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文治 ：新年访韩少功 | 作家立场

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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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单2026年《天涯》第6期

2026年元旦，作家舒文治到海南探访韩少功夫妇。本文是其《围坐——与韩少功打讲》中的一章，记录其探访韩少功夫妇的见闻与闲谈。本文作者与韩少功在日常叙谈间聊及AI写作、乡土创作困境，分享韩少功的人生选择、婚恋往事与八景乡居点滴，既是思想上思辨的碰撞，也有日常生活中人情的温暖。通过这次访谈，读者可窥见作家韩少功理性之外的感性底色。

今日，我们全文推送刊于《天涯》2026年第6期中舒文治的《新年访韩少功》，以飨读者。

新年访韩少功

舒文治

“韩少功和汨罗”，我不想视为一个学术课题。在时光深处，在“山南水北”，在文学现场，在思想前沿，在交流平台，包括友人私议，韩少功身影和话题的出现，汨罗不但是其纵深的背景，也是一起形成聚焦的一处原乡。那个时代将他推到了汨罗，他在汨罗完成的不仅是一个知识青年的成长，还获得了对土地、农民、生存、革命、爱情、人情世故及语言和诗学的不断体察。他通过高考离开汨罗后，几乎没有人认为他还会回来，可他却主动选择，千禧年之后，每年阶段性居住在偏远的八景，既耕耘于电脑，又种植在菜园；既与国内外知识分子多有交流，又与本地各行各业人士坦诚交友。不少熟人朋友认为他是来驻点体验生活的，新鲜感一过，写作任务完成，他就会撤离，可他又一次让大家都失算了，他每年四五月间和夫人回八景，一住半年，二十五年来从未间断。汨罗见证了他的归去来，见证了他一头黑发变成华发，见证了他在平常山水间的独到发现，见证了他从容的离场、身心的投入、温煦的润泽、无数的洞见，还有罕见的金刚怒目……

我常常被这一幕幕精神图景所吸引，生出一个想法，仅从某一个层面切入，韩少功这五十多年来和汨罗老中青三代作家的交往，还有不少故事没有被说出，整理一部侧记，能给“汨罗江文学史”留下一些资料，也许还能为“地方文学生态涵养提供一份样本”，甚至不止于文学层面的意义。据我有限的视野，当代作家学者中，唯有韩少功与一个地方及各阶层人物跨世纪、经山海，结下如此深厚的情缘，有如此多而有趣的故事可讲，有如此丰富的话题可引出，对一个地方的人文有着如此饱和的浸润，特别是“汨罗江流域作家群”在新世纪的出现和集结，他是“灵魂”和“磁场”。在多方助力之下，我记录了一本《围坐——与韩少功打讲》（“打讲”是本地方言，在《马桥词典》中有词条“打玄讲”，抽去中间那个字，就是平常说话聊天）。下文即为其中一章。

跨年夜和萤火虫

这两年元旦，我都在海南，如韩少功所言，是走亲戚。同走亲戚的朋友是两拨。2025年，陈新文、杨厚 均、潘绍东、李卓等，这几位与他多有交往；还有曾炜，时任湖南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该院有国内第一家韩少功研究所。2026年，楚兮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周湘平同往，他带团队跟拍韩少功的日常生活近十年，出于自愿，完全自费，并无项目支持。此前他们制作的《原乡》，在“韩少功和汨罗老乡见面会”上播放后，被多家媒体报道，好评如潮。央视纪录片《文学的故乡——韩少功》借用了他们所拍的大量素材。他还是韩少功文学馆布展的策划人、施工者。将一处废旧校舍改建成韩少功文学馆，融旧物利用、本乡特色、人文情怀和文学讲堂于一体，既是湘平的得意之作，也可视为韩少功为人为文的物化呈现。我听不少慕名前来者在现场感叹，有人说，完全没想到这样低调又如此特别。有人说，仿佛一下又回到了文学照亮生活的年代。还有人说，这是国内见过的最好的个人文学馆。湘平这次同行，戴着腰椎间盘突出绑护带，提着黄精、蜂蜜、大米（均产自玉池山上他创办的梯山云境生态农业）。同行的还有媒体人、汨罗作协秘书长谢江，铁杆“韩粉”一枚。

韩少功、梁预立夫妇在海南大院（海甸岛店）早订好了包厢，名曰“百花岭”。湖南正是寒潮来临时，飞机越过山川湖海，两小时不到，仿佛将我们带到春天。半年多没见，其间他突发急症，亲见自己的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最长的一次长达15秒，可以说是去鬼门关走了一遭。他消瘦了，仍然谈笑如常，我心里不免此消彼长着复杂情愫，一桌丰盛的海南菜吃出了五味杂陈。

饭后，《天涯》的副主编李宁带我们夜访海南大学的“韩少功创意写作中心”，中心和几个机构共用一个院子。驻足，拍照，个人照和合影都得来几张，眼往前瞟，见另一块牌子——海南大学理论物理研究中心，不禁想起韩少功在《修订的理由》一文开篇所写：“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不免常有惶恐之感。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文学与物理如此同框共院，此种强烈对比，原来在韩少功的内心早就埋好了伏笔，也算是一种天意使然吧。过去不能假设，它让中国少了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却多了一个独树一帜的作家。随李宁转了几道走廊，上楼，在脚步声、呼吸声和密码锁的开门声中，两间新房子在灯光里徐徐展现，空间不大，布置得素雅，最抢眼的是满墙镜框里异国调性的照片，两间房子挂了数十幅，大都是韩少功作品在海外的封面照和他参加中外文学交流及在国外获奖的照片，有一框单张的，有一框中数张的，均可见制作者的用心。李宁全程参与了该中心的筹建，现在还兼着这里的职务，他介绍说，中心以韩少功创作的海外传播为特色，与汨罗的韩少功文学馆的乡土特色正好互补，相得益彰。他给我们送了中心印制的一套明信片，好久没见到此物了，共16张封面照，有瑞典文版、法文版、塞尔维亚文版、波兰文版、荷兰文版、意大利文版、阿拉伯文版、越南文版，英文版、俄文版、韩文版亦有，还收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马桥词典》《日夜书》封面照，每一帧或夸张，或变形，或抽象，或写意，或神秘，或暗示，与我们见惯了的国内出版物封面大异其趣。李宁托我们带几套明信片给韩少功文学馆收藏。里间有书架、会议桌和沙发，架上有不少韩少功作品的版本我没见过，摆放在架顶镜柜中的条幅倒见过，是汪曾祺手书赠韩少功的四字：不即不离（复印件）。我们三个在书架前沙发上都摆了姿势照相。湘平说，这一张拿着《韩少功精选集》做读书样子的照片，是最满意的一张个人照。他属于少言实诚一类，自己玩摄影摄像多年，早年还在公安干过痕迹鉴定，他曾开玩笑说，我没发表过文学作品，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过痕迹鉴定的论文。眼光不毒，干不了痕迹鉴定，也不会将场馆设计、文创产品搞成大路货。或许是此间氛围使然，湘平发了感叹，韩爹做人够我学，我做场馆设计和文旅开发，韩爹常给我指导，却从不空对空，而是落得地，过得细，可以实操。李宁说，下次你们组团再来，就在这里聊天、喝咖啡，也可以开小型交流会。此刻，跨年夜，偌大的院子只此处灯亮，从“山南水北”到“天南海北”，我们聊得投机、开心。东边窗外，有水泊静焉，以夜空、林荫、草地投影的深蓝作为自己的妆容，是校园内的东坡湖。当有人言韩少功是“江畔的渔父，海南的苏东坡”时，他笑道，假渔父算一个，苏东坡不敢攀。但有一点于我等是确定的，围绕韩少功，有说不尽的话题，还有不少有意思的事没被讲出。而他，还在不远处继续他的“萤火虫的故事”，他说：“当不了太阳的人，当一只萤火虫也许恰逢其时。”

在星空和灯光织出的跨年夜，出了海大，游走在海口夜景最美的碧海大道，海湾对岸，烟花如间歇泉，被染上五颜六色。坐观光电梯上世纪大桥，指看静水深流的幽蓝海面，海口湾远处的海口，影影绰绰，水天一色加多彩灯光，便是人间胜景，要亲见才能感受其妙。由远及近，高楼的灯，高桥上的灯，川流不息的车灯，灯便有了层次、动感，既是背景又是主角。在这一片灯海，在拥挤不堪的文坛，韩少功这只“萤火虫”隐身其中，他的意义和启示有哪些？我没标准答案，和一群同道朋友把自身摆进去，去接近、参悟，写出属于各自的答案，是不同的几个，也可能是绵延的解析。韩少功以象暗示我们：“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乡村看到的一幕：当太阳还隐伏在地平线以下，萤火虫也能发光，划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线，其微光正因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导人们温暖地回忆和向往。”桥上，海风吹爽，六车道上呼啸着光和色块，感觉会发生某种看不见的膨胀，当时，我无以言说，后来，我在佩索阿的一首诗中找回了感觉，录首尾两句：“我的心是风帆鞭打的神秘……而幸福的人们从快车道上传来响亮的笑声……”

下桥，我们去了华彩海口湾广场，这儿满是欢度跨年夜的人流，在举办露天音乐会，以精心妆扮的年轻人为主，人人都是摄影师，人人又是片中人，披挂光带的世纪大桥倒成了烘托他们奔向新年的背景图。谢江甚是欢喜，很快融入其中，和我们三个走散了，好一会儿才聚拢。她笑得像那座灯塔般粲然，语气仿佛在闪闪发光：搭帮韩爹，在海口过了一个最开心快乐的跨年夜。欢快之余，佩索阿那样的疑问和相信也适合我，他写道：“我不知道是否星星统治了世界／……是否应相信这每天必升的太阳／它的真实性无人能够担保／也许相信另外一个太阳／会更合宜（因为它更好、更方便）——／一个把夜晚照亮的太阳——／某种超越我的理解力的／深刻的、对万物的照耀。”既然个体无法大于并统治世界，世界又如此可疑，如此美好，我揣度，按照韩少功的方式，退回到个人，到一个萤火虫能照亮的小天地，在那里持守，旁若无人地、耐烦坚忍地、一针一线地编织、敲打、发现，并将余辉抛洒——这应该是一个可安己心的选择。这样想着，“萤火虫”也可视为“另外一个太阳”，有此念想，便可和众生一起安眠。

从一品水苑到北港渔村

元旦上午十点后，我们去一品水苑小区的韩少功家，事先得到他告之，电梯维修，得爬楼，我们两口子就当爬山健身，只苦了快递员，他们送大件上来，得加点辛苦费。上七楼，客厅还是我前两次来时那般简朴整洁，若非墙上挂着那幅汪老的手迹，竹编茶几上放了两摞书，不会有一种走进大作家之家的感觉。一切都是居家过日子的模样，靠窗的冰箱门的上半身，贴了不少动漫贴，已褪成旧色，不是时兴的质感磁性的冰箱贴，可以推断，这是他们两个外孙女多年前的“杰作”。现在，一个已上大学，一个在读高三，她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另一栋，外公外婆在海南的日子，平日多由二老管伙食。

韩爹笑称我们是第二批汨罗亲友团，前几天，从八景来了一批，既来旅游，也来看他们。我们就亲友一般聊家常，聊到住家，他指着窗外说，你们将来买海景房要多一个心眼，当年，我们住的是名副其实的海景房，后来政府填海，开发商建新楼，海离我们越来越远，楼在周边越来越多，海景房变成了河景房。窗前有条河（横沟河），也算是手下留情了。我们忍不住笑，又觉得韩爹的话有嚼劲，如高高树上结的槟榔。

汨罗作协在网上购了一批他的新书《理想，还需要吗——韩少功谈话录》《张三李四》，托我们请他签名的好几位，我笑道，今天元旦，我讨一个开心符，请您签一个“开心”给我。他翻开《理想，还需要吗——韩少功谈话录》的扉页，快笔写下：文治开心。我在一旁乱想，我的“理想”也挺现实，“理想着开心”。

中午，我们在“惦记精致湘味·私房菜”餐馆请他们夫妇用餐，海南作协原主席梅国云携夫人赶了过来。他也是书法家，店名是他题写的。《天涯》主编林森一家三口都来了，他儿子“小马哥”我常在林森的朋友圈中看见照片，我对他说，我看着你长大，看着你越来越像你爸。不知他是否听懂了我汨罗口音的普通话，他大眼睛看着我，好亮，让我想起一部东南亚电影中的某个男孩，片名却一时记不起来。还有唐彦，在海南的岳阳乡友，他说，这些年来跟着韩老师，我一个街头浪子、海边农夫也变成了作家。他不是当作笑话讲的，我大体了解他的故事，早年闯海南者，都藏有一部自己的传奇。韩少功创意写作中心负责人李音老师带来了生日蛋糕。韩爹道，不做寿，蛋糕当作甜点心吃，今天过元旦，几位女士和小马哥，你们多吃点。席间，我们不谈文学，只聊朋友和日常，就像天天吃海鲜，也有腻时，就是吃土菜，顿顿吃也能吃得胃造反。韩少功在《长岭记》中录下了本地的“土八道”，其中有一道（红薯）皮粉，用肉末、肉丝炖，味鲜，若用鳝鱼炖，更鲜，我有几个熟人却不吃此美味，原来，他们是吃红薯长大的，童年少年，年头吃到年尾，吃得胃有一种物极必反的反应，闻到红薯味就避之而唯恐不及。

依旧俗，寿诞日不得让寿星干活；依新俗，元旦也得游玩放松，我便极力赞同李宁、唐彦的提议，下午去北港渔村看看。韩老师原本和我约定下午一起干一个活——访谈，见我发懒，便答应和大家一起去。为何是北港？韩老师的女儿韩寒正在那里搞一个旧渔村修复项目，可她爸妈都没去过。记得韩老师说过，女儿上学、出国、结婚、择业，他都放手不管。一位不管的父亲，是经历和观念使然外，必然要有一位自信自立的女儿能让他放心、放手。大概，他们父女属于相互鉴照、相互成全那一类。我没见过韩寒，《笑的遗产》中，韩少功写过游保姆和女儿非亲非故却让亲情也一时黯然失色的带养深情，特别是游保姆的笑对女儿颇具影响，我不知道韩寒现在是不是还这样笑着：“笑得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尽情而忘形，笑得很醉、很劲，甚至很疯傻……”文学的白玉盘难敌生活的磨盘，可我相信，除了端庄坚毅的面容，韩少功一定还将更多看不见的东西留给了韩寒。后来与他们夫妇再见面聊家常，印证了我这一推论。她没征求父母意见，自作主张推掉了保送清华的名额，因为她不喜欢那个指定的专业；她是当年高考海南的“女状元”，没填报北大，所有志愿，专业一栏，她清一色填的与环境保护有关。说件趣事，读初中时，她有次写了篇作文，老师判了零分，不服气啊，拿回家给爸看，韩老师说，爸爸给你85分，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不要出去说。平时作文，你大可照自己的想法去写，得多少分不要紧，可到了关键性的考试，审题和判分是有刚性要求的，你不服不行，宁可中规中矩，切莫胆大妄为、奇思妙想。大概受了那次作文零分的刺激，她对文科“怀恨在心”呢。韩少功爽朗的笑声，除了增添我“心境的亮色”，也引发我的联想：在这位父亲所传授的文科经验里，有经有权有常有变，是否就是最基本的务实态度？韩寒对环保的执着，在我们将要去的地方可以得到哪些印证？

梁预立（左二）、韩少功（中）和北港渔村文旅青年在一起

北港原与陆地相连，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琼州发生大地震，陆地塌陷，好些渔民居住地沉入海底。处于震中附近的北港岛因地势较高，幸免于难，村庄却深陷下去，成为一片U形内海，北港村因而成为一座孤岛，村民及其后代只能向海讨生活。据介绍，现海底村庄遗址尚存，每年五月、六月退潮时，部分耕地、道路、庭院房屋、石水井、舂米石、石板棺材、墓碑等会显露出来，“甚至还能看到一座以石块砌成、保存完整的戏台及一座雕工精细、四柱三孔的贞节牌坊”。韩寒的工作是将生态环境修复与文化旅游融合，将原居民发动起来，改造好老房子，既推动本地就业，又面向外地招商。我们走进一家经营渔村旅游文创产品的门店，内有二女一男三个年轻人在做手工，听我们谈起韩寒的爸妈来了，惊喜之色溢出，说，韩姐可好啦，经常在村里，今天元旦没来，她爸妈来了，要和韩姐爸妈一起照相。他们的肤色、口音，辨得出是本地人。印象深的还有“龙王三公主”，此非神话中人物，而是一头雌鲸。话说2000年农历大年初一，北港两渔民发现一头搁浅鲸鱼（布氏鲸），俗称“海公”。消息传开，村民赶来，有人以绳织网，覆其身防日晒，有人挑来海水，为其降温。三个日夜守护后，村民驾一艘大船合力将其拖入深海区域放生。几天之后，在另一处岸边，却发现其尸身。村民隆重土葬它，给它建了一处墓地，造了一片纪念林地。有人说它怀有小鲸鱼，便立碑敬为“龙王三公主”。逢年过节，村民接踵来拜奠。这是一件感人的真事，已然有了新神话的轮廓。韩寒带团队用涂成蓝色的木条拼出一头象形的大鲸，为附近鸟儿建了“木头人”栖居庇护所，修筑起“鲸喜之路”、“本杰士堆”等。在这片台风“摩羯”肆虐后的废墟上，他们发动村民和志愿者一起搞“倒木重生”行动，不断修复当地屡遭台风、海啸毁坏的生态。韩爹注视着村民祭祀“龙王三公主”留下的红烛及蜡泪，点燃一根烟，久久不语。

北港日落时分，天边的太阳和海中的太阳合二为一，忽然都不见了，我们才返程。在铺前镇芳军糟粕醋火锅店吃晚餐，又在李宁的画家朋友开的东走西走咖啡民宿喝了米酒，名曰山兰稻香酒，色泽微黄。从没喝过53度的米酒，近乎醉。餐桌上，韩爹说，你们明天上午到免税商店去逛逛，飞一趟海南，得给家里人买点化妆品、新年礼物什么的，酒就莫买。干活放在下午，我在家里等你们。

主角不按剧本演

如此东拉西扯，我不认为是在拖延进入正题，亦不是单纯在做些铺垫，我对“访谈”二字执有如下看法：常规的访谈，看重所谈内容，一问一答之间，将归纳、演绎的逻辑玩得溜溜转，更像一场智力游戏。问者答者在智识、学养、兴趣和某些特殊点上若相近或相左，问得妙，答得亦妙，双方情绪和知识储备被充分调动起来，便会是一场精彩访谈；若两者不在同一个挡位，问非愿答，答非所问，可想而知，肯定就是一场乏味访谈，任务式完成了事。藏拙之道，我还是懂的，故先花些时间来“访”，一种走亲戚式的“访”，一种在日常和细节中有所发现的“访”，一种随意发挥、不那么刻意的“访”，一种不局限于一场交谈、可多边参与的“访”。至于问题设计、设问导入，我也提前做了些功课，准备了一份16页的访谈提纲，各种问题四十多个，其中半数以上是（《围坐》书稿所写到的）汨罗作家们想向韩老师请教的，算是受人之托，代为提问。个人也梳理了十七个问题，并在去海南之前将提纲发给了他。

1月2日下午，在他家客厅，访谈却不是按提纲走，更不像媒体上常见的一本正经地问，一本正经地答，而是跑题了，偏向了，单就预设的剧本来看，甚至可以说是脱轨了，翻车了。可换一个角度看，我又抑制不住惊喜，像是发了一笔意外之财。

好吧，我不卖关子，记下这场访谈，更准确说，是一次熟人之间的在家聊天。

我先说了采取“围坐”形式的一些想法，他笑道，你这是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我说，写您的各类体裁的文章很多，我想找一种别人没用或少见的方式，“围坐”正好可将三方凑到一块，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想法也可以整合到一起，我当好观察员、记录员、资料整理员的角色。而您像是被我们拉入片场的主角，我们对您像往常一样不讲客气，用意也很明确，拉您给我们立旗杆、标地域、壮文胆、增底色……

他笑着转了话题：回想起来，当年太年轻，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多，我是他们的学生，而不是我去影响他们。前半场，这个调子请你把握好，我从来不是什么导师，言过其实了。要说我的长处，我还能学习别人的长处，用汨罗话说，我平时注意“瞟学”。当年，县里没几个大学生，像胡锡龙、曾维刚，还有陈涓她爸陈布霞都是我的老师，陈布霞虽然不搞文学，但他拥有的音乐知识和技能，让我惊奇，给我狠狠补了一课。还有甘征文，虽然学历不高，他对农村情况很熟，我一个下乡知青，对农村知之甚少，他在这方面教了我很多，可以说是我的“农村生活顾问”。那个年代，大家热情、单纯，对文学的理解尚肤浅，却一起度过了一段蛮有意思的岁月。除了汨罗的老师，还有岳阳地区的老师，我逮住机会也向他们请教，不时有交流，也有过误会。有些事过去了，你也不好写入书里。至于什么事，将来再讲旧事，今天不冲淡了主题。有个问题，我想提醒你注意，作者所写的，有意义和可读性不是一回事，两者之间不能画等号。拿我写的日记来说，像《长岭记》这样的日记，我记了一堆，有上十本，读大学以后，也记日记。有多家出版社来找过我，想出版我的日记。我想了想，应该回到刚才提醒你的问题上来，我后来所记，更多的是文坛琐事，当然还有与文艺界、知识界、思想界的人的交往记录，主要是一些思想交流，由他人引发的一些观察与思考，没有多少生活气息和生动细节，是关于城市人和城市生活的，不像《长岭记》所记下的农村，有各种过目难忘的人物，有质感丰富的生活写真，翻来看去，还是《长岭记》那一块有点意思，便整理出来给了《芙蓉》杂志。其他日记，我没有下决心拿出来发表，普通读者也不会有多少兴趣的。我也曾对杨厚均（汨罗人，湖南理工大学韩少功研究所所长）说过，你们觉得这位作家记下的这段生活、与某某的这段交流有研究价值，有文学意义，可广大读者会感兴趣吗？他们没有义务来为这个买单。所以写什么、怎么写，还是要多从普通读者的角度和兴趣来考虑。你这部书将来要出版，也要从出版价值来掂量掂量，要吸引普通读者也有兴趣来读，看了第一页，想看下一页，看了第三页，还想看第四页，而不单纯是给研究者来读，不可能个个都是杨厚均，哪有那么多杨厚均啊！我想写的也面临这个问题，有些事写不得，有味道的又出不来，写出来的，真实性、趣味性会流失不少，甚至我掌握的一些素材永远都不可能被写出。这里面的情形很复杂，很难几句话说清楚，但有一点，可以打一个比方，你开一家餐馆，菜味寡淡的，顾客来了一次就不会来第二次，这样下去，你的店迟早要倒闭。在这个写作门槛不断降低的年代，作品能不能吸引读者的门槛却不断被抬高，所谓写作纯文学的作家们，大家的店能开多久，怎么调整，怎么推出新菜谱，还有什么新招可以使出来？都还是存疑的问题。

韩少功早年的日记本

我说，我还没您想的那么深，我能想到的是，先留下一份记录，“与遗忘抗争”，记下过去的交往，现在的交流，为“汨罗江文学史”存档，至少可留给黄灯、杨厚均、刘启民他们当参考资料。我不及时记下，正如您所言，不少细节和有价值的会不断流逝耗散。至于读者感不感兴趣，我尽量记事，有故事也不放过。我想，应该还有“文学生态样本”价值。

你一说样本、价值，搞得我云里雾里啊。韩老师抽着烟笑。梁老师马上表达她的疑问：这是你的功劳啵？

韩老师用不着我们来总结他的事迹。这是汨罗作家们一致的想法，要有这样一本书，记下这五十多年来还念念不忘的人和事。这本书的作者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你们有你们的想法，我就来当一个将熟人和时间线串起来的联络员。可我得再次提醒你，心中有读者这根弦要始终绷紧。当然，研究者也是读者，你可以将注释、佐证、照片等做成附录，有的设置成5号字给普通读者阅读，有的设置成6号字给研究者参考，5号字读者和6号字读者各取所需，这也是一个办法。

第一千零一个哈姆雷特

汨罗诸位，面对AI写作这个从未见过、似乎可以包打天下的“机器之神”，大家有些慌神，无所适从，临行前，好几位托我，向您问了同一类问题，在“机器之神”杀向我们的私人领域时，如何才能稳住阵脚，进行“有意义”的业余写作？

他续了支烟，轻声提醒在录音的谢江，坐后面的沙发，莫熏到了你。

下面所说，我认为是他多年来的深思熟虑：

面对AI，大家也莫慌。早在2017年，我写过一篇《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当时，有中作协领导也纳闷：你不是讽刺我们成了机器人吧？我笑道，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机器人再进化也取代不了作家，取代不了作协。人工智能在冲击各行各业、显得无所不能时，有人惊呼，有人惶恐，文坛也有人怕AI抢了他们的风头与饭碗。他们的算法是，人工智能以月为单位快速进化，正日新月异，今天能写诗，只要喂料越来越多，还会比大多数诗人写得要好，明天肯定能写小说。结果必然是，它会先超越然后取代所有吃这碗饭的人。我的看法倒没他们那样悲观，从2017年到今天，也快十年了，人工智能确实在不断进化，在不少领域能帮人类干活，效率大大提高。公文写作、新闻写作、类型化写作……它确实能干过人，但也没有吹的那么神乎其神，至少在文学创作上，它还显得幼稚，只会模仿不能创造。症结在哪里？不管AI有多大的数据库，它总是对人类已往、已知的经验予以数据化，不管如何训练、试错、蒸馏、生成，有海量和高效的“集思广益”，但只能在既往的“语料”里比拼概率，对往后的创新，还是有力所不及之处，还得靠创造出它的人。法国有个杨立昆，美国有个李飞飞，是AI界“教父”“教母”级的人物，都认为大语言模型这条路是绝路，三两年之内肯定崩塌。他们转向所谓“世界模型”，其实就是“环境感知系统”。这其实是再现了一个哲学话题，无非是发现“语言”这个理性工具远远不够，还得要有感性支撑。理性+感性，才能有完整认知嘛。哈萨比斯等大佬，则是对这两条路线两边下注。那么，什么是感性呢？就是人的“五感”，还得加上“第六感”、潜意识等，这一切能不能AI化？如何AI化？当年维特根斯坦与图灵是朋友，问过图灵：你的图灵机有牙痛吗？意思是，这个机器没有体感，也没有性别、民族、阶级，那么与人对话是真懂还是假懂啊？这样看来，AI界眼下还有巨大的争议和分歧，能否让机器人全知全能地成为新款“上帝”，路且长着呢。文科处于鄙视链的末端，理科生看不起你们，你们不会写代码嘛。我就送他们六个字：慎发言，多琢磨。不要急于起哄，等AI工程性的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才看得更清楚。最近，阿里等公司设置“AI叙事设计师”等岗位，明确要求有中文、哲学等文科背景为入职条件。可见人文知识以后也是用得上的。网上还流传黄仁勋的一个说法，说AI时代文科生才是最大的赢家。这是不是有点乐观过头了？是不是假消息？说到底，猜来猜去没意思，一切都需要靠实践破解。投资商会吹，文科生会猜，你们听听就好，最好多听听一线工程师的。自2022年ChatGPT正式发布，好几年了吧，“机智过人”的情形并没有出现，那就再等几年，不用急。当然，2017年我就说过，用AI取代一些“低价值”的写作，比如做作业，写一般的公文、新闻、合同之类，大体是管用的。不过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人的人云亦云之类，本就是“智能”的大部分，人类本来就很需要啊。

拿到潘绍东所问的“方言写作还是不是对付AI写作的利器”这个题目时，韩老师说：文学价值的支撑点之一，就是文学最尊重差异化，最能表达差异化，因而它在文明的长河中功不可没，使人类的精神景观得以无比绚烂。这一点在AI时代不应该被弱化，反而应该发扬光大。俗话说，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写作人更需要做第一千零一个哈姆雷特。

他接着说：新的情况是，我们所从事的文学——经常被命名为“严肃文学”“纯文学”，可能这些命名都不合适，也不再是主流了。《黑神话：悟空》是游戏，泡泡玛特的拉布布是玩偶，里面就没有文学？就没有情节和人物？就没有情感和思考？这些恰好说明文学正在弥散，在转移，在重组。旧的观念、旧的经验、旧的体制等可能都一去不返，但也不必因此慌不择路、连滚带爬，不要迷信凡新的就是天经地义。看一个作品，有趣味和没趣味就是不一样，有感动和没感动就是不一样。不是吗？坚守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不丢人。“一亩三分地”很重要，方言就是从一方水土里生长出来的。“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这话我多年之前说过，现在看来，对写作者而言，这样的“词典”，这种最独特、最深入、最不可复制的经验体会，可能就是对付AI的“利器”之一。老百姓喜欢AI味的东西，就让他们去喜欢呗，这并不妨碍你爱吃海南粉。说不定将来AI味的东西读者吃腻了，海南粉又会火起来。总之，新的经验、新的方法、新的经典，还在人类的艰难探索之中。大家用笔或键盘选定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就往前走，既要胸怀天下，又不怯于特立独行，哪怕是一个人在山中夜行。像无尚（汨罗民间诗人）那样的，在神鼎山建一个“野草部落”，独自生活、写作、做公益，也是一种选择。

做一粒快快乐乐的“粉尘”

我吃着茶几上香脆的干果，继续问道：汨罗本土写作者在当下是受了双重冲击，除了前面聊到的AI来自外部，还有内在的困惑，感觉乡土写作似乎也到了尽头，该写的都写了，想写的别人写过了，“富矿”变成了“贫矿”，錾子、铲子该往哪里去挖，还有得挖吧？

韩老师舒展的笑脸收了一下，他的眉头语言给了我一个信号，此问题，应该是他颇感兴趣的，果然，他语气略高道：

确实有这个问题，也不只是汨罗作者写乡土的问题，恐怕所有中国作家都面临着写作资源枯竭或重复。如今是信息严重过剩，特别是对发达地区全覆盖。前不久，《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说，现在所有的情节都已被剧透过好多次了，再怎么挖空心思，读者也不觉得新奇了。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务实，很敏锐。以前读书人少，写作人更少，作家几乎都是宝贝疙瘩，怎么写都会有人看。如今识字全民化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个IP，成百上千的媒体在轰炸同一题材或同一类题材，供需严重失衡，写作的动力和阅读的兴趣会不会大大稀释？人类的经验、知识都正在贬值，在AI时代还可能进一步加速贬值。这就是写作人面临着的一大挑战。

2017年10月17日，韩老师和汨罗老乡见面会谈

人文生产的个体化，并不是历史的常态。一两千年前，很多诗文的作者都是“无名氏”，没有署名的习惯。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也可能是隐形的集体创作，被后人组装在某个名字之下。科学发明也差不多，牛顿定律、普朗克常数……都是以个人命名。又说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飞机是莱特兄弟发明的，好像都是些科学个体户。现在呢，因特网、5G、手机、绿氢……都是一代代群体接力赛的成果，后面的个人谁还说得出、记得住？可见，人与人之间低度的关联性，已在AI时代演化成越来越强的群体性，“个体”模糊了。何立伟有一次说，现在知识与信息岂止是碎片化，是粉尘化了。大概就是这意思。再往远点说，人类将来可能演化为一人多脑，一人多体，都将被硅片赋能、延伸、放大。那应该是最大的一次人类变异，因为那些“多脑”“多体”会反过来塑造人类本身，比如“个人性”还有没有？在哪种意义上有？如何才有？

在这种情况下，专注力成了当今最重要、最可贵的品格。专注力就是人的立身之本，是保护自我的底线，否则世界就真成了一片粉尘，而且是最废、最批量化、最同款化的粉尘，成天刷文化快餐的那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活成一粒快快乐乐的“好粉尘”，不容易啊。

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我们被感染了，客厅里充满快乐的笑声。

他在笑声中娓娓道来：鲁迅那一代前辈，“霸屏”数十年，是历史大势造成的。到了粉尘化的今天，这里几十个爽点，那里几百个卖点，各领风骚三五秒，都拼一个“赢”，就成了一地鸡毛，谁也成不了鲁迅。这么说吧，返回“文学黄金时代”早已不现实了，想抢占信息的控制权和生产链垄断方已不可能了，该怎么办？我想，还是回到写作的初心比较可靠。有感而发，心诚则灵，至少要去写那些自己永不后悔、永不脸红的文字。虽然，成就会有高下，流量会有多少，但写作至少是快乐的，自己回头看看也是快乐和踏实的。总之，赢不赢在天，输不输在己。只要你诚实地做好了自己，至少不会输，就是这个意思。

徐则臣的那个观点，也许还可补充一下。比如他说的信息过剩，这是中国的IP或AI高度发达，似乎任何题材都被媒体咀嚼完了，不新鲜了。但放眼世界，大量发展中和不发展地区还是信息荒原，还在媒体覆盖之外，只是精英们不大去那里，或不愿意去。清华有个理工男，写了两本非虚构，一本是在非洲建水库的，一本是在俄罗斯办农场的，我就觉得非常新鲜，豆瓣评分也很高。即便是在中国，被媒体重重覆盖的，恐怕还是都市中产阶级生活的那一块，或是都市精英视角筛选下的那一块，职场啊，情场啊，官场啊，生意场啊。更多文学的富矿可能还在生活的暗层。我在汨罗的这二十五个半年，走马看花，为客赏花，谈不上深入其中，但很多感受已足以让人吃惊。我写过两位孤独老人相约自杀，是我听一位警察在饭桌上无意说到的一桩案子，就是《张三李四》中的《凶杀案》那篇。意外的是，这一故事算不了什么，处理得也比较温和，却在小红书之类平台上，被年轻读者提到最多，大概是扎破了他们的信息茧房，把他们惊吓到了。这至少提醒我，真实的生活，与媒体上表现出来的生活，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作家有时无须气馁，倒是该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我们也落入了信息茧房？

我也跟着感觉走

您到八景五六年后就写出了《山南水北》，之后，您又住了近二十年，肯定积攒了足够多的写作资源，怎么利用它们写新作呢？大家都满怀期待。

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有些八景的人和事，我写进了中短篇小说，像《赶马的老三》。刚才提到的《张三李四》，好几篇写的也是八景的收获。手头还有一大堆素材，将来能不能够用得上，能不能写出来，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我不喜欢重复。能用短篇解决的，最好就不用中篇。能中篇解决的，最好就不用长篇——给读者省点时间和精力嘛，眼下谁不是忙得天昏地暗的？死一个人够了的，就不要让十个人在纸上去重复地死，那种规模没意义。有人揣度，老韩从八景撤出来后，肯定又在憋一个大活。坦白地说，我没有。据资料上说，一个人到了六十岁，脑部毛细血管要比二十岁的人少40%。这就要量力而行，要服老，不要涂脂抹粉去装嫩。除非有特殊情况和特殊需要，我眼下基本上是封嘴、封笔、封（出）镜，给年轻人腾地方。

在韩老师自我调侃的笑声中，我也揣度一回，他没十成把握拿出来的作品是不会剧透的，他从不做作品的预告，我也就无需“包打听”。

文治，我不顾前头后头，想到哪里说哪里呀。为什么要离开八景呢？你说是深思熟虑后的决策，并不见得。

梁老师接过话头：有天我们坐在家里扯谈，老韩说，我们只怕是要回海南去了。

我想了一下，说，怕是要回去了。如今不少熟人都不在了，有的病了，有的走了，有的去城里住儿女家，我们倒成了乡下“留守老人”，没得味了。是啊，那天等来一个三和爹串门，他一进门就控诉林彪，说他发明的游戏机都被林彪偷走了，他非去找毛主席告状不可。我只好哄他，你莫激动，这件事确实不公平，我肯定帮你给毛主席打电话……这事闹得我们哭笑不得。他八十多岁，已经失智了，阿尔茨海默病。但他还能在村里到处走，算是不错的了。更多的老人虽未失智，但交流也有困难，记忆颠三倒四，东一句西一句的。至于年轻一辈，大半都在外打工，只有春节前后才回来串一下门，打几轮麻将。你熟不起来。

梁老师说：说要走，我当晚就开始收拾东西。我和老韩没打商量，也总能想到一块去。当年来八景也是。他有一天说，天天忙接待，忙应酬，太吵了，不得安生，得找一个僻静乡下地方去住。我说，好啊，你去找啰。他就找到了八景。我马上向单位递了停薪留职报告，自己也正好不想做这份财务工作，有些内情就不说了。按当时人员分流政策，我还没到退休年龄，停薪留职后，单位不再发工资，自己还交了两三年的“五险一金”。

韩少功在湖南八景峒蓝水讲堂给学生讲课

韩老师笑道：花点钱买个自由身，值。乡下的生活成本低，自己种菜不买菜，不也是经济效益么？说起来，我们的来和去，都是摸脑袋，感觉到这一步了，就不需要那么多深思熟虑和瞻前顾后，跟着感觉走呗。

听他们夫妇随口聊起这二十多年的来回，脸上风轻云淡，语气不起微澜，言下之意似包含了如下信息，本该如此，又何必大惊小怪。以我这些年来与他们的交往，对他们的了解，我偏向于认为，是他们发自本心的同频共振，是多年在一起的一种生活直觉。我找出2024年7月2日发给梁老师的一条微信：“您和主席今夏回海南住，汨罗、八景发了大水，路网都断了。幸好您和主席有先见之明。损失是大，洪水在退，勿念。恭祝安康！”

梁老师随后回复：“这几天我们都在盯着看灾情，祈天佑汨罗。好在明天会晴天。”

那段日子里，他们接到了不少电话和信息，有汨罗的，也有外地的，还有一位吹嘘韩老师能掐会算，是“预言家”。

韩老师说起了这事：

天津一位记者，当时在平江采访报道灾情。他听平江人说到我，给我打电话，说想来八景看看。我说，我不在，临时回海南参加会议。据说八景那边的公路冲毁了，电和网也断了，进不去。他说，他在网上搜到了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七月洪峰》，哇，七月，现在不又是七月吗？你在几十年前就预言了大洪水啊？这当然是开玩笑。他后来真去了八景，可能是翻山过去的，采访了一些农户——这是我收到天津《新晚报》后才知道的。可惜我当时不在抗灾现场，没做出一些优秀事迹好让他下笔，不好意思。当时不少朋友也担心，因为那一段时间八景与外界完全失联，他们没法了解我的情况，怕有个三长两短。那一场虚惊，我并没有先见之明，纯粹是巧合，逃过了一劫而已。

他们还透露了多年前的一个秘密，来八景之后，两人还曾打算去非洲做几年志愿者。起因是韩老师读历史，发现一部世界史“其实只是半部世界史，仅涵盖欧洲、北美、东亚所组成的北半球，所谓高理性与工业化的那一圈”。他想补上一些对“南方国家”的感受，但那是一片空白、一片模糊，他得去亲历一番，看个究竟。哪怕“二度下乡”的故事延伸为“国际知青”，地球人嘛，得办点地球事。为此，他联系孔子学院总部，打听非洲哪些国家讲英语，是他对付得了的。梁老师也浮想联翩，特别激动。只是后来，因上级一时没找到合适人选，让他这个比较超脱的“主席”再兼了个“党组书记”，行政负担陡然大增，他没法脱身，就没走成。唯一做成了的，是与一位中国援非的年轻人有关，他是一个出自名校的土木工程博士，写了本《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由北京的《文化纵横》杂志社介绍给韩老师，希望能得到长辈推介。当时，他早已宣布“戒序”了，这一次却欣然破戒，很快为一位素不相识的东北小伙写下一篇长序，热情赞许那位年轻人对“成功学”的不屑一顾，去非洲工地，“既是工匠又是游侠、既是大象也是蚂蚁”地“绝尘而去”，“虽千万人吾往也”。这一类火热词语，莫不是还熊熊燃烧着他未遂的人生残梦？

说起来，韩少功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位以理性见长的作家。但我倾向于认为，在他理性面孔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张感性的面容。这种感性，是充满诗学的说干就干，是脚踏实地的热情飞扬，不仅是“一代少年对远方的想象”，也是“同行者纷纷慌不择路时”的淡定自若，以及“梦不可能永远做下去”时的幡然清醒和能忍则忍。用他《海念》一文中的话说：“如果你的身后有亲情的月色，有友谊的溪流，有辛勤求知和拍案而起，你已经不虚此行。”——他就是这样一个“感觉派”、行动家。

什么是感觉呢？他说，感觉就是理性一时还跟不上、还够不着的瞬间选择，几乎是本能和直觉的“好好色，恶恶臭”（孔子语），是“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语）——至于其中的门道，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不论当事人想得出或想不出，那都是后来的事。休谟说：“理性只是激情的奴隶。”韩老师就是以这种“活法”“写法”，串起了从天涯海角到山南水北的漫长足迹。

现在太老了，去不成非洲喽，顶多也只能在外孙女那里“精准扶贫”了。

两口子双双大笑起来——人们都说笑是习性相染，夫妻相大多就是这样笑出来的吧。

半边猪肉

镜头回放：决定不长住八景后的第二年，2025年5月21日，我陪他们夫妇回到了八景。下午先去了几位乡邻家里，聊家常的土话我听得懂，可他们聊到的人与事，有不少我摸不着头绪，那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无需像写文章一样要向读者交代清楚。作为旁听者，正是这样不客套、不完整、不连贯、不清晰的“扯平玄”（本地方言，与“打讲”义近，意为日常聊天），恰好佐证了他们夫妇和八景乡邻之间二十多年来结下的感情，该怎么描述这样的感情呢？我再次感到表达的受阻，那是岁月和人情的层层叠叠、点点滴滴、丝丝缕缕，我在现场氛围之中，又在他们的交谈之外，还有更多信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正是这次陪同，让我对《暗示·场景》中写到的几个关键词和几段话有了切身感悟：“火光也是语言。……由火光、油灯、女人、姜茶、邻居、柴烟等组成的家居氛围，似乎锁定了一种家庭的亲切感，似乎给所有来客都涂抹了一层金黄色的暖暖亲情。……人情常常产生于特定的场景……场景就这样暗中规定和引导着话题。”虽然此场景和《暗示》中举作例子的场景完全不同，但象外之意、言外之意的某种逻辑是一致的，对人感觉和内心的触动是难言的。写《暗示》的韩少功和同乡邻交谈的韩少功既是同一个人，又是他的另一个“同名者”。

那天黄昏，他们夫妇在童家饭店摆了五桌，请乡邻们吃饭。饭前，乡邻们陆续到来，男女老少，他们在地坪迎客，彼此交谈，或二三人，或五六人，或围一圈，或坐一片，场面甚是热烈，我拍了多个视频。视频优于文字在于，能最大限度将视听信息录下来，并可回看、调取、分析、欣赏每一个片段。那天，我后悔没有叫上湘平，用他们的专业设备拍下，更完整清晰，可存于文学馆资料室。

之前，他们去了梓园家里，取了些东西带上，给我送了白茶和红酒。

场景切回：在他们海南家里的客厅，梁老师在说他们离开八景前分送那些带不走而乡邻又用得上的物品。说到被套、被芯，当年过来时，蓝龙辉老师带她到长乐镇，弹了七床棉被，烤火被也备好了，八景的春夏怎么用得上呢？好几床棉被从没用过，最后都拿去送乡邻。

还有那个欧阳送的被窝，你也送人了。他送的是被套、床单等四件套。

是啊，记起来了，他还送了半边猪肉。

半边猪肉？我们顿时满脸疑惑。

说起这半边猪肉和欧阳这个人，还真是出味，算是我在八景遇到的一奇吧。大约在2001年还是2002年，有一天傍晚，院外来了一人，开一辆灰头土脸的大宝马。我不认识他。他确定是来找我的，是通过我一位朋友要到了我地址，从长沙开车过来看我的。见我实在想不起来，便自我介绍，他与我有过一面之缘，多年前去过我在长沙银盆岭的那个家，上门请我看一篇散文新作。在他的回忆里，他对银盆岭的诸多细节确实了如指掌，说我当时给他煮了一碗面，读了并当面谈了对他作品的意见。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好吧，多少年后，他当然不再是一个文青了，居然身家数亿，名震江湖，在深圳、长沙等地做房地产。可他还记得那碗面，一旦得到我在乡下的消息，就立马开车过来，问了一路，只是走得匆忙，不知我的新家还需要什么。他路过长乐镇时胡乱买一通，共计有十条烟、四套床单、枕头、被套和被絮，还有油乎乎的半边猪肉，足足一百多斤——他扛下鲜肉时苦笑，说街上的屠夫都收摊了，不卖肉了，他只好强行在肉案上扛走了半边猪肉，顾不上对方第二天一早的生意。这真是让我们哭笑不得。这是哪一路宝马送货的物流公司？哪有这种豪放到荒唐和横蛮程度的送礼方式？我既无经验，也没大板刀，冰箱也装不下，不知如何处理这死重死重的一堆肉。最后只能大汗淋漓地干到深夜，把猪肉分解成一二十份，连夜给学校里的老师们送去。身为董事长，他帮不上忙，也没工夫帮，连夜就告辞返城了，临走时还高声说，我要送你一栋别墅！好嘛，天上掉馅饼？说实话，我感谢他为了一碗面，长途奔袭来访，但几十年没见过的一张脸，谁知道他干了些什么？出手如此阔绰，不会是当年上海滩的黑老大吧？我当然不会接受他的别墅。有意思的是，这位老弟来无影去无踪，后来虽有耳闻，但与我再无联系，只是江湖上渐渐消失的一个传说。

梁老师补充道：当时八景中学有好几百名学生，住家开伙的老师不少。我连夜将这些肉送到他们家，他们也大感不解，不是过年过节，怎么送猪肉呢？几句话也解释不清，我说，你们只管吃，是长乐镇的新鲜肉。

走出诗行的诗人

元旦前，随采访提纲寄给韩老师的，还有一篇小说稿子，一是想请他帮我把脉，二是给他提供一份参考资料，汨罗还有像无尚这样从体制内跑到上海滩的诗人，“鸟人”一般在楼宇间穿梭了十六七年，竟以我们都意想不到的方式“飞”回汨罗的神鼎山，将一栋废弃猪场改造成居所，在那落草也好，栖居也罢，八年来将自己活成了一个传奇，让人想起《马桥词典》里“神仙府”中的“烂杆子”马鸣。韩老师谈起了我这篇放诞的作品和一群更放诞的人：

你以无尚为原型的中篇《酋长更换了地址》，我看过了，觉得有大胆创新的想法，将他的诗文引用或化用，造成了陌生化效果，我还没读过大量诗句入小说中的文本。印象中，浩然有一本《西沙儿女》是这样。他和张永枚当年奉命写作，匆忙应景，不太成功。既然是诗体小说，叙事就不方便，只能是“轻情节”。你也面临这个挑战。你小说中的老吴，触及了文学和人生中一类特别的人，即那种个性强烈、我行我素、天马行空的狠角色，看他们如何处理艺术和世界的关系，做什么样的人生选择题。这里，我想起了两个参照：一个是《月亮与六便士》，以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为原型，我们就叫他“高更”吧，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大概被设计成“高更”和庸众的对比组，好像是证券人或金融家什么的。这个人物品味不俗，很欣赏和支持“高更”，但更明白生活中少不了“六便士”，任何时候都得吃饭优先。“高更”后来浪迹天涯，到了南太平洋的一个岛上，与当地土著女子结婚，后来还染上麻风病，双目失明。临终前，他叫妻子烧了画作和屋子。小说提出的逼问是，你要“月亮”还是要“六便士”？这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永恒的冲突。到了你的小说中，主人公选择了上神鼎山，改造一个废旧猪场安生，坚持写诗，做公益，靠辅导学生谋生，还以一场“活死人剧”来表达他和世界的紧张关系以及暂时性的缓解。他能坚持多久？这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另一个可以参照的是顾城。他当年遁避到激流岛，生活和艺术无法和解，最后走向极端，酿成悲剧，杀妻，也自杀。听说无尚也很喜欢顾城，写了一系列读他诗文的笔记。这样，问题就呼之而出了：无尚或者说老吴，他到底是要做高更还是顾城？你更愿意他们怎样？或者在这两者之外另有更好的选择？这应该是小说的关键点。你要挑破，要撕开，要有追问，当然是通过情节和细节来追问，让读者心服口服。据我观察，随着物质丰富能给予人生存的基本保障，现在有一批年轻人，他们不再追求赚钱、升职、出人头地，而是看重随心所欲的生活，个人兴趣爱好、情绪价值、一方小天地，甚至一个虚拟王国，足以让他们将繁华世界排斥在身外。老吴，是不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先锋派”呢？文治，你能不能再深入探究一下这种面向未来的另类生活方式？不妨再捂一捂，捂出一部好作品。

说到诗人，我也可以给你们八卦一下。我们刚到海南不久，条件称得上艰苦，好像是第二次插队落户。我、我姐、张新奇三家借住在部队旧营房，靠一个煤油炉子做饭。有一天，我姐买了一个猪肚子，说要给我们改善一下伙食。突然间来了一帮四川诗人，就是李亚伟那拨，“非非派”“莽汉主义”什么的。他们像当年说的，“靠一曲《国际歌》就能找到无产阶级的同志”，四海为家，吃遍天下。大概闻到了肉香，他们围着椰树下的饭桌看了一眼，不知是谁先动手，也不要筷子，三下五除二，刚上桌的一锅炖猪肚就被他们嗦了个底朝天，吓得我们家三个娃都躲得远远的。我姐在厨房里气啊，咬牙切齿，待他们扬长而去，才忍不住开骂：哪里来了一群臭疯子？见面连个头都不点，当我是保姆啊？我笑着说，诗人嘛，就这样的。我姐仍不解气，直到第二天起床，大概看了我给她的那些油印诗稿，终于咕噜了一句：诗还是写得蛮不错。这才算是消了气，结了猪肚子的账。那一次，是他们来海南找工作。可想而知，凭那种诗人脾气，加上在海口四处打架，谋职当然没戏，谁还敢用啊？不进派出所就是好的了。据说，李亚伟多年后当了书商，赚了不少“六便士”，还写不写诗，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呢，我也没法知道。鲁迅写过一篇《娜拉走后怎样》，很多诗人其实也要回答：你吃了猪肚子以后怎样？

我们大笑。我也向韩老师介绍汨罗的另一个诗人，横，原名胡志刚，无尚的老朋友，当年同住一个院子，看到他，无尚是绕道撇开走的。他们在汨罗职高财会一班又成了同学，每到考试，横就跑到前面拿过无尚的卷子一通抄。那时他们都写诗，所以惺惺相惜。到后来，彼此都不买账。横也是粮食部门子弟，在直属粮库做保管员，我就没见他上过一天班，喝酒、写诗、睡觉，便是他的日常生活。他裤腰间常插一本学生作业本，记下他的分行文字。在夜宵摊喝酒，有时停杯，抽出作业本，写几行，插回去，接着喝。熟人说他，“刚宝”在汨罗街上是横着走的，看人眼球不是圆的，也是横的。他当面把无尚的诗骂了个体无完肤，这种情形一般在酒后。后来，他去了天津，在那里再婚，妻子小智是个画家、诗人，他的分行文字，常有小智的配画。横也画画，画具象的马，画抽象的立体，还画不知何来又通往何处的山路，等等。汨罗作家蒋人瑞说他的画有点像马蒂斯的线条，是很纯的艺术。横在天津搞“关灯出品”，有自己的“文本试验室”，名曰“语言密室”。横好久没发诗作给“我们”（汨罗的民间诗社名，发起人无尚）这些同党看了，可能觉得“我们”都不是他的菜了，也懒得回来同大家喝酒。

有意思的是，当横还叫胡志刚时，那时在汨罗，他很推崇韩少功和《马桥词典》。当胡志刚变成横时，他到了天津，有时三更半夜他在朋友圈中开骂，很多名流被他骂过，从文艺界骂到其他各界，不是诗化地骂，是跳跃性极强地骂，有时半天没搞清楚他到底骂什么，或是用骂来赞，这种方式属他独有，其理由也让人哭笑不得：“一句话，没有谩骂，‘苏超’不会是顶流。”有几位听不得他这种“满世界地骂”、让人“找不着北的骂”，拉黑了他。

他深夜出来也骂过韩少功两次，像他很多次开骂一样，大家大都在睡梦中，点赞、反驳、喝倒彩、围观者少，他骂了个寂寞，也就作罢。

3月26日深夜，他又钻进“语言密室”，抛出一篇网文《韩少功为什么要卖掉汨罗的别墅》。我惊愕点开，原来横又做了“标题党”，文中倒没骂韩少功，对韩少功的文学创作、和汨罗作家的关系，谈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回复一条留言是这样的：“韩少功《马桥词典》是对新汉语写作一次启发。不解释。不接受反驳。”横多用短句和句号，写诗文好像李小龙出拳，这回，拳打脚踢的却是汨罗作协主席潘绍东，把我也架在火上烤……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把他排斥在外，他这些年来独来独往，横走诗坛，自成一道独立风景，“我们”私下倒以他为荣，有横在诗坛，与汨罗终究还有些关系和话题；有横这样的诗人，汨罗民间诗的传统，自古流传，怪才现于当世，那就让诗坛的水更咆哮一些，岂不快哉！可横终究是横，我发微信请他删去，他发来一句：“不是想玩嘛，那就一起。”谁说他也不听，只好由他去“玩”吧。想必韩爹不会在意的。

韩老师听说这些事，哈哈一笑：骂我无所谓，好多人都骂，或者都想骂，不差一两个。只是大半夜骂，耽误睡眠，伤身子的。

从未写过的婚事

海口的冬天使我的“感觉惯性”悄悄发生了位移，客厅里的时光仿佛也在缓缓降速，聊着聊着，聊到了他们当年结婚，梁老师主讲，韩老师补充，时不时来一句调侃，笑声就没断过，要说我们“笑傻”了，可别不信啊。我意识到这是他们两口子从未对别人集中、完整讲过的内容，不想失去这“独家报道”的优先权，征得他们夫妇同意，整理出下面的多方谈话：

梁老师和韩老师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他上大学前领的证。

结婚照可以拿给我们看看吧？

没得。

怎么可能呢？你们结婚时正赶上改革开放之始，又在长沙城里，照相也方便，就是在乡下，新人结婚也要去镇上县城拍照的。

确实没得。

文学馆墙上有一张你们坐在树下草地里的老照片，下面文字说明是你们的“结婚照”。

这张照片，我们都记不起具体时间和地点了，可能是婚后第三年，不知是哪位同学照的。当年我们在一起的照片少之又少，后来就说，这一张就算是结婚照吧，确实该打引号。你们仔细看，能看到背后还有其他人影。

有“第三者”介入啊？哈哈。

谢江问：结婚时总办了酒吧？

没办。你们听我说说结婚那天的情况啰。白天，他妈和姐先来坐了一会儿，吃了点糖粒子、瓜子、花生，讲了几句话，就走了。后来，我爸我妈也过来了，坐了一会，也走了。双方父母都没见上面。到晚饭时，我们下楼到药店的食堂——吃辣椒萝卜。

你们莫笑，真的是吃辣椒萝卜。我记得是在春节那几天，具体哪一天，记不得了，当时也没得结婚纪念日那个概念。倒是我同学后来约我们一起去岳麓山玩，每人出两块钱，但没要我们出份子钱，算是祝贺我们新婚。

各省了两块钱，共四块，哈哈。

我给药店的同事每人送了一包糖、两根烟。我们岳麓总店下面有几个分店，各有四五人或者十几人，我一个个都送到了，总共花了六七十块钱。这喜糖，我还是有点讲究，是托人从外地买的。

大白兔奶糖吧？

你记错了，大白兔奶糖是上海的。我同事的老公负责跑京广线，应该是在武汉还是北京买的。

梁姨，你能不能拿结婚证给我们看看？

梁老师很快从里屋找来一张对折的红纸片，打开，极像以前的小奖状，上方印有对称的三面红旗，还有国徽四周的稻穗和齿轮。证面上的标准文书是：韩少功梁予立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盖章：湖南省长沙市河西区革命委员会。日期：一九七八年三月廿日。编号：西字第434号。有意思的是，这证书笔迹工整流畅，但“韩”写成了繁体字，“预”也错成了“予”，都违反了1977年12月20日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韩少功、梁预立畅谈他们的婚事

梁老师解释：那时领证需要双方单位的介绍信，我单位开介绍信，就是这么写的，办证人就只能这样写了。

错了就是乱点鸳鸯谱。

梁老师收藏的结婚证其实已不见了，这一张是她妈暗暗保管的。据说老人家当年对女婿留了个心眼，既怕他读了大学后反悔，仗着一张吃香的文凭另攀高枝；又怕他读的是文科，喜欢乱说话，容易犯错误，至少——“他又不是共产党员。”

岳母娘要搞政审呢。

最后，还是我二姑支持我，说以后日子长，结婚是你要同他过，不是同你父母过。这个主意得由你自己拿。这样，当年的梁老师心一横，自己下定决心，管他是嫁鸡还是嫁狗，“我自己选的，我认”。

我这老婆啊，我也认。别的不说，要是换一个婆娘，在八景能住得下去吗？能住上三五天，就阿弥陀佛了，还能住二十几年？恐怕早就摔东打西、拆伙散棚了。有些熟人朋友，说那里是世外桃源，也曾经打主意，想在那里盖房子。我一律打破，说搞不得，搞不好会后院起火，我倒成了罪魁祸首。

话说回来，结婚时，他还是很注意我的感受。梁姨补充，他对我说，结婚这事一辈子就一回，这样简单，你不在意吧？要不，我预支一点稿费，去旅游结婚怎么样？

应该是《任弼时》出版的稿费，有大几百块，只是还没发到位。

他那个时候不带工资读书，是真没钱。我工作的那个药店，有几间单身宿舍。我找到单位领导，说借用一间，期限一年，一年后还真搬出去了。得到领导批准后，我从乡下买了些土产的白布，去太平街买了染料，把布染成绿色，做成窗帘挂上。整个新房里没一个“喜”字。

韩老师笑：哈哈，随时准备散伙的。

你们晓得“打会”啵？

相当于现在的众筹，我这堂客就是众筹来的。

我们药店有十二个职工“打会”，每人凑十块钱。轮到我拿到“打会”的一百二十块，花九十块买了张床，剩下三十块，我再添点，就买了喜糖。我妈给我买了一只五屉柜、一张小圆桌。他呢，只花十六块钱，买了两个竹书架，就这点贡献。

我记得，八块钱一个。花十六块钱讨了个便宜堂客。

我笑得差点将入口的茶喷到茶几上，好奇地再问：这两个书架还在吗？还能看得到不？

在啊，一个在八景那间卧室里，另一个在储物间。

把它们送给我们吧？多好的一个纪念啊。

随便，随便。

韩老师，你们这段“奇葩”婚事，好像从没写过吧？

没写过，写了也无人信啊。那时候的朴素和单纯，现在都难以想象。那时候的“粪土当年万户侯”，现在更没人信。我只可能比一般人更激进点，根本看不起传统礼俗的那一套，受不了繁文缛节、铺张浪费、装模作样的那一套。酸，没劲，靠不住！朋友们开我们的玩笑，说这样子结婚，连个“喜”字都没有，简直是“打平伙”，涉嫌“非法同居”。那又怎么样？“打平伙”一打五十年还没散伙，非不非法有什么关系？靠的是互相信任，互相支撑。

我给韩老师和梁老师提一个建议：金婚纪念时，你们补拍一张结婚照，梁老师穿婚纱，韩老师穿燕尾服。

哈哈，那叫“出宝”！

确实是“出宝”。梁老师也补上一句。

“出宝”就是长沙话里出丑的意思。

满客厅笑声，韩老师的笑奔放，梁老师的笑温煦，我的笑，是典型还是非典型的傻笑呢？

韩老师，我可以把这事写在访谈中吗？

没关系，想写就写，不要写成心灵鸡汤就行。

但梁老师细心些，强调写到她的部分，她倒是得先看看，不能让你们失实。

同行者中的唯一女性，是他们的老朋友谢江。她不知想起了什么，笑眯眯地来了一声感叹：韩老师、梁老师，听了你们五十年前的故事，我又相信爱情了。

临末，我拿出“关于梓园使用管理的会议纪要”（代拟稿）给韩老师审看。他们夫妇已将房子捐给湖南省作协，后者计划改造成一个创作培训基地。他翻了翻说：相信他们，我没意见。那个破房子，你们拿来“掼蛋”或打麻将都行。给蓝老师——他指的是文学馆一位业余管理者，前面提到的蓝龙辉老师——加派助手的事明确了就好，他这两年住院，身体大不如前，不要拖累他。

这时，梁老师抱着一床绛红团花的毛毯来了，叫谢江过去看。

差点忘了，这还是我们结婚时的毛毯，我妈买的，商标还在，青海毛纺织厂出品，二十块钱一床，当年我的月工资才二十九块五毛。你看，质量蛮好的，用了四五十年，只边边上有些破损，用针线包一下，还可以用。

把你的传家宝都翻出来了啰。

大概是1980年，老韩他爸的单位上落实政策，给他家在银盆岭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五十七平方米。从那以后，我们搬了四五次家，从湖南到海南，从海口到八景，再又到这个海甸岛，能看见海也能看见河的地方。这床毛毯，一直在我身边……

群楼之外，海岸之远，大海正以它沉静而又涌动的胸怀迎接落日西沉，这是万物安然、人容易感性的时刻，唐彦在楼下等我们去吃湖南菜。手中“剧本”搁置在一边，里面还躺着几十个问题。一念忽生，有些不按剧本、临时起意的台词会更精彩，更切合“打讲”的本义。我没有完成汨罗诸友的委托提问也不要紧的，邀请了，约好了，韩老师、梁老师五月份来汨罗小住，第一站到湘平的梯山云境。那时，我们坐拥玉池山，春暖花开，稍晚一点，也将是“雨归云外树，人语竹间楼”，看着插秧梯田、竹摇清影，喝着高山云雾茶，大家想问的、想说的，尽管找韩爹好了。

舒文治，作家，现居湖南岳阳。主要著作有《远游的开始》《永生策划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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