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底裤，被击穿了

1884年，中法战争中。还不是李鸿章女婿的张佩纶，请求增援福建水师，坐拥北洋舰队的李鸿章对此置之不理。法军轻易突破张佩纶的防线，摧毁了福建水师。

十年后，中日战争中，李鸿章被历史的回旋镖击中：他的北洋舰队同样孤军奋战，等不来支援，以至于他无奈地感叹，这是让直隶一省与日本举国作战。

魏斐德在《中华帝国的衰落》一书中强调，李鸿章十年前那次明哲保身的行为至此遭到了报复，“军事地方化的代价之一就是主要督抚之间的猜忌，他们维护自己的兵力和武器，不愿将其投入到别处的战争中”。

梁启超则在《李鸿章传》中指出，背后其实有更深层的思想问题。针对甲午战败的事实，他评论道：

“没看到各省的封疆大员们，只知道固守自己的疆域，将此事看作好像只是直隶、满洲的私事，他们有出一兵一卒，筹措一丁点粮饷来救急吗？即使有，也只是空口说大话罢了。最可笑的是，海军战舰在刘公岛投降时，还有人给日军写书信，请求放还广丙号战船，书信中说这艘战船属于广东水师，这次战争，与广东水师无关等等。各国听说此事，没有不嘲笑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话实际上代表的是各省封疆大员的想法。”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当年，外媒就评论称，中国“最大的麻烦就是缺乏爱国精神、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意愿和能力……在思考中国的这场战争和其他任何战争的时候，读者必须明白，中国并不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而是由一群人组成的”。

对于晚清史，除了深感屈辱和愤恨，似乎还有更多的层面值得关注和探讨。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表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惊醒了沉睡的中华帝国，第一批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认识到了中西之间在“器”的层面的巨大差距。这句话总体没毛病，然而，认识到差距之后呢？

很残酷，经过了十几二十年，这种差距不仅未见缩小，反而继续扩大。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败得更惨。也就是说，认识跟实践是两码事。很多事情，认识到位了，但没做或做不好，就等于没认识。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使用的自动发火的洋枪，引起了道光帝的兴趣。1843年，耆英就给皇上买了两把，道光帝试用之后说，这真是“绝顶奇妙之品”。

当时已经有朝臣说，我们来仿造吧。道光帝觉得仿造不容易，还是先把火药配方搞到手再说。耆英说，呵呵，火药配方这玩意儿是秘方，一时也不知道去哪买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交战的清军部队所使用的轻兵器，还是传统的鸟枪、抬枪、弓箭和刀矛等。

▲晚清的抬枪。图源：网络

但这时，人家用的是什么武器？

法军使用的是1849年试制成功的米涅式步枪，英国使用的是1852年根据米涅式步枪原理制造出来的恩菲尔德式步枪。后一种步枪制作非常精良，比欧洲大陆各国军队所装备的一切步枪都优越。大炮方面，英军带来最新发明的阿姆斯特朗炮，法军亦带来了新式的拿破仑炮。

人家早就比你先进，完了还比你努力，吭哧吭哧在那研制新式武器。大清呢，痛定思痛，一切照旧，忙着吹牛搞政绩。

时任闽浙总督庆瑞跟皇帝上奏邀功，说我这军队训练得好啊，每天出操两次，都是我亲自督练。各种把自己往死里夸，看得他不脸红，咸丰帝先脸红了，说训练是好事，但别把军队搞成仪仗队，“徒饰美观”呀。

还真被咸丰帝说中了。福建布政使张集馨跑去现场观摩，回来说，集训的军队千人不到，竟然六七成都是敲锣打鼓、扛旗吹号的，剩下三四百号人分了十余杆抬枪、不足百杆鸟枪，还有短棍铁叉。这就叫武器装备了，这就叫军队训练了。张集馨肯定心想，这不就是跳大神吗？

这就是晚清帝国失去的二十年。从武器到军队，跟英法强国的代差，越来越大。

晚清在武器装备上真正有所作为，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被吊打后开始的。尽管不中听，但还是不得不说一句：对于晚清军事近代化，李鸿章功不可没。

曾国藩、胡林翼毕竟是儒将，无论打仗还是训练，总是顾及天道传统。搞洋务运动，即便在“器”的层面也没有彻底洋务化。胡林翼的观点是，军队配备武器，“大约火器手宜四成、三成，刀矛手宜六成、七成”。曾国藩稍微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去。他自己拟定的湘军营制是“半用洋枪，半用长矛”。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写信教训曾国荃和李鸿章，要他们别迷信西洋武器，要相信“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

反倒是太平军对洋枪洋炮相当感冒。定都天京后，太平军就开始使用洋枪洋炮，而且规模日益扩大。到后期李秀成领兵的时候，所部已大量使用洋枪洋炮。左宗棠就说了，从前打贼匪，难得见到外国枪械，近数年来，没有一窝贼匪不配备洋枪洋炮的。

晚清洋务派中，左宗棠算是享受到了外国枪械的红利，成为“内战大师”。但跟李鸿章比，影响力还是差了点。李鸿章一头扎进洋务事业里，发现水很深，也很甜。他不仅不听曾国藩的“迂腐之论”，还给老师“反洗脑”。他对曾国藩说，从前俄罗斯、日本不知炮法，跟我们一样，也很弱，但人家知道这玩意儿的厉害之后，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慢慢地自己也能生产一些，现在俨然已能跟英法称兄道弟了。他这套理论，后来发展为“武器制胜论”，就是武器越好越新，越能打胜仗。当然，这也为后面的惨败埋下祸根。

▲李鸿章在英国留影。图源：网络

经过李鸿章的努力，他的淮军逐渐摆脱了旧式刀矛加鸟枪的装备旧况，变成“枪炮最多而精”的劲旅，在内战中所向披靡。他同时主导了中国军工制造业的起步。最早的洋务运动，都是围绕武器装备开展的，自己办企业仿造，造不了的或质量要求更高的，就外购。

早期是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关系，向英国购买军火。德国崛起之后，李鸿章等人发现英国军火不仅死贵，还没德国的精锐，有点被坑的感觉，于是大量转向德国购买。从1881年起的八年内，北洋陆军就从德国采购了700尊克虏伯炮，而北洋海军赖以耀武扬威的定远、镇远主力舰也都是从德国定制的。

总之，到1890年左右，清军主力的武器装备算是与西方追平了（当然，装备落后、淘汰武器的八旗、绿营还是不少），不存在明显的代差。但是，正如前面所说，李鸿章鼓吹的是“武器制胜论”，所以这种代差的填平就仅仅表现在武器硬件上而已。与之相适应的军队管理、战争理念、军工生产等体系，依然跟人家差距巨大。

如果画成一幅画，坐拥先进装备的北洋陆军、海军等清军主力，会呈现什么场景呢？有点像给原始人发放了各种型号、品牌的手机，东西是先进的，但观念是陈旧的，怎么用好就是个大问题。

最简单的一点：武器多了，就要有制式要求，要形成标准化，即同一种武器的技术参数必须相同。这样，枪也好，炮也好，弹药也好，在军队训练以及战争中的使用才能统一顺畅，发挥最大的杀伤力。没有制式标准，到了战场上，才发现枪的口径不对，子弹不能合膛，那不是要误大事吗？因此，西方国家都很重视武器制式。例如，美国于18世纪末、法国于1826年、德国于1839年分别出现了首款制式步枪。

制式不是随意规定，成功的武器制式一般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如1795年式燧发枪，在美国沿用了近半个世纪。日本1880年才在模仿法国技术的基础上，开发了第一种后装制式枪——村田铳，时间并不早于中国同类武器的生产。1905年后该型枪械被“三十式”及其改进型“三八式”步枪取代，此后虽仍有技术升级，但制式稳定，大批配给军队，量产至二战后才结束。更为典型的例子是苏联的AK-47与美国的M16两款制式自动步枪，装备部队均超过半个世纪。

但是，晚清中国并没有制式的观念，导致武器体系非常杂乱。1867年以后，中国有11个局厂能够生产后膛枪，但式样基本都不一样，有0.57英寸（口径）斯奈德枪、0.45英寸（口径）马蒂尼亨利枪、黎意枪、1871年式毛瑟枪、林明敦中针枪、1898年式毛瑟枪、快利步枪等等。若加上同期制造的多种前膛枪，真是杂式纷呈。

从国外购买的枪炮也是如此，有杂式，无制式。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从外洋购置的军械中，仅枪支一项，就有云者士得、哈乞开思、林明敦、士乃得以及毛瑟等诸种枪式，这些枪械分别来自英、法、美、德等国。

不要小看制式问题，任何小问题到了战场上都会被无限放大，成为影响战局的致命因素。制式互异给装备保障，特别是弹药补充带来极大困难。时人指出，在作战中“一种弹缺，即一种枪废”，虽有利器，俨同徒手。

甲午战争后，一位名叫袁昶的官员就犀利地指出：

“平壤旅顺之战，我军以枪子不合膛误事，日本以小口径村田枪取胜。各国英用阿模士汤（阿姆斯特朗）所铸炮枪，德用克鹿卜厂（克虏伯）所铸，皆取一律。独中国好奇喜新而不一律，故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一个原因就是“好奇喜新”，帝国官员要么不趋新，一趋新起来连他们自己都怕。世界上新出什么武器，不用考虑标准问题，不用考虑合不合用，就是买买买。因为中堂大人说过了，武器制胜，我们再不能吃武器落后的亏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晚清咸丰、同治以后，政治体制从中央集权逐步走向督抚专权。在这种体制下，举凡练兵、筹饷、办洋务等大事，都是各省督抚自己做主自己搞。各地军工厂局购买哪个国家的机器设备、生产何种型号的枪炮弹药、各地军队进口哪个国家的洋枪洋炮全由各省督抚和各地统兵大员自主决定。这些人如果没有全局观念，根本不会顾及全军武器装备制式的统一。

最典型的例子是，朝廷一度要求各地局厂统一枪炮口径，这意味着有些局厂要改变原来的产品方案。乖乖，这可要了督抚们的老命。老牌的江南制造局既得利益最多，反对也最卖力。南洋大臣刘坤一先后找了好几种借口，就是不肯改口径。说出来的道理都很堂皇，但谁不知道，其用意不过是尽可能保住江南制造局原有的家底罢了。

统一制式，这么基本的军事常识，一旦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推行起来难度都这么大。其他事关军事方面的改革，就更不要说了。所以，如我们所知道的，坐拥一堆先进武器的晚清帝国，开军事博览会完全没问题，但实战起来，败得一塌糊涂。

这些年流传一种观点，说我们一直认为清军武器落后，其实是老奸巨猾的洋务派大臣们故意营造的一种错觉，这样他们才能不断地从朝廷要钱买买买，打了败仗也能甩锅，武器不如人嘛，没办法。

事实真是这样吗？

并不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大臣、封疆大吏从头到尾都在说洋炮洋枪的好话，说我们已经配备了世界顶级的枪呀炮呀，请朝廷放心。他们挑武器装备的毛病，都是挑国产武器的毛病，说国产武器质量低，火炮时常炸膛，子弹时常不响，射程总是不远等等。要知道，这些国产武器都是他们主办的军工局厂生产的。没有一个官员会傻到故意说自己生产的武器不如人，质量低劣，除非它们确实不如人，确实质量低劣。否则，这不是摆明承认自己无能吗？可见，他们并没有说谎。

清军武器装备是很先进，但仅限于装备进口武器的部队。关键是，不要说传统列强了，就是同时期的日本，其军队的武器装备也不差，甚至更好。尤其是舰艇这玩意儿，近代以后更新换代确实快，几年一疏忽，一个代差就形成了。

从1888年北洋水师宣布成军后，就没添过一艘新船。与此同时，日本从天皇到平民，都把海军建设当作百年大计来抓，平均每年添置两艘新舰，特别是后面还搞了“吉野号”等几艘新式快船。到甲午开战前夕，日本海军在舰船数量和性能上，已然超越北洋水师了。更何况大多数清军配备的是国产武器，性能相对落后，在跟日军作战中处于劣势。

李鸿章的“武器制胜论”到这时已经被兑水了。打内战，清军的武器还是保持了先进性；但是打外战，哪怕是打日本这样的“蕞尔小国”，这点引以为傲的先进性都保不住了。

然而，这并不致命。好歹中日两国的武器都在一个层次上，只是有的略强、有的略弱而已，不存在明显的代差，可以用其他因素补救。

最致命的地方在于，中国的武器装备是热的，作战观念却是冷的。用冷兵器思维去打热兵器，作战理念就跟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出土的一样，落后得惊人。败就败在这里。

比如海战。海战的核心是争夺制海权，要主动出击、舰队决战。这些近代海战法则，日军学习贯彻得很到位，确实是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北洋水师呢？空有近代海军的形，却还固守着旧式水师的魂。中日几场海战中，北洋海军始终奉行依托海岸炮台进行作战的消极防御战略。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命北洋水师龟守威海卫避战保船，不得远出大洋决战。

当时，英国一名海军中将就发表评论说，中国舰队为了远远躲开日本舰队，采取了暂时放弃黄海制海权的错误策略。这一做法违反了海军战略原则，大失败不足为怪。

▲黄海海战。图源：影视剧照

在日军攻陷威海、全歼北洋水师后，李鸿章就立刻收战求和，这又是为什么？有种观点说，其时北洋陆军还很强大，同日军拼命，胜负还很难讲，李鸿章仓促求和是想保住他最后的私人武装，从而保住他的地位。是这样吗？

从结果倒推，甲午战后，李鸿章的影响力和名声已然坍塌。在战时，他未始不能预见到这一点，即便保住陆军，于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也加持不了什么了。如果有胜算，哪怕是一丁点的胜算，他肯定不会收兵求和。打赢了，他才是王者啊；求和了，手里有点兵，照样为天下不容。所以，李鸿章求和的原因其实跟海军被灭一样，就是陆军作战理念同样落后于日军一个时代。

清军陆战墨守成规、机械呆板，依旧沿袭冷兵器时代的作战原则和战法。进攻时，集团冲锋，不会散兵队形，常常是刚发起进攻就遭敌密集火力杀伤。防守时，一线配置，缺乏纵深，且只重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兵力、火力配置随意。日军往往只需避开正面，从侧翼攻击，即可使清军防线崩溃。难怪西方人评论说：“差不多中国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阵地时，都因为被敌人迂回到他们侧翼而被迫后退，中国人简直不知道怎么防御自己。”照此再打下去，一点儿胜算都没有，还怎么打？

用先进的武器，去武装落后的头脑，照样挨打。甲午一战，中国那些貌似辉煌的改革成果，于是都被彻底打回原形。

甲午战争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由藐视彻底转向膜拜，逐渐从师从德国转向师从日本。投入各种军事装备、人才、技术，启动新一轮改革，感觉清末的军事实力又强大了。但这仍然只是表象，不出十年，清政府便在矛盾重重之中走向覆灭。最终的军事成果，均化作民国军阀崛起的资本。而纵观晚清以来的对外战争，几乎没有大的胜绩，已经宣告了国家军事近代化的失败。

每一场对外战争都是整体战，从来就不是武器装备的独立检验，而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考验。洋务运动后的先进武器装备，难掩晚清的落后本质。

首先，晚清吃亏在自己造不出顶级的武器装备，好东西都要外购。虽然花钱土豪，买了好些，但搞内战有余，打外战不足。明摆着，英国或德国卖军火给你，会毫无保留卖到你强大到可以把它们打趴了吗？不可能，不卖残次品给你已经很仁义了好吗？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对送上门来的“强大”寄予太大希望，终归还得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有真正外战的话语权和实力。

其次，曾经打过败仗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怎么反思。我们不仅要记得那些殉难的英雄，还要看到，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失败的英雄，而不是凯旋的英雄？晚清不差先进装备，不缺忠义血性，为什么还是会挨打？不怕死的精神很重要，但是，怕死所以一定要打赢的精神，是不是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更好？

最后，自湘军崛起直至清末编练新军，清朝始终无法解决军队的私有化问题。晚清的军队，是曾国藩的军队、李鸿章的军队、袁世凯的军队……晚清的军事改革，连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指挥系统，都未能建立起来。其直接恶果，就是军人之间的各自为战和自保倾向。文章开头所说，甲午战争中，广东方面想跟日本要回广丙舰，就是典型例子。

▲曾国藩。图源：网络

可以说，晚清的溃败与覆灭，军事失败是最直接的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可以追溯到国族观念的缺失。

由于未能凝聚共识，构建最广泛的国族认同，导致朝廷在面对战争时的动员能力严重不足。历史学家茅海建在探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兵力对比时就特别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清军的抵抗是局部的，而不是全国范围的，仅在广州地区、京津地区与侵略者流血鏖战，而在上海、宁波、厦门、福州、舟山、大连湾、芝罘等地却与英法联军猫鼠同床、和平共处。

湖北新军军官蓝天蔚亦曾说过：“当年军人之智识，军人之功用，军人之本领，毫无国家二字嵌入脑中，故吾族不得不数百年受此奇祸也。”如此种种，与正在形成的西方民族国家所拥有的全民动员力和国家认同感，形成了致命的时间差。

若开启后置视角，我们从近代以来两次中日战争的对比来看，更能发现晚清之所以迅速战败的根源。

根据梁启超的讲述，日本在甲午战争前的1889年已通过宪法动员国民的国族认同，使个体意识到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并在5年后惊人地战胜了庞大的清帝国。这种组织动员能力对同一时期的清朝形成了降维打击，清军指挥关系混乱，大多数还在观望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舰队怎么对抗入侵者，时人评价道：“胜则争功不让，败则观望不前，无有肯为国家顾大局者。”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已经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面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和牺牲到底的精神，因而最终能够赢得抗战的全面胜利。

平心而论，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晚清朝廷不是一味固步自封和妄自尊大，至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便开始了剧烈的“自我拯救”的征程。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发动“拳民”扶清灭洋，直到清末新政，每一次历史大事件的背后，其实都是清廷的求解与求变。正如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说，如果以当时人的角度去观看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积极应对挑战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是改革，而不是保守。

不断地进行改革，不断地适应时代的潮流，但为什么还是会失败，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思考的真问题。

艾公子的新书《大溃败：晚清军事七十年》旨在穿透胜败的表象，探寻更为深刻的时代危机：

一个建立在“天下秩序”与“文化道德优越论”基础上的古典帝国，在遭遇信奉“民族国家体系”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现代性力量入侵时，其认知体系、权力结构与存在根基均面临全面挑战。

这种紧张关系，史学大师王国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

“道出于二”意味着国人对于“王朝失道”的评价标准发生了转变。近代以前，“道出于一”，世人评价一个王朝有道、无道的标准，无外乎统治者是否凶暴、朝廷是否横征暴敛等等。但近代以来，“道出于二”，西方的“道”也介入进来，成为士人评判王朝的新标准，那么，清朝的军事失败便成了其失道、无道的“罪证”。就像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一书所言：

若按中国传统的标准，清廷在最后一段时间的作为，似尚未达到历代亡国之君所表现的荒谬程度。但在指导性的“道”大变的语境下，“失道”不一定明显地落实在横征暴敛等具体的政治行为之上。近代中外竞争常以中国一方的失利结束，依据以战争“胜负决文野”为代表的西式“新道”标准，每一次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挫败，都是体制已出问题的象征。这样一次次的失败，因“证据”的不断重复而达到不证自明的“失道”效果，任何政权都很难承受。

读懂这七十年的溃败，不仅是为了一句老生常谈的“以史为鉴”，更是为了理解一个古老文明在被迫转型时所面临的全部艰难与复杂性。

因为王朝评价标准的转变，晚清被裹挟进一个充满悖论色彩的时代，且无法退出。一方面，西方世界代表着文明与进步，代表着全新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它赤裸裸地以军事胜负作为强弱标准，把世界带入野蛮的丛林法则之中。对此，晚清政府只能亦步亦趋，逐渐沦陷，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全面学习与模仿，以至于越走越激进，并在最后十年达到高潮。

这也是清朝无法破解的致命悖论：旨在维护满洲贵族核心统治的军事近代化，其过程必然催生瓦解这一统治的社会力量与组织原则；平息叛乱和创办近代军工需要新型的封疆大吏，从而导致中央集权的旁落和“内轻外重”的局面；编练新式军队需要专业人才，从而动摇了八旗绿营的世袭特权；引入西学与派遣留学生，更是在无意中培育了未来的革命火种……但，哪怕面临“自毁”的局面，清廷也只能不断加速改革的步伐，完全没有退路。

从虎门的硝烟到武昌的枪声，清朝在一场又一场战争中的失败，只是其最终走向覆灭的表象而已。它不是纯粹在战场上被击败的，而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因制度、观念与权力的困境完成了一场漫长且充满痛苦的“自我瓦解”。

参考文献：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

《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

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华书局，2012年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商务印书馆，2021年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

[德]乔伟等：《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的近代化》，载《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

李元鹏等：《晚清近代化军事改革的悲歌——甲午战争清军惨败的历史思考》，载《军事历史》，2014年第3期

孙烈：《中国武器制式体系的建立与发展（1864—1955）》，载《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