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 余光中：写诗就要当大诗人

文 | 郑培凯

2017年11月14日中午时分，我正在整理一篇关于京戏与粤剧在20世纪的发展的文稿，突然接到一通短信，一看，说余光中老师逝世，我吓了一跳，真的吗？接着就有熟识的记者来电，说要采访，要做余光中逝世的相关报道，他知道我早年曾是余光中老师的学生，请我说说当年受教的情况。

记者的来电询问，不禁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半个多世纪之前，我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的时候。记得我们大二那年有门英诗的必修课，教课的是一位老先生，叫苏维熊，是日据时期台北帝国大学毕业的，专攻英诗韵律学。他上英诗课，基本上不教诗本身，而教英诗韵律，这是非常刻板的技术性的知识，和我们希望在课上享受诗歌美感的预期完全不同。不料，上了两个月课，苏先生突然过世了，系里很着急，需要请人代课。大概停了一两个星期，就找到了当时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的余光中先生。

当时我热衷写现代诗，很清楚台湾新诗的情况，因为我从中学时代就向往西方的现代性，感受新诗带来的叛逆性，是“现代性研究”的追随者，参加了一些诗社的活动，也发表过一些让我“自悔少作”的作品。我最早认识的现代诗人，是我的中学老师纪弦（路易士）与摆书摊的周梦蝶。读的最多的却是郑愁予与余光中，我曾经把他们比喻成当代的李白与杜甫。那时台湾有三个著名的诗社：现代诗社是纪弦掌旗，有郑愁予、方思等大将；蓝星诗社有覃子豪、余光中、夏菁等；创世纪诗社则有痖弦、洛夫。余光中家跟我家之前在厦门街的同一条巷子里，相隔不远，所以有一种亲近感。听说他来授课，我知道一定可以进入英诗想象的国度，是十分兴奋的。

余光中那时正值中年，个子不太高，英挺瘦削，颇有风度。他脸方方的，稍微狭长，有棱角却不分明，反倒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他说话慢条斯理的，用字比较矜慎，很像他诗中想要呈现的江南文风。他有意继承传统江南文人的风范，温柔平和。他平日上课西装笔挺，打着领带，同学们都说他风度翩翩。

余老师很会讲课，课堂上朗读英诗，念得抑扬顿挫，引人进入辽远的诗境，让我们朦朦胧胧感受苏格兰的风情，听到英格兰教堂的钟声，觉得自己走在新英格兰的林野中，十分享受。他上课也很风趣，偏爱现代诗派，而不是古典诗派，甚至教我们一些现代主义的戏和诗。他讲了Matthew Arnold（马修·阿诺德）的名诗Dover Beach（《多佛海滩》）之后，居然找了一首Anthony Hecht（安东尼·赫克特）颠覆性的Dover Bitch（《多佛母狗》），大讲现代诗人的反讽意图。我们当时还搞不清楚“bitch”一词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意义，他就大讲了一通这个词骂人的含义，讲这个词虽是俚语中十分不堪的词语，但也可以入诗，而且还可作为诗题。

还有一次他讲到文化环境不同，词语的表达便有其特殊的含义，弄不清楚是会闹笑话的，他自己在美国教书就有过这样的经验。他说，那时在美国中西部的一所大学讲中国文学，讲到汉代的古诗，有一首无名氏的作品：“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他给美国学生讲解时，就把“肠中车轮转”解释成“My bowels move like cart wheels”，没想到学生哄堂大笑。他一时还没会过意来，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哀伤的诗句会引出满堂笑声，后来才意识到美国俗语讲“大便”，用的词语是“bowel movement”。

余老师知道我喜欢写诗，也就很耐心读我的习作，给我不少创作想象的提示。我当时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了几十首诗，交给他看，他很认真读完了，提了意见，还帮我改了一些词句。他不是一个字一个词那样修改，而是指出有的诗句意象鲜明，单独来看十分精彩，但是与全诗的结构与整体意蕴不调和，这种个别意象与全诗的意趣出现扞格凿枘的情况，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一首诗的好坏，还是要看整体，最好是意象鲜明突出，且能反映全诗的意思；而不是有了好句子，就胡乱跳跃，除非你的主题是思绪的跳跃。

我还记得，他讲英诗时，时常指出某某是大诗人，某某是小诗人，十分在乎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写诗，就要当major poet（大诗人），不要当minor poet（小诗人）。”中国文学史上，李白、杜甫是大诗人，现代英诗之中，叶芝、艾略特、奥登是大诗人，是学习的榜样。他说到华兹华斯是大诗人，当了英国桂冠诗人之后，还每天写诗，“好像早上起来做体操”，说着说着自己笑了起来。我当时受他影响，读了很多弗罗斯特的诗，还知道诗人受邀在肯尼迪总统的就任典礼上朗诵自己的诗，但我搞不清楚弗罗斯特算大诗人还是小诗人，颇感困惑，就问老师。他想了半天，说，或许在大诗人与小诗人之间吧。同学们当时不太懂，都在背后偷偷笑，说老师真有雄心壮志，想当大诗人呢。现在想来，其实他在文学创作上很真诚，一直是很努力很踏实写作的人。

余光中欣赏李白，后来写了“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这样的句子。但其实，他锻炼诗句的取向，更像杜甫，因为杜甫擅长律诗，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我觉得余先生写诗，也是着意锻炼语句。不仅是写诗，他写散文也是如此，他用诗的方式写散文，不仅注意句子的捶打，也引进写诗所运用的繁复意象。他自己说，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后来还有第三只手写文学评论，第四只手搞翻译。

虽然他讲课和写作都以现代诗为主，但可以看到，余老师在创作过程中，极为注重古典和现代的融合。五十年前他出版过一本诗集《莲的联想》，就尝试把宋词的韵味以白话诗的意象与节奏表现出来，体现了古典与现代的互通，既是现代诗，又是婉约词，有人说这是“新古典主义”。其实，余老师的写作最主要的是从传统中汲取灵感，表现手法则是现代的，十分优美流畅。这在当时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文学传统是不需要拋弃的，不必一定要像台湾诗坛流行的主张那样，说现代白话诗必须“横的移植”，不能“纵的继承”。余先生是现代派诗人，受外国文学影响，写白话诗，还模仿过英诗的十四行诗，但慢慢在诗里融进了很多古典的东西。这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先被欧美先进的东西吸引，但血脉里还是有中国文学传统的底蕴的，这些底蕴是应该好好汲取利用的。

我和余老师有段时间比较疏远，主要是因为我在学术追求上有了大转向，放弃了以文学作为毕生职志的想法，1970年负笈美国，专注历史文化研究去了。过了三十年，我来到香港，倒是多次邀请余老师来港演讲。看到他瘦削如旧，还是精神矍铄，言谈风趣，回答观众提问时，反应敏捷，妙语连珠。我当时还跟朋友说余老师“难得老来瘦”，肯定长寿，百岁人瑞是没问题的。

前几个月还想到高雄去探望余老师，没想到他遽然走了。

（2017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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