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不存在苦肉计，曹操为什么还相信黄盖诈降？｜文史宴

因为微信推荐机制的更改

如果您喜欢敝号

请进入敝号页面点亮“星标”

这样不会错过好文推荐

文/彭贤春

从当时的社会观念，和黄盖所处的社会阶层来看，黄盖投降曹操是顺理成章之事，所以曹操没有特别怀疑。

请输入标题 bcdef

本文欢迎转载。

汉末三国，群雄逐鹿，波澜壮阔。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又称彝陵之战、猇亭之战）成为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中，赤壁之战博弈最为精彩，也是最为著名的一场战役。

此役，曹操携兵不血刃占领荆州之余威，调遣曹洪、张辽、许诸、乐进、徐晃等将领，投入“虎豹骑”等中原精锐之兵，加上荆州归降之兵共计近二十万大军，孙刘联军投入的兵力也不下五六万。

在周瑜的精心运筹和刘备方面的协同配合下，联军充分把握天时、地利、人和因素，最终以黄盖的诈降之计，乘东南风相助，上演了一出火烧赤壁的历史大剧，被后世奉为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经此一败，直到公元220年去世，曹操终其一生未能踏足江南。

关于这一战例，在《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中，周瑜在曹军奸细蔡中、蔡和面前导演了一出“苦肉计”，打得黄盖皮开肉绽，昏绝几次，从而使曹操对黄盖投降一事深信不疑。这便留下家喻户晓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歇后语。

然而，史实并非如此。

《三国志》注引《江表传》载，大战之前，黄盖向周瑜献火攻之计，随即假意归降，给曹操去了一封书信：“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戆，意未解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破。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1]

又《三国志·周瑜传》载：“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2]

史书简要记载了黄盖的诈降过程，从中看来周折不多，没有所谓苦肉计的只言片语，但曹操的确是相信了、中计了，结局是“樯橹灰飞烟灭”。

曹操其人是众所周知的乱世奸雄，南朝刘宋时期的《世说新语》假谲篇，收录作假欺诈的故事14则，其中曹操独占5则，虽说多为传闻，未必真有其事，但也说明曹操在这一方面确有其名。那么，黄盖一个如此简单的诈降之计，曹操为何就会轻信，就没能准确应对呢?

这一点令后世之人百思不得其解，在此聊陈浅见。

曹操失去了内心的冷静和判断的理性

曹操被此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我膨胀显而易见。开战之前，曹操给孙权去了一封书信：“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从这封书信可以感觉到，曹操自我感觉良好，“会猎于吴”虽有恫吓之嫌，然“会猎”一词，使其胜券在握的形势判断也众目昭彰。

曹操《短歌行》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慷慨激昂、一统天下的精神状态人所共见。虽然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是否在赤壁决战之前尚无定论，但据学者推断，是在赤壁之战后的建安十五年（２１０）[3]。

而《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锁战船北军用武”，却是特别把它安排在赤壁之战前，这样的时间切换，也是以文学手法的角度表现曹操志得意满的心态，为战役悲壮的结局进行铺陈，让这一历史故事更加丰满，更加引人深思，但与史实不合。

自从公元200年官渡一役重创袁绍集团，随即逐步扫荡冀、并、青、幽四州一统河北，在白狼山一战剿灭乌桓、威震辽东，曹操一直非常顺。208年剑指荆州，势不可挡。刘琮继刘表基业而揽荆襄七郡，拥兵十余万，未敢稍做抵抗即主动请降，此次南下之征太过顺利，甚至远在成都的刘璋，也连续派出阴溥、张肃、张松前来拜见致敬。

此时此刻，“挟天子以令诸侯”、雄霸中原大地的曹操，面对弱小刘备与江东孙权，已经无所忌惮，或许以为孙权也会步刘琮之后尘。

统一天下的大业近在咫尺，已54岁的曹操似乎也有了时不我待的心态，弱化了缜密分析的思维，也不再听得进身边谋臣的进言。

赤壁之战前，贾诩劝他不宜操之过急，应该改武胜为文胜，待荆州经略稳固，“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4]，《三国志·贾诩传》载“太祖不从，军遂无利”。贾诩这样的顶级智囊的意见，在此时曹操的心中，也得不到重视了。

三国本为乱世，文臣武将改换阵营也属常态

纵观曹操的崛起经历，敌方归顺或投降的案例不胜枚举，鲍信和陈宫等人迎入兖州，攻南阳张绣请降；战官渡许攸、张郃、高览投诚，定四州辛毗反正……等待此番兵临荆州之时，荆州从事郎中韩嵩、章陵太守蒯越、东曹掾傅巽等高层人士，皆认为与曹军对抗乃必亡之道，即使借刘备之力也前景渺茫，况且刘备也难以驾驭。

《三国志·王粲传》注载粲说琮曰：“曹公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将军能听粲计，卷甲倒戈，应天顺命，以归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保全宗室，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5]，刘琮遂举州而降，后来曹操也厚待荆州投降人士，封侯者15人，“其余多至大官”。

因此，赤壁之战前夕，黄盖投降的举动不会使曹操太过疑虑，如果东吴没有将领主动投降，曹操才更应该感觉到奇怪。

例如稍早之前，曹操曾派蒋干去见周瑜劝其归曹，《三国志》注引《江表传》载：“初，曹公闻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干往见瑜。”不过，蒋干之行无功而返，遭到周瑜拒绝，蒋干回复曹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6]。

可见，在曹操的意识里，以自己的政治优势、军事优势、个人魅力，完全有可能吸引东吴方面的人才来投。

黄盖来降诱惑太大

黄盖来降，既可进一步动摇东吴人心，又可减少作战伤亡，缩短统一天下的时间。前述曹操给孙权的恐吓信到了江东之后，东吴官员纷纷劝说孙权投降，百姓、军民也多惶恐，于是黄盖“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之言，仿佛也顺理成章，归降也完全可以理解。

而赤壁之战前，黄盖地位不高，并非人们心目中的东吴上将。黄盖早年即加入孙坚的队伍，破山贼、讨董卓，跟随孙策、孙权平定江东，其善于养众而山越怀附，然其此时的职务，仅为丹杨都尉，属于中级武官，低于资历相当的中郎将韩当、程普，更低于年轻且已为中郎将加中护军的都督周瑜。

黄盖在赤壁战后才以军功拜武锋中郎将，在这之前，他心中有不平似乎也为常理，甚至与周瑜同为都督的程普，一度也对周瑜信心不足而产生嫌隙，因此，曹操对于黄盖的投降也不会太过怀疑。

纵观三国历史，以诈降的欺骗手段得逞的类似案例，在赤壁之后仍继续上演。

公元228年，东吴鄱阳太守周鲂设断发之计，密信曹魏大司马曹休欲叛吴投魏，曹休率军南下接应时遭陆逊截击而致石亭大败；

公元230年，曹叡派隐蕃“叛逃”东吴，得到孙权重用，其后正是由于他的主动谋反，方使孙布诈降围歼曹魏扬州刺史王凌之计中断（曹魏征东将军满宠也判断孙布有诈，故而不支持王凌出兵接应）；

公元232年，曹魏辽东太守公孙渊表示欲投靠东吴，孙权大喜，派张弥、许晏等出使到襄平封公孙渊为“燕王”，公孙渊却斩其使、没其兵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诈降诱惑的魅力实在太大。

曹操本身性格复杂

曹操留给后世的形象多样丰富，既有谨慎多疑、奸诈狡猾的一面，又常常是直线思维、率性而为。

公元194年曹操率军二征徐州，陈宫、张邈等在兖州叛迎吕布，曹操回军反击战于濮阳，由于轻信城中大姓田氏诈降之计，被吕布打得丢盔弃甲，甚至他自己都被烧伤，勉强在部下拼死保护下得以逃脱；

8年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僵持之下形势趋于不利，军粮将尽，难以支撑，曹操甚至已有退兵的打算，恰在此时，许攸从袁绍处跑来相投，荀攸、贾诩均表示怀疑，劝曹操谨慎对待，《三国志》注引《曹瞒传》载，曹操虽“跣出迎之”，但当许攸问他军粮还能维持多久时，曹操先是“尚可支一岁”，又曰“可支半岁”，再是“其实可一月”，可见许攸虽为老友曹操也绝不会轻信，然而，当许攸献计火烧袁军在乌巢的屯粮时，曹操竟然冒险依计而行，亲自率五千人冒充袁军，连夜潜行穿插到袁军后方直达乌巢，成功烧毁袁军粮草，一举扭转战局；

公元197年征张绣，张绣降而复反，曹操失察，以致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勇将典韦皆被张绣军所杀；后张绣再次归顺时曹操则不计前嫌，欣然接纳并厚遇之。

想当初冒险北征乌桓得胜而回时，曹操重赏此前劝阻之人，并说自己是“乘危以檄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可见曹操不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思虑也是密而有疏。

黄盖诈降的技巧一定十分精到

由于史书对诈降细节记载过少，难以为人所知，我们仅从为黄盖送降书之人的分析，可以看出端倪。

此人的选择必然是周到万全，其身份和能力必然非同一般。史书上没有记载是何人，他是如何让曹操相信了不得而知；只是说，曹操读完黄盖的降书后，“特见行人，密问之，口敕曰：‘但恐汝诈耳。盖若信实，当受爵赏，超于前后也。’”[7]

可见，虽然黄盖来降的确非常诱人，但机警的曹操并没有轻易相信，他亲自面见送信人进行审查、判断，并且封官许愿，想来其人身份定不简单，能让曹操相信，或为原荆州之人，或与曹操手下有旧之人，亦或为曹操希望得到的人才，其分析形势、表情达意的能力一定能击中要害，且不受曹操的诱惑。

《三国演义》将送信人明确为阚泽，阚泽乃江南儒士，“追师论讲，穷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8]，这就是为了强化送信人能力、名声的影响力。

关于东南风

东南风是长江上的一种自然现象，曹操和他的谋士们来自北方，可能知晓，也可能不知晓这一点，不过在当时兵力绝对占优的形势下，且不说冬季的十二月本难有东南风，即使有，胜券在握的他们完全对此忽略。

史书记载：黄盖船队来时，“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或曰：“曹公军吏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9]充分说明曹军上下，从统帅到将军，大都对长江中游的气象缺乏深入的认识，因而战役准备不够全面细致，埋下隐患。

赤壁之战前，周瑜即分析了战役形势，认为曹操必败无疑，其论及依据包括：一是曹操后方仍未安定，还有关西马超、韩遂之患；二是善于陆战的曹军，在长江与东吴水军作战，非其所长；三是时值冬季盛寒，曹操的骑兵马匹草料不足，势必影响其战力；四是曹操的北方士兵来到南方短时间难以适应，容易生病。

又《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尚怀狐疑”。正是周瑜的准确判断，加之鲁肃力陈利弊、诸葛亮出使东吴，坚定了孙权联刘抗曹的决心，结局是曹操二十万大军败于仅有5万人的孙刘联军。

在吕思勉先生看来：“赤壁之战，曹操固然犯着兵家之忌，有其致败之道，然而孙、刘方面，也未见得有何必胜的理由。”[10]。

深入分析此战的形势和过程，除却天气、地理、疾疫以及军心人心等客观因素之外，精心安排的黄盖诈降之计也是火攻成败的关键，成为赤壁大战战术层面上的最为重要一环，而此计成功的重要因素，又在于曹操的因胜而骄、目中无人，包括曹军上下普遍洋溢的轻敌思想。

可以说，曹操赤壁之败属于骄兵必败之类也未为不可。

注释：

1吕思勉《三国史话》，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112页。

[1] 《三国志·周瑜传》卷五十四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１２６３页。

[2] 《三国志·周瑜传》卷五十四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１２６３页。

[3] 张可礼编著：《三曹年谱》，（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１１页。

[4] 《三国志·贾诩传》卷十，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３３０页。

[5] 《三国志·贾诩传》卷十，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３３０页。

[6] 《三国志·周瑜传》卷五十四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１２６５页。

[7] 《三国志·周瑜传》卷五十四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２６３页。

[8] 《三国志·阚泽传》卷五十三，中华书局，2011年，第1044页。

[9] 《三国志·周瑜传》卷五十四，及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２６２、１２６３页。

欢迎关注文史宴

专业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专业

熟悉历史陌生化，陌生历史普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