自己的处境，陷入痛苦的人们，最终只能找到某个具体的人，要求他/她承担起全部责任。

而此时，制造这一悲剧的权力结构，却完美隐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