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海军历史学家豪尔赫·佩尼亚尔瓦·阿塞多(Jorge Peñalva Acedo)撰写的文章译文,原载于《海军历史评论》(Revista de Historia Naval)第141期,2018年。
帕洛斯角(Cabo de Palos)海战(1938年3月6日)
巴利阿里号巡洋舰的沉没
2018年是帕洛斯角海战爆发80周年。这场战斗中,共和国海军取得了西班牙内战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胜利,而佛朗哥国民军海军则遭遇了战争期间唯一一次战败。
到这一时期,在苏联军事援助等因素的支持下,西班牙共和国海军的作战效能已经有了明显提升,并在舍尔谢尔角海战中得到了体现。不过,与国民军(佛朗哥派)海军相比,共和国海军的整体战斗力仍然处于明显劣势。
帕洛斯角海战本质上是敌对双方舰队编队的一次偶然遭遇。共和军最终取得胜利,与其说是依靠丰富的作战经验,不如说更多得益于大胆、果断的行动。
尽管如此,共和国海军第二驱逐舰支队还是成功抓住了战机,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战场态势。
相比之下,佛朗哥派舰队能够称得上成功的行动,恐怕只有及时脱离战斗。但如果把抛下正在沉没的旗舰、任其自生自灭也算作一种成功撤退,那么这场撤离或许确实称得上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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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军驱逐舰“莱潘托”号(Lepanto)向佛朗哥派舰队发动鱼雷攻击。 插图出自康德拉托夫(V.A. Kondratov)所著《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海上作战》。
1938年,共和国海军实际上处于消极作战状态,其唯一任务就是护送驶往西班牙共和国港口的运输船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军海军不仅负责护航,还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主动寻求与敌方展开积极作战。
这种局面促使共和国海军最高指挥部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旨在提振官兵士气,同时对敌人实施一次重大打击。
这一目标的优先顺序或许令人有些意外,但考虑到此次行动的规模,以及共和国海军当时准备不足的实际情况,相比于真正给叛军造成重大损失,让那些因长期枯燥执勤和无所作为而士气低落的共和国海军官兵重新振作起来,反而是更有可能实现的目标。
共和国海军司令部制定的行动方案是:派遣3艘苏联制造的高速鱼雷艇(11号、21号和31号),袭击停泊在马略卡岛帕尔马港海军基地内的国民军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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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苏联向西班牙共和国移交了4艘G-5型滑行式鱼雷艇,这些艇随后参加了共和国海军的作战行动。其中,41号艇被纳粹德国“秃鹰军团”的水上飞机击毁。艇上当时有4名苏联志愿人员:雅·N·乌日文科、M·波利扬斯基、A·K·叶廖明和V·利霍列托夫,其中后两人负伤。另一艘31号艇则在国民军空袭卡塔赫纳港时被击沉。其余两艘幸存至战争结束,并在西班牙海军中继续服役多年。
1938年3月5日,3艘鱼雷艇挂起色彩鲜艳的西班牙共和国国旗,艇员们也特意换上干净、熨烫整齐的制服,随后从驻泊地波特曼港出发。
天黑后,它们在距离阿利坎特港14海里的海域与共和国海军第一驱逐舰支队会合,随后驶往福门特拉岛补充燃料。按照计划,完成补给后,鱼雷艇将突入帕尔马湾,袭击停泊在当地的佛朗哥派军舰。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极低。正如下文将要说明的那样,任务被交给了既缺乏充分训练、又没有适合执行此类任务装备的艇员。
除上述最终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战斗的鱼雷艇外,参加此次行动的海军兵力还包括:
共和国海军第一驱逐舰支队
该支队由海军中校路易斯·桑切斯·巴雷罗(Luis Sánchez Barbero)指挥,编有以下舰艇:
“豪尔赫·胡安”号(Jorge Juan): 舰长伊格纳西奥·菲格拉斯海军少校。
“埃斯卡尼奥”号(Escaño): 舰长路易斯·努涅斯·德·卡斯特罗海军少校。
“乌略亚”号(Ulloa): 舰长迭戈·马龙·霍尔丹海军少校。
“阿尔米兰特·巴尔德斯”号(Almirante Valdés): 舰长胡安·B·奥亚尔萨瓦尔·奥鲁埃特海军少校(此人曾参与叛乱,后获特赦并重新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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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伯塔德”号轻巡洋舰(Libertad),帕洛斯角海战期间共和国海军的旗舰。在这场战斗中,该舰也曾短暂开火射击。
为支援突袭编队,共和国海军主力舰队也在海军少将(后升任中将)路易斯·冈萨雷斯·德·乌维埃塔指挥下出动,编成如下: 巡洋舰分队:
“利伯塔德”号(Libertad): 舰长爱德华多·阿尔马达·萨瓦乌海军上校。
“门德斯·努涅斯”号(Méndez Núñez): 轻巡洋舰,舰长佩德罗·普拉多·门迪萨瓦尔海军中校。
第二驱逐舰支队: 由费尔南多·奥利沃·利亚穆西海军中校指挥,辖有5艘驱逐舰:
“桑切斯·巴尔凯斯特吉”号(Sánchez Barcáiztegui): 舰长阿尔瓦罗·卡尔德龙·马丁内斯海军少校。
“莱潘托”号(Lepanto): 舰长大卫·加斯卡·阿斯纳尔海军少校。
“阿尔米兰特·安特克拉”号(Almirante Antequera): 舰长里卡多·诺瓦尔·鲁伊斯海军少校。
“格拉维纳”号(Gravina): 舰长何塞·路易斯·巴尔巴斯特罗·希门尼斯海军少校。
“拉萨加”号(Lazaga): 舰长拉蒙·吉塔拉·德·维尔托海军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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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共和国海军驱逐舰上的水兵正在装填弹药,为驶往帕洛斯角执行任务做准备。这些兴高采烈的革命水兵显然很乐意在摄影师面前摆造型。
支援舰队原计划部署在帕洛斯角东北方向,等待第一驱逐舰支队从福门特拉岛返航时与其会合。
3月5日清晨,鉴于天气条件有利,而且航空侦察已经发现国民军巡洋舰停泊在锚地,共和国海军决定启动行动。
15时38分,第一驱逐舰支队从卡塔赫纳港出发。32分钟后,舰队其余舰艇也相继启航。
然而,舰队出发还不到一个小时,冈萨雷斯·德·乌维埃塔海军上将便接到通知:鱼雷艇已经返回波特曼港,因为当时海况过于恶劣,不适合继续航行。
阿隆索·冈萨雷斯对此记载道,负责指挥鱼雷艇的苏联军官“因风暴而不敢继续执行任务,以免使这些适航性有限的艇只陷入危险。乌维埃塔海军上将因此要求将其撤职,以追究此次事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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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派海军旗舰——重型巡洋舰“巴利阿里”号(Baleares),最终在帕洛斯角海战中被共和国海军击沉。与其同级的“加那利”号(Canarias)是该级(“加那利”级)巡洋舰的首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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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维耶尔纳海军少将指挥的佛朗哥派巡洋舰分队也已出动,编成包括:
巴利阿里号(Baleares):舰长伊西德罗·丰特内拉·马林斯塔尼海军上校。
加那利号(Canarias):舰长拉斐尔·埃斯特拉达·阿尔奈斯海军上校。
阿尔米兰特·塞尔韦拉号(Almirante Cervera):舰长拉蒙·阿加奇诺·阿尔马斯海军上校。
该分队随后与一支运输船队会合。船队由“翁贝门迪”号(Umbe Mendi)和“艾斯科里门迪”号(Aizkori Mendi)两艘运输船组成,由“卡纳莱哈斯”号(Canalejas)和“卡诺瓦斯”号(Canovas)两艘炮舰护航,目的地为帕尔马港。
海战爆发
尽管共和国海军不再承担掩护已返航鱼雷艇的任务,但舰队仍按照第142-C号作战命令,以20节航速继续航行。该命令事先规定了舰队的航向、行动时间及编队展开顺序。
按照计划,舰队将在00时45分转向256°航向,驶往卡塔赫纳,并于07时00分与第一驱逐舰支队会合,随后返回卡塔赫纳基地。
行动起初一切正常。然而,00时38分,共和国舰队正以65°航向航行时,突然发现了国民军巡洋舰分队。
敌舰出现在共和国舰队左舷方向,双方距离仅约2000米,彼此进入目视接触范围。帕洛斯角海战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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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洛斯角海战示意图。 图中可以看到,交战双方舰队在海面上进行了复杂的机动,航迹如同打结的绳索。
佛朗哥派舰队大约在00时40分发现了共和国军舰。此时,“巴利阿里”号正在向左舷转向,而“加那利”号巡洋舰上的瞭望人员也恰好发现了共和国舰队。
佛朗哥派巡洋舰随即将航速提高至22节,转向210°航向,从共和国舰队的舰尾方向驶过。
00时41分,共和国驱逐舰“桑切斯·巴尔凯斯特吉”号(Sánchez Barcáiztegui)向“阿尔米兰特·塞尔韦拉”号(Almirante Cervera)发射了3枚鱼雷,但未能命中。后者在水兵中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绰号——“肥胖的法西斯分子”。
这次遭遇战来得极为突然。直到00时44分,共和国舰队才下达“各就各位,准备发射鱼雷”的命令。“桑切斯·巴尔凯斯特吉”号此前的鱼雷发射,实际上是由当时负责鱼雷发射装置值班的人员自行完成的。
双方都没有预料到会在此时发生海战。
共和国海军此前获得了航空侦察情报,显示仅在24小时前,佛朗哥派巡洋舰还停泊在帕尔马基地。而国民军方面,尽管在卡塔赫纳拥有相当有效的间谍情报网络,却完全不知道共和国舰队已经出港。
此外,国民军没有组织任何空中侦察。这与佛朗哥派海军和德国“秃鹰军团”航空部队之间指挥权相互独立有关。后者驻扎在帕尔马,更准确地说,由于其直接接受柏林方面的命令,实际上并未与佛朗哥派海军开展有效协作。
双方首次接触后的机动
发现敌舰后,00时45分,共和国海军上将乌维埃塔下令转向155°航向。
00时55分,佛朗哥派巡洋舰分队失去了与共和国舰队的目视接触,随后开始连续转向,以避免偏离正在护航的运输船队。
01时15分,乌维埃塔下令转向256°,直接驶向卡塔赫纳基地。
从共和国海军的角度看,舰队已经完成了作战命令规定的任务——“发现敌人时与其交战”。既然已经发现敌舰,也发射了鱼雷,只是没有命中,那么似乎就没有必要继续冒险,可以返航了。
与此同时,维耶尔纳海军少将指挥的佛朗哥派舰队也于01时20分转向220°航向。
谨慎的维耶尔纳认为,最合理的选择是继续护送运输船队,避免夜间海战。考虑到共和国海军拥有多艘驱逐舰,这一判断并非毫无道理。驱逐舰尤其擅长夜间鱼雷攻击,因此常被比作黑夜中的猎犬。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维耶尔纳认为,共和国舰队在短暂交火后已经直接驶向卡塔赫纳,根本没有想到行动迟缓的共和国舰队竟然花了半个小时才真正开始返航。
无论如何,02时00分,维耶尔纳的巡洋舰分队再次改变航向;15分钟后,又重新恢复原来的航向。
在这一系列机动过程中,佛朗哥派军舰之间一直保持着灯光通信。
02时13分,共和国舰队发现了这些灯光信号。次日凌晨02时14分,第二驱逐舰支队指挥官接到命令,立即发起攻击。
仅仅一分钟后,双方再次进入目视接触范围,仿佛又回到了最初遭遇的位置。此时,两支舰队之间的距离约为2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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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帕洛斯角海域佛朗哥派巡洋舰发动鱼雷攻击的共和国海军三艘驱逐舰。 从上至下依次为:“莱潘托”号(Lepanto)、“桑切斯·巴尔凯斯特吉”号(Sánchez Barcáiztegui)和“安特克拉”号(Antequera)。注意舰体上以舰名首字母为基础的识别标记。
佛朗哥派旗舰“巴利阿里”号率先使用照明弹开火,以便准确测定敌方舰队的距离,随后利用自身强大的舰炮实施攻击。
共和国海军旗舰“利伯塔德”号进行了还击,但未能取得战果。随后,共和国驱逐舰相继发射鱼雷:
02时17分:“桑切斯·巴尔凯斯特吉”号发射6枚鱼雷。
02时18分:“安特克拉”号发射5枚鱼雷。
02时19分:“莱潘托”号发射3枚鱼雷。
最后一轮鱼雷发射约一分钟后,“利伯塔德”号上的人员观察到:“巴利阿里”号舰体中央部位突然升起一道巨大的火柱,高度估计达到1200米。这意味着该巡洋舰遭到了鱼雷命中。
“莱潘托”号驱逐舰准确命中了目标。
关于为何将击沉“巴利阿里”号的战果归于“莱潘托”号,原文给出如下解释:
夜间鱼雷攻击通常是在仓促情况下进行的,鱼雷最大航速为42节。对于533毫米鱼雷而言,从发射到命中目标大约需要1至1.2分钟(原文如此记载)。因此,在02时21分至02时21分12秒这一时间段内,能够实现命中的驱逐舰只有“莱潘托”号。
不过,一些历史学家对究竟是哪艘驱逐舰取得命中战果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三艘驱逐舰当时处于佛朗哥派两列巡洋舰编队之间,已经进入舰炮的有效射程,随后相继发射鱼雷,并最终命中了敌舰。
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命中“巴利阿里”号的很可能是“桑切斯·巴尔凯斯特吉”号发射的鱼雷,因为该舰在战术位置上占据最有利条件。
旗舰沉没,舰队陷入混乱
双方都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共和国海军上将乌维埃塔首先下令将一箱苏联香槟送上舰桥,与自己的参谋人员共同庆祝这次惊人的胜利。随后,他又下令停止射击,舰队继续按照原定航向和航速航行。
与此同时,“巴利阿里”号旗舰失去战斗能力后,国民军舰队的指挥权转交给了“加那利”号巡洋舰舰长拉斐尔·埃斯特拉达海军上校。
面对旗舰遭受的灾难,他只能惊恐地喊道:
“加尔默罗圣母啊(西班牙海军传统中的航海守护神),请怜悯我们所有人!”
随后,他开始重新整顿舰队队形。
当他注意到北面出现一些模糊的舰影后,便改变了航向。02时42分,应所护航运输船队的要求,“加那利”号开始向运输船队靠拢。
埃斯特拉达担心共和国驱逐舰会再次发动攻击,袭击那些运输船,因此决定先确保船队安全,之后再返回战场,设法救援正在遭受重创的旗舰“巴利阿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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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博里厄斯”号(HMS Boreas)和“肯彭费尔特”号(HMS Kempenfelt),摄于1938年3月6日上午。 照片拍摄于一艘佛朗哥派军舰上。
英国驱逐舰参与救援
与此同时,外国军舰开始驶向正在沉没的“巴利阿里”号。
双方舰队离开战场后,附近两艘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博里厄斯”号和“肯彭费尔特”号发现了照明弹和爆炸产生的火光,随即以最高航速驶向事发海域。
03时50分,英国驱逐舰上的人员已经能够清楚看到巡洋舰正在燃烧。04时25分,他们发现海面上漂浮着来自“巴利阿里”号的落水人员。
救援行动由此展开。这次行动既大胆又充满危险。“肯彭费尔特”号曾试图靠近“巴利阿里”号的舷侧,但随着巡洋舰开始下沉,这一行动最终被迫放弃。
此时,维耶尔纳海军少将及其参谋人员,以及“巴利阿里”号舰长和高级军官均已阵亡。他们在鱼雷命中后,巡洋舰前部主炮弹药库发生爆炸时,全部葬身于舰桥。
“巴利阿里”号人员伤亡惨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舰员在明知舰艇已无挽救希望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进行损管。随着舰体进水沉没,数百名水兵被困在内部舱室,最终未能逃生。
即使是在为佛朗哥叛军效力、身处错误且具有犯罪性质的一方时,西班牙海军官兵仍然恪守了自己的海军传统。
“巴利阿里”号全舰最终只有469人获救,其中军官仅有5人(另有资料记载为7人),且最高军衔不超过海军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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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阿里”号巡洋舰军官和水兵合影,拍摄于该舰沉没前不久。
“加那利”号巡洋舰赶来救援,但最终未能挽救“巴利阿里”号。05时08分,该舰沉入海底,共有788人随舰遇难。
遇难者具体构成为:
海军少将:1人
海军上校:1人
海军中校:1人
海军少校:4人
海军上尉及中尉:15人
初级军官及准尉:17人
轮机军官及机械师:10人
海军见习军官:3人
现役军士:27人
炮术军士/技师:8人
舰艇技工:6人
专业技术人员:11人
军乐队成员:5人
水兵:555人
海军陆战队士兵:75人
随舰牧师:1人
随舰记者:1人
这无疑是西班牙海军历史上单艘舰艇沉没所造成的最大人员损失,前提是从法律意义上承认佛朗哥叛军的海军属于西班牙海军。
值得注意的是,帕洛斯角海战中“巴利阿里”号的遇难人数,甚至超过了1898年西班牙—美国战争期间所有海战行动造成的人员死亡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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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阿里”号逐渐沉入海底。 照片由英国水兵在“肯彭费尔特”号(HMS Kempenfelt)上拍摄,可以看到英国驱逐舰正用探照灯照亮正在下沉的巡洋舰。
空袭与救援行动
07时20分,国民军巡洋舰再次出现在战场附近。英国驱逐舰开始将获救的“巴利阿里”号伤员转移到国民军巡洋舰上。
然而,“加那利”号始终保持主机运转,并没有放下任何救生艇。舰上人员显然仍在担心共和国驱逐舰发动第二次攻击,因此始终处于戒备状态。
08时58分,第二次攻击果然发生,但这次袭击并非来自海面,而是来自空中。
9架共和国空军装备的苏联制图波列夫SB-2轰炸机发动了空袭。西班牙共和军飞行员亲切地将这种飞机称为“卡秋莎”(Katiuska)。
佛朗哥派与英国军舰遭到共和国军“卡秋莎”轰炸机空袭;右图为英国驱逐舰“博里厄斯”号(HMS Boreas)舰体上近失弹留下的弹片痕迹。
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全部都是此前从被击沉的佛朗哥派巡洋舰上获救的水兵。
然而,英国媒体却迅速将这些伤亡人员描述为“布尔什维克造成的英国无辜受害者”,却没有公布其中任何一人的姓名。
实际上,英国驱逐舰本身的舰员仅受到轻微震荡伤害。
这就是战争与宣传交织在一起时令人遗憾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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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派与英国军舰遭到共和国军“卡秋莎”轰炸机空袭;右图为英国驱逐舰“博里厄斯”号(HMS Boreas)舰体上近失弹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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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战分析及其后续影响
战斗结束后,共和国军方和政治领导层,尤其是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对乌维埃塔海军上将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们认为,乌维埃塔没有充分利用这场胜利带来的有利局面,也没有立即出动舰队追击佛朗哥派残存舰艇。
乌维埃塔为自己辩护称,他下令停止射击,是因为已经失去了与敌方巡洋舰分队的目视接触。
他解释说,双方舰队的相对接近速度合计达到42节,因此彼此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失去目视接触的时间大约只有17分钟。
此外,乌维埃塔还提出了一个相当合理的理由:共和国驱逐舰携带的30枚鱼雷中,已经发射了15枚。
他指出:
“夜间海战本身就是一次完全偶然的遭遇,而且绝不能给失败的一方留下重新发动攻击、挽回局面的机会。
我们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先例: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夜间,日德兰海战夜战期间,英国驱逐舰对德国公海舰队发动的攻击。 当时,数支英国驱逐舰区舰队在黑暗中先后遭遇德国主力舰队并发起突击,但各分队在完成首轮鱼雷攻击并脱离接触后,均未在夜间盲目重整队形发起二次追击。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夜间作战时,它们可能与后方行进的另一支己方舰队发生遭遇,在黑暗中甚至可能将友军误认为敌人。”
另一方面,共和国驱逐舰在首次鱼雷攻击结束后,已经调整了编队,以便在可能发生的后续战斗中发挥舰炮火力。
再次发动鱼雷攻击的计划最终被取消,原因包括:夜间能见度极低;需要避免暴露己方舰队位置;驱逐舰艇员缺乏执行复杂夜间机动的训练。
当时,只有“格拉维纳”号(Gravina)和“拉萨加”号(Lazaga)两艘驱逐舰仍然保留着完整的鱼雷弹药。
因此,与其让这两艘驱逐舰冒险投入一场可能导致惨败的战斗,不如将它们留作共和国巡洋舰的护航力量。
乌维埃塔认为,如果贸然继续攻击,最终很可能导致一场“必然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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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海军司令乌维埃塔及其战后经历
路易斯·冈萨雷斯·德·乌维埃塔·冈萨雷斯·德尔·坎皮略海军上将,是帕洛斯角海战中共和国海军的胜利者。苏联军事顾问曾怀疑他对共和国的忠诚,而事实证明,这些怀疑并非毫无根据。
1939年2月8日,乌维埃塔没有进行抵抗,便将自己负责防守的梅诺卡岛交给佛朗哥派。作为交换,他获得了对方允许其前往巴黎流亡的通行许可。后来,法西斯势力也控制了法国,他便前往拉丁美洲,成为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船长。1950年,该船发生海难,乌维埃塔在营救船员的过程中坚持到最后,最终英勇遇难。这就是他的一生。
关于乌维埃塔的争议
对这位共和国海军上将作战表现最严厉的批评,来自苏联海军顾问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和尼古拉·皮捷尔斯基。两人后来都成为苏联海军上将。他们指责乌维埃塔没有继续与佛朗哥派巡洋舰分队的其他舰艇交战。
据目击者回忆,战斗期间,正在“利伯塔德”号巡洋舰舰桥上的皮捷尔斯基甚至一度激动地抓住乌维埃塔的肩膀,大声喊道:“开火,开火!”
乌维埃塔则平静地回答:“够了,我们来喝香槟吧。”
苏联军事专家的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对西班牙人的民族性格,尤其是西班牙海军官兵的性格缺乏了解。西班牙人往往“情绪来得快,消退得也快”。与此同时,苏联顾问对部分海军军官是否忠于西班牙共和国抱有疑虑,而且这种担忧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毫不夸张地说,苏联同志将其中不少人视为“失败主义者”,甚至怀疑他们是“法西斯分子”。
库兹涅佐夫的怀疑尤其严重。他称乌维埃塔为“临阵退缩的舰队指挥官”,指责他刻意回避战斗,并声称这位海军上将实际上是“一名暂时披着共和制服的反动派”。
一些西班牙革命派人士也加入了批评行列。驻舰政治委员布鲁诺·阿隆索当时就在“利伯塔德”号上,他情绪激动地要求乌维埃塔追击敌舰队,“将其击沉或使其丧失战斗力”。
阿隆索后来回忆道:“我当时向乌维埃塔海军上将提出了这个要求,对他说:‘唐·路易斯,追上去,他们是我们的猎物!’”
不过,也有人支持乌维埃塔的决定。身为知名左翼评论家的贝纳维德斯当时也在舰上,担任随舰战地记者。他赞同乌维埃塔的做法,并以自己鲜明的文学风格,描述了阿隆索提出追击要求后,乌维埃塔的愤怒反应:
“‘你疯了吗,唐·宣传家?难道你想让我们因为某个愚蠢的失误而毁掉这场胜利?’
乌维埃塔当时一定很想把这位政治委员扔下船,只是碍于苏联同志在场,才忍住了。
……追击敌人根本不可能,因为‘利伯塔德’号在完成主炮齐射后,只剩下三台锅炉还能正常工作;舰炮开火产生的剧烈震动,震松了锅炉管路中的塞子,导致部分锅炉失效。
……此外,我们返回卡塔赫纳后才得知,己方另一艘巡洋舰‘门德斯·努涅斯’号……甚至没有将舰炮调整到战斗位置。它既没有转动炮塔,也没有调整火炮仰角,整个战斗过程中根本没有尝试开火。”
是否应该追击佛朗哥派运输船队?
共和国舰队事先并不知道敌方运输船队的存在,这一点同样受到过评论。
那么,即使乌维埃塔知道船队就在附近,他是否应该下令追击?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夜间要与运输船队建立目视接触并不容易,而且正如前文所述,追击还需要调整舰队队形。此外,攻击运输船队也可能是一项轻率的冒险行动。
在任何一次机动过程中,乌维埃塔的舰队都有可能被置于佛朗哥派巡洋舰与非洲海岸之间,届时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尤其需要考虑的是,共和国驱逐舰已经消耗了一半的鱼雷。
还应注意,共和国海军的另一艘巡洋舰“门德斯·努涅斯”号,在此前的舍尔舍尔海战中就已经暴露出战备状态不佳的问题。当时由于电气系统故障,该舰始终未能发射一枚炮弹。
佛朗哥派舰队的失误
佛朗哥派舰队同样犯下了几项严重错误。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自信。这种心态又受到舰员疲劳的影响。尽管舰艇在理论上仍具备作战能力,但长期重复执行护航任务,使官兵们逐渐陷入疲惫和麻木。
此外,佛朗哥派舰队与“秃鹰军团”航空兵之间几乎缺乏有效协作。一名佛朗哥派海军军官对此曾作出尖锐评价,称德国人的侦察行动只有在“那些懒惰而胆怯的德国人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或者无法为拒绝出动寻找借口时”才会进行。
与此同时,佛朗哥派巡洋舰也无法指望得到意大利制造的驱逐舰护航。这些驱逐舰通常处于故障状态。如果它们能够正常出动,便可以在类似帕洛斯角海战的情况下,为佛朗哥派巡洋舰提供更大的战术机动空间。
前文已经提到,战斗发生前,佛朗哥派方面并不知道共和国舰队已经出海。不过,当时公开信息中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表明共和国海军正在准备采取行动。
共和国海军出版物《海军》(La Armada)曾刊登文章,明确表示:
“我们的舰队正在准备出海,搜寻敌人。”
叛军海军情报部门的通报中,也曾对共和国舰队可能袭击巡洋舰发出警告。佛朗哥派海军上将们认为这种行动确实有可能发生,但布尔戈斯的最高指挥部却没有予以重视。
佛朗哥派巡洋舰分队过度使用照明设备,同样受到批评。不过,这种做法实际上符合当时仍在执行的海战条例和作战规定。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共和国海军上将乌维埃塔最终正是利用敌方舰队发出的照明光线,判断了对方的位置。而就在不久之前,他自己还曾表示,共和国巡洋舰“极其有必要配备信号照明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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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重要物资之一。
然而,“巴利阿里”号巡洋舰幸存军官中军衔最高的曼努埃尔·塞尔维拉海军中尉,在关于该舰沉没原因的报告中指出,信号弹和照明弹的使用应当受到严格限制。他认为,这类弹药只能用于“射击固定且位置已知的目标,或在交战过程中照亮敌方目标,绝不能在缺乏这种明确把握的情况下随意使用,因为这会给对方提供绝佳的识别和定位机会,使其能够发现发射照明弹的舰艇”。
不要忘记,共和国舰队在02:13发现了佛朗哥派发出的灯光信号;一分钟后,共和国舰队下达攻击命令;02:15,“巴利阿里”号发射了那次致命的照明弹齐射;最后,共和国驱逐舰于02:17至02:19之间发射鱼雷。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们无法确切断定,共和国舰队是否仅凭“巴利阿里”号发射照明弹就锁定了它的位置。但可以肯定的是,使用照明弹很可能是一次严重失误。因为当晚能见度相当不错,而佛朗哥派巡洋舰分队本身也具备相当程度的夜间射击能力。相比之下,共和国巡洋舰“利伯塔德”号的夜间作战准备更加不足,却仍然成功实施了有效射击。
塞尔维拉还认为,“巴利阿里”号迟迟没有开火也是一个错误。他指出,舰上必须“得到舰桥明确命令”才能开炮,并补充道:
“我们对己方舰艇的位置掌握得非常准确,而且毫无疑问,在帕洛斯角附近发现的任何陌生舰船都应该被击毁,因为它就是敌人,是红军,除此之外不可能是别人。”
归根结底,佛朗哥派巡洋舰分队所犯的错误比对手更多。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将护送运输船队视为一项例行任务——舰队司令莫雷诺海军上将甚至认为这次行动无关紧要,没有亲自随舰出航——也因为他们在情报掌握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事实上,佛朗哥派原本拥有避免这场失败所需的各种手段,却轻率地没有加以利用。
尽管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海军力量,国民军舰队仍然没有改变战略,继续保持对海洋的控制。“加那利”号巡洋舰因此被水兵们称为“海上皇帝”,而“阿尔米兰特·塞尔韦拉”号则被戏称为“坎塔布里亚皮条客”。
在佛朗哥派巡洋舰分队中,沉没的“巴利阿里”号后来由刚刚完成维修的“纳瓦拉”号巡洋舰接替。
对于共和国海军而言,原定针对叛军巡洋舰的突袭行动实际上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指挥部并没有对行动成功抱有太大期望,策划这次行动的首要目的,更多是为了鼓舞士气。
然而,共和国海军上将乌维埃塔充分利用了手头现有的力量,并巧妙抓住了敌人的失误,最终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战果。
不过,正如苏联海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西班牙共和国海军未能利用这次胜利打破敌方对海洋的控制。这一战略上的失败,最终使共和国舰队在没有经历一场决战的情况下,走向了悲剧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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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至3月间,随着亲佛朗哥的“第五纵队”在梅诺卡岛和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先后策动叛乱,西班牙共和国海军最终瓦解并导致共和国覆灭。图中描绘了共和国海军官兵在舰上与叛乱分子展开搏斗的场景(西班牙历史题材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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