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诈案里的话务、引流和推广，各自担什么责，西安刑事律师郑娟解析

同样是话务员，两种行为，定性截然不同。引流、推广本身属于正常商业营销，但一旦踩线，就会变成电诈链条里的重要一环。

同一个电诈团伙，有人负责打电话，有人拉客户进微信群，还有人投放广告、分发推广链接。团伙案发之后，是不是所有参与人员一律按诈骗罪定罪？很多家属、当事人都有这个误解。实务中定罪，从来不看岗位名头，更不会直接把团伙全部诈骗金额算到每一个人头上。核心是查清当事人实际做了什么、知不知道对方在实施诈骗，以及和诈骗人员协作的紧密程度。

我是陕西大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大宽刑辩联合创始人郑娟，拥有 7 年检察机关工作经历。办理这类多层级涉电诈案件，重点核对的，从来不是劳动合同上写的 “客服” 还是 “推广”，而是通话记录、聊天记录、后台数据，这些原始材料才能印证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实质参与诈骗。

如果话务员按照团伙统一剧本，冒充客服、公职人员，编造账户异常、退款验证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按指令转账，就已经进入诈骗的实行环节。即便没有直接经手收款，只要证据能够证实存在共同故意，就会被认定为诈骗罪共犯。

还有一类话务，只负责拨通、转接电话，后续沟通、诱导转账都由上游人员完成，不掌握完整诈骗话术，也不参与收款分赃。如果明知上游可能从事违法犯罪，仍然持续提供话务通道，达到立案标准，一般认定为帮信罪，而不能仅凭被害人最终被骗，直接推定为诈骗共犯。

西安就有一起代表性公开判例：翟某按小时计酬，负责拨打电话，后续冒充快递客服实施诈骗的是上游人员。该案最初以诈骗罪起诉，法院审理查明，翟某没有参与后续诈骗，和上游也没有事前通谋、不参与赃款分配，最终认定帮信罪，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4 年二审驳回抗诉、维持原判。该判例为公开裁判文书，并非本人经办案件。

这个案子点明一条关键边界：仅仅知道上游可能违法，和清楚完整的诈骗方案、稳定配合实施诈骗，在法律上是两回事，需要同时结合客观行为、双方协作紧密程度综合判断。

不少做流量的人抱有侥幸：我只是发广告、拉人入群，只是做引流生意。可如果明明清楚所谓 “投资导师” 依靠虚假收益截图骗钱，仍然按照进群人头拿提成，长期为诈骗团伙筛选、输送客户，就不能用 “我只是做流量” 来规避责任。

判断引流人员是否构成诈骗共犯，重点核查三点：宣传素材本身是不是虚假；是否清楚客户入群之后会遭受怎样的诱导；有没有和诈骗团伙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如果参与编写诱骗话术、策划虚假活动、直接按照被害人转账金额提成，重罪风险极高；如果只是偶然接到一单广告业务、事前并不知情，责任认定完全不一样。

推广服务商同理。正常给合规商家提供广告、技术服务，不会因为客户后续涉诈就被追责。反过来，如果已经收到平台涉诈预警，还不断更换账号投放广告，按上游要求伪装、掩盖虚假贷款页面，报酬还和诈骗回款挂钩，这些都会成为认定主观明知的关键证据。

最高检跨境电诈典型案例明确：长期稳定为电诈团伙提供引流、推广、技术支持，形成固定协作关系，即便没有直接向被害人索要钱财，一样可以按诈骗罪共犯追责。

很多当事人和家属还有一个误区：团伙的总流水，就是自己要承担责任的金额。事实上，办案机关不会简单套用一张团伙统计表定责，而是结合当事人入职时间、实际工作周期、参与环节，划定责任范围。就算认定构成诈骗共同犯罪，也会区分主犯、从犯，从犯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决定案件走向的核心证据，主要包括：工作群指令由谁发出、诈骗话术是谁制作；通话录音、聊天记录里当事人的原话；广告后台、引流名单能不能对应到受害客户；薪酬结算方式，是固定工资、按人头结算，还是直接按诈骗回款提成；涉案聊天、资金记录，能不能和当事人在职时间匹配。仅凭同案其他人的口供，不足以完整锁定责任。

2025 年两高一部出台的帮信案件办理意见，是当前区分帮信罪与诈骗共犯的重要依据，要求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主观明知、帮助行为和情节轻重。这份文件释放出两层清晰信号：一方面，不能对所有前端工作人员一刀切，全部按诈骗重罪处理；另一方面，不要幻想拿固定工资就一定无罪，是否知情，最终依靠证据认定。

话务、引流、推广只是岗位名称，不能成为刑事责任的分水岭。真正决定定性的，是行为人对犯罪的认知、实际参与的内容，以及和诈骗团伙的协作关系。很多当事人被抓获之后，反复强调 “我只是打工的员工”，但这句话在刑事程序里作用有限。想要争取有利的认定结果，核心是依托原始证据，把自身参与的范围、边界梳理清楚。

一旦卷入这类刑事案件，越早委托专业刑辩律师介入，越有利于固定、梳理有利证据，在定性、涉案金额认定上，争取依法合理的处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