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的灯还亮着,我坐在长条凳上,面前摊着厚厚一沓举报材料。窗外黑黢黢的,只有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影子,被风摇得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我从县纪委调到这个镇当纪检干部,第一件事就是来林河村。材料是往上面递了三回又退回来的那些,纸张边角都卷起来了,里头写的都是同一个人的事——村支书孙德权。
宅基地他说了算,低保名单他说了算,村里那片集体鱼塘的承包费,一年八万,账上只记了两万。老会计私下跟我说,孙德权家三层小楼起来那一年,村里修路的工程款正好拨下来,不多不少,四十六万。
“同志,你喝口水。”说话的是村妇女主任赵秀兰,五十多岁,头发有些白了。她端了碗水放到我面前,眼睛往门口瞟了一眼,压低声音说,“你来的不是时候,孙德权去县里开会了,明天就回来。”
“回来正好,我有些事想当面问他。”
赵秀兰没接话,只叹了口气。她走的时候,我看见她影子里像是还藏着个人——那人在门口探了探头,又缩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孙德权果然来了。他进门就笑,嗓门又大又亮:“哟,新来的陈同志吧?我这几天在县里开会,没能给您接风,失礼了失礼了。”他随手拖了把椅子坐下,翘起二郎腿,递过来一根烟。
我说不抽。他把烟别到自己耳朵上,笑呵呵问:“陈同志来我们林河村,有什么指示?”
我把桌子上的材料拿起来,刚要开口,余光瞥见门口站满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密密麻麻挤在门框边,也不进,就站着看。有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手里攥着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好像装着什么东西,一直往里面探头探脑。
孙德权顺着我的目光回头看了一眼,笑着朝门口摆摆手:“都散了都散了,陈同志不是外人,有话好好说嘛。”
人群没有动。过了几秒,那个蓝布衫老太太坐到我面前,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抖着手从里面拿出一张纸。纸已经发黄了,叠成四折,打开以后是一张宅基地使用证。
“陈同志啊,”老太太声音发颤,“我叫王桂芬,那个证是我老伴儿留下来的。俺家老宅基地,就是现在孙书记家那个三层楼的位置。当年说是村里要统一规划,让我家先搬出去,给了个租房补助,说是建好以后还给我们一套……”
王桂芬说到这里,嘴唇抖了抖,“我家搬出来十三年了,补助发了三个月就没再发过。我那老伴儿前年走了,走之前还在念叨,说那房子到底还归不归我们王家。”
孙德权脸色沉了一下,马上又恢复了那副笑模样:“老嫂子,你这话就不对了。当年是你们家自愿搬迁,村里补助都发放到位了,有批条,有签收单的……”
“就三个月!”王桂芬的声音尖了起来,“三个月以后就没有了!”
门外的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喊了一句“他都往自己家扒拉了三年啦”,还有人说“集体鱼塘的钱呢”。我抬头看孙德权,他嘴角的笑还挂着,眼睛里的温度却下去了不少。
孙德权从椅子上站起来,拍了拍裤腿:“陈同志,这些老太婆的话你不能全信,她们都是没文化的人,被人利用。这样吧,明天我把相关材料送过来,咱们一项一项对账。”
他走到门口,忽然回头说了一句:“对了,陈同志,你们纪委的人办案,是不是都得讲证据?空口白话的可不能把人怎么样。”
那天晚上,我住在村里临时安排的屋子里。赵秀兰给我送来两床新被子,临走的时候,她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陈同志,你知道吗,在我们村,谁想举报孙德权,都没人敢写落款。前年村委会选举,他拿了全票,因为压根儿没有第二个人敢参选。”
我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手机亮了一下,是县纪委老周打来的。
“小陈,你在林河村的事,县里都知道了。”老周语气有点沉,“有人给你打招呼了,说你年轻,别太较真儿了,基层的事,面上过得去就行。”
我心里发凉,那点凉气从心口一路往四肢走:“周主任,那宅基地的事……”
“十三年前那宅基地手续,听说是重新办过证的。孙德权当年是村会计,那份产权过户的文件,公章是齐的。手续上挑不出大毛病。”老周顿了一下,“你要想查得深,就得有人肯站出来,实名举报。”
挂了电话,我在黑屋子里坐了很久。窗外起风了,不知道谁家的狗一直在叫。
第二天一早,我去村口小卖部买水,碰到蓝布衫老太太王桂芬蹲在门口择菜。看见我,她朝身后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说:“陈同志,我昨天说的都是半拉。我当年留了一个证据,是我那老伴儿在世的时候弄的,就是镇土地所龙所长私下跟孙德权说的话,被我老伴儿录下来了。那录音存在他一个旧手机里,手机在我儿子家。”
我蹲下来问:“你能把那个录音交给纪委吗?”
王桂芬眼里闪过一丝犹豫,嘴唇张了张,又闭上了。这时候,村口一阵发动机响,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村委会门口。孙德权下了车,黑色皮夹克,头发梳得油亮,一眼就看见了我,远远地喊:“陈同志,材料给你送来了!”
他怀里抱着一个大牛皮纸袋子,笑着朝我这边走过来。王桂芬看见他,手里的菜篮子掉在地上,青菜滚了一地,她弯下腰,也不捡,只顾往屋里挪。
孙德权走过来,看了看地上的菜,又看了看王桂芬的背影,笑着对我说:“王老太太年纪大了,脑子有些糊涂了,你说是不是,陈同志?”
我站直身子,没接那句话,只说:“材料给我吧。我回去仔细看。”
孙德权把牛皮纸袋递到我手上,手劲儿很重,捏了两秒才松开:“陈同志,镇里年轻人谁都想干出点名堂,我都懂。不过我孙德权在林河村十几年了,没做过一件亏心事。你要是查出来什么,我自动辞职。”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上车走了。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村部办公室里翻看那袋材料。一边是我手里村民们断断续续的零散陈述,一边是孙德权提供的一份份平整干净还盖了章的“说明”。
两类材料对不上账的地方很多,但单独拿每一份出来,都看不出太大问题。我坐在那里,从下午熬到天黑,一页一页地核,发现大约有七十多万元的资金记录对不上号——但那只是我的推断,没有账本能直接证明。
第七天,事情有了变化。
那天中午,赵秀兰把我叫到村委会后面的小菜园里,四下看了看,塞给我一个旧手机。充电口已经磨花了,屏幕碎了大半。
“王桂芬儿媳妇递过来的,说里面有段录音。”赵秀兰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陈同志,你自己小心,孙德权在镇里有人在帮他留意动静。”
我握着那个破手机,回到屋子,翻了好久才翻到那段音频。声音有些沙哑,断断续续的——是龙所长的声音:“老孙,宅基地那事你别闹大了,县里头我都打过招呼了。你把手续弄齐,这房子就稳了。只要没人上告,你怕什么?就算真有人告,你知道打电话往哪儿打嘛……”
录音到这儿就断了。
当天晚上,我拨出了一个电话,然后把电话递给了王桂芬的儿子。电话接通前,我告诉他:“这是12388,全国纪委监委举报电话,实名举报,把你的情况和证据都讲清楚,全程保密。”
王桂芬的儿子沉默了一会儿,接过了电话。他的手在抖,声音也在抖,但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电话那头受理以后,他又按照我的指示,拨了12309——全国监察服务热线,把孙德权在宅基地和鱼塘承包上的问题做了实名反映。
接线的同志问完情况,说了一句:“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已经登记,两个工作日内会有人和你联系。”
王桂芬的儿子挂了电话,愣愣地看我:“这就……行了?”
“行了。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
三天以后,县纪委监委来了一个调查组,带队的是老周。他们在林河村待了半个月,从王桂芬家宅基地手续开始查,翻出孙德权任期内承包合同底账、低保名单、集体资产台账,最后算出来的数字,比我看出来的还要多出不少。
听说调查组到孙德权家那天,他家门口围了几十个村民。孙德权穿着那件皮夹克站在院子里,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最后他老婆把门关了,他在门里站了很久都没说话。
王桂芬家的宅基地,重新走调查认定的程序。孙德权的村支书职务被免了,同时因为涉嫌违纪违法,被移交到县纪委监委立案调查。
林河村补选的日子,我特地回去了一趟。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王桂芬穿着一件干净的蓝布衫,正跟几个老太太坐在一起晒太阳。她看见我,朝我招招手。
“陈同志,那房子批回来了。”她说,声音不大,但挺高兴,“调查组给办的。我儿子说,过完年就动工,给孙子盖新房。”
我想起那天晚上在村委会的灯下,那份卷了边的举报材料,那扇门口挤满的人,那句话——“谁想举报他,都没人敢写落款”。
“老太太,”我说,“以后有事,记着那两个电话。12388和12309,一个是纪委监委的,一个是监察服务的。实名举报,人家才会派人下来查,你不用担心报复,他们有保密规定的。”
王桂芬笑着点头,眼睛眯成了两条缝。忽然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认真问我:“那两个电话,真是全国都能打?”
“全国都能打。”
她站起来,拍了拍蓝布衫上粘的草屑,说了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
“那就好,那就好。等孙德权的事判下来,我得去镇上请一顿饭,谢谢那俩电话是真的管用。”
我在林河村待了最后一个下午,临走的时候,夕阳正好,把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装上我的行李上车,赵秀兰站在村部门口朝我挥了挥手——这一次,她旁边站着好几个女人,一起朝我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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