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抹薄荷绿带火一栋楼：上海城市更新为何开始“上色”？

在上海长乐路与陕西南路路口，一栋薄荷绿的建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这是经过更新的集社Green Station（中文“绿站”的意思）。一抹亮眼的色彩，让这个曾不起眼的空间重新走回公众视野。

类似的色彩表达，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海。从江苏北路的“苏河超级管”，到近期焕新的延安西路地铁站，为什么色彩能够成为城市更新的有效工具？它如何改变空间面貌，又怎样回应人们对城市生活的新期待？从一抹颜色出发，我们或许能看到城市空间的更多可能。

被一抹薄荷绿“唤醒”

在被“刷绿”之前，长乐路与陕西南路路口的这幢建筑，似乎并不十分起眼。

“我以前经常从这里路过，好像还来吃过一次烧烤，但没太注意到这是一座三层小楼。”在附近上班的栗子，最近连着两次来到集社Green Station。“第一次来是因为刷到了外国游客的Vlog，发现这里很出片，有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她第二次来，则是为了带朋友品尝一家名叫Kaki Mania的特色刨冰店。

店铺位于集社Green Station二层靠近长乐路的一侧。巨大的落地窗外，梧桐树枝叶繁茂；狭长的室内空间以简约的白色为主，窗外浓郁的绿意则成为天然背景。室内外色彩相互映衬，让这间特色小店显得格外清爽。

刨冰店老板鸥鹭（化名）曾为自己的小店落户四处奔波。在他看来，Green Station改造后营造出的轻盈、清新的氛围，是吸引他选择这里的原因之一。

“全新的薄荷绿配色，对我的选择来说肯定是一种加分项。”沈思远告诉记者，他持续关注这一带的商业氛围。基于交通便捷性和周边街区生态，这里其实并不缺人流，但新的配色确实为这幢商业体带来了更多关注，也让它有机会突破原有客群，吸引新的“流量”。

“以前这里走的是工业风，建筑的结构感不是特别突出，也不会特别想拍照。”栗子告诉记者，如今，从总体薄荷绿的建筑框架到楼梯，再到正门处的钟表、显示牌，都有一种整体感。“绿色车站”这一概念，也让原本普通的商业空间有了更容易被记住的名字和形象。

有研究指出，色彩是人们感知城市物质环境时最显著的视觉要素之一，较形状、纹理等特征更容易被感知。

在城市街区中，建筑的体量、结构、材质和色彩共同构成了人们对空间的视觉印象。相比需要细细观察才能发现的建筑细节，色彩往往更容易率先进入视线。一种鲜明而协调的色彩表达，既能改变建筑给人的第一印象，也能让原本容易被忽略的空间迅速形成视觉记忆点。

对于集社Green Station来说，这抹薄荷绿就像一个鲜明的空间标识。它没有改变建筑原有的基本体量，却通过统一的色彩表达，将建筑框架、楼梯、入口处的钟表和显示牌等元素串联起来，让整栋建筑形成了更完整的视觉形象。

色彩带来的吸引力，还进一步延伸到了社群活动。

在天气晴好的周末，集社会变身为“白日俱乐部”：现场有DJ带来音乐，有手工艺坊带人做手工，甚至还有八段锦和乒乓球比赛。栗子告诉记者，这个常驻企划把电子音乐带到阳光里，在绿意环绕的玻璃房与草坪之间，DJ放歌，桌游、手作和饮品补给等活动同步展开，非常有松弛感。

此外，集社还出现过限时艺术展、宠物生命关怀分享会、春日市集和音乐分享会等不同类型的活动。从打卡拍照到美食消费，再到绘画、音乐、桌游和手作，一抹绿色为这处空间打开的入口越来越多。

不过，色彩带来的关注度，并不等同于空间活力已经充分释放。

一些专程前来打卡的市民发现，工作日的白天，这里目前“可逛”的地方似乎并不多。大部分餐饮和酒吧要到傍晚五六点甚至更晚才开门。

尽管色彩降低了人们发现一处空间的门槛，也创造了新的视觉记忆和传播话题，但最终能否将短暂的打卡热度转化为持续的人气，还取决于商业业态、公共活动和日常运营能否跟上。鸥鹭期待，集社未来能在打卡和活动之外，进一步丰富白天的商业业态，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场景。

把自然之色“搬”到桥下

如果说集社Green Station的一抹薄荷绿，让一幢商业建筑有了新的辨识度，那么在延安西路地铁站，色彩承担的任务则更为复杂：它不仅要改变空间的视觉面貌，还要让桥下空间与周边环境建立联系，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

延安西路地铁站桥下空间更新后，不少市民用“明亮”“活力”来形容这里的新面貌。蓝色、绿色、粉色等鲜明色彩出现在桥柱、站前广场等位置，让这片城市空间有了新的视觉气质。

但在翡世设计的主持设计师潘山看来，项目的出发点绝不只是给桥下空间“上色”。从一开始，团队就没有将它孤立看待。他们希望借此机会，让桥下空间成为天山公园与海粟绿地的延伸，将站台、城市与公园绿体融为一体。

这也决定了项目的色彩来源：从自然中借色。

“项目的色彩概念来自两侧公园的花草果实，是从自然里‘借’色，把公园的颜色搬到桥柱上。”项目的现场负责人林桐介绍，桥柱上出现的颜色，其实都能在周边的花草树木中找到，只是在设计中适当提高了饱和度。

整个项目的视觉支点也落在了桥下几根柱子上。“这个项目好不好、成不成功，那几个立柱还是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围绕这些柱子的图案和色彩，设计团队曾反复推敲。在最初比较的方案中，既有不同颜色的小色块拼贴，也有从两侧公园获得灵感、用几何线条模拟树木形态的设计。

经过多轮调整，色块的形状变得更加自由、不规则。每根柱子采用相同的图案和色彩组合，虽然颜色丰富，却不会因为各自变化而增加视觉负担。

这体现了色彩设计中一个重要原则：丰富不等于堆砌，醒目也不意味着处处抢眼。桥下本身就有很强的柱体序列感，设计团队选择把高亮度、高饱和度的颜色集中用在这些柱子上，进一步强调原有的空间结构，而不是让颜色覆盖一切。

与之相对，其他空间元素则尽量退后。比如，部分桥柱由于上方有天桥压顶，就没有使用醒目的色彩；警务亭、交警亭在翻新时也主要采用较为低调的银灰色。地面铺装、围栏、导视标识等则尽可能保持统一和克制。

这种主次关系，也体现在看似不起眼的功能细节中。

原先，桥下非机动车停放比较散乱，车辆直接暴露在公共空间中。设计团队没有简单地取消停车需求，而是通过围栏和空间划分，将停车区域框定出来，再利用地面的不同颜色的点状、条纹图案区分不同功能：点状标志对应停车区域，条纹则提示通行方向。

不过，色彩并不是解决所有空间问题的万能办法。它能发挥多大作用，首先取决于空间本身的基础条件。

潘山将城市更新大致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道路、建筑和结构变化的“刚性改造”，另一类则是主要改善空间感受的“情绪性改造”。如果需要改变道路走向、重建建筑，仅仅依靠颜色显然无法解决问题；但如果空间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已经具备，只是显得灰暗、缺乏活力，那么色彩就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介入方式。

延安西路地铁站并不是翡世设计探索色彩与城市空间关系的唯一项目。此前，团队参与的上海中环桥下体育公园、“苏河超级管”等项目，也通过鲜明的色彩和富有识别度的设计，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不少关注。

据观察，近年来，上海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更新项目也开始尝试用色彩激活空间。这种变化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审美转变。过去，城市建设更强调标准化和规模化，不同区域、不同车站之间容易形成相似的视觉面貌。“千城一面”的问题，也让人们开始期待更有个性、更有辨识度的城市环境。公众审美需求日益丰富，给城市设计提供了更多可能。

不过，潘山并不认为鲜明色彩是一种可以到处套用的方法。“如果所有的地铁站都这样，也会有点奇怪。”在他看来，色彩首先要服从空间本身的条件。延安西路地铁站之所以适合采用相对丰富的色彩，与两侧公园的环境密切相关。即便同样是桥下空间，也需要根据周边环境、空间功能和公众感受，决定色彩的使用方式和强度。

他说，当一种设计语言开始流行，如何避免它被简单复制，也会成为新的问题。

规划一座城市的色彩

如果说具体项目中的色彩设计，考验的是设计师对一个空间的判断，那么当越来越多的建筑、街道和公共空间都开始通过色彩表达个性时，一个更大的问题随之出现：一座城市的颜色，是否也需要整体考量？

这就涉及城市色彩规划。

城市规划师盛凌云告诉记者，城市色彩规划不是定主色调、统一刷色，而是解决城市形象识别度问题，明确城市的理想形象及维护方式。色彩指城市整体色彩形态，蕴含地理、人文和生活逻辑，是能唤起人们日常记忆与归属感的重要方式。

事实上，城市色彩规划并不是一个新鲜概念。意大利都灵早在1774年就将当地的黄赭石色确定为中心广场颜色，并逐渐形成“都灵黄”；19世纪初又开始尝试对城市建筑色彩进行系统管理。1808年前后，当地公共管理部门已着手协调建筑立面颜色。到19世纪中期，都灵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城市色彩图谱，为不同街道和建筑提供色彩依据。

法国色彩学家朗克洛提出的“色彩地理学”进一步为城市色彩研究提供了方法。在他看来，一座城市的颜色面貌是由当地的地质条件、建筑材料、气候、光照、历史文化和居民生活习惯共同塑造的。

因此，颜色用得好的城市，也多与地理气候、色彩偏好、用色习惯、产业生活密切相关，例如北欧用艳丽色彩弥补寒冷少日照，欧洲渔港色彩源于渔船或产权区分，意大利热情缤纷、英国内敛淡雅等，多是随城市逐渐发展形成。

但这种自然形成的经验并非每个城市都能复制。日本东京就展示了如何把色彩研究进一步转化为规划管理工具。20世纪60年代，为迎接东京奥运会，城市建设速度加快，不少建筑为了突出自身形象，采用高饱和度的颜色，却缺少与周边环境的协调，由此出现了所谓的“色彩骚动”。

于是，1970年至1972年间，东京都政府邀请朗克洛开展城市色彩调查，研究不同区域的建筑和街道色彩，形成《东京色彩调研报告》。

此后，日本逐渐将色彩研究与城市景观管理结合起来。2004年，日本出台《景观法》，为地方政府开展景观规划和色彩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2007年，东京都发布《东京都景观色彩导则》，将色彩要求纳入城市景观规划。

在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副教授励莹看来，东京的做法很值得借鉴，东京会根据不同区域的景观特征和建筑类型，分区、分类设定色彩基准。其采用的孟塞尔色彩体系，将原本较为主观的颜色描述转化为相对明确的数值标准。

更重要的是，东京的指南并不只强调“哪些颜色不能用”，也提供了如何根据周边环境选择颜色的方法。建筑规模、所处区域、远近景观以及周围材料，都会影响色彩设计。因此，数值标准不是一套可以机械套用的配色方案，而是为设计和管理提供共同的参照。

回到上海，城市色彩规划也正在从个别项目的设计实践逐步进入更系统的讨论。

励莹注意到，上海一些区已经开始探索城市色彩的调查和研究。以普陀区为例，当地曾利用3万多张街景照片进行人工智能色彩测量，梳理出19个色彩分区，并将相关成果纳入单元规划。这种方式将原本依赖经验判断的城市色彩调查，转化为可记录、可分析的基础数据，也为后续规划引导提供了参考。

在城市整体的规划引导上，上海也迎来了更高层面的制度支撑。今年10月，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关于加强建筑设计规划资源管理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协调城市建筑色彩”，要求建筑色彩符合相关规划的管控和引导要求，重点关注相邻地段的色彩衔接关系，避免杂乱失序或呆板单调，防止大面积高饱和杂色混搭。这意味着，建筑色彩不再只是单体项目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外观问题，也被放到相邻地段和整体城市环境中加以审视。

不过，从局部探索到形成一套成熟的城市色彩规划体系，仍有不少工作需要推进。城市色彩规划需要怎样的调查基础？如何确定不同区域的色彩特征？数值标准应该细化到什么程度？对历史建筑、商业街区和公共空间，又应当采取怎样不同的引导方式？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励莹认为，城市色彩治理既要有整体协调，也要允许局部差异。她用绣花作比喻：城市管理一半看针脚，一半看配色。过去，上海在城市空间的基础设施和功能改善上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接下来还需要在色彩、材质、光影等更细微的层面继续探索。

盛凌云则认为，在城市更新从增量转向存量的当下，色彩规划也转为更经济见效的形象提升手段，未来的色彩规划需要重点解决识别度、秩序和管理问题，通过核心项目专项设计，普通建筑渐进整改的方式来营造有归属感、记忆点的城市形象。

城市需要颜色，但更需要有来由、有分寸、有生命力的颜色。色彩的价值，不只在于让一处空间变得醒目，更在于它能否与场所的历史、环境和功能相协调，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一处空间，也让城市在细微之处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面貌。

知识小卡

·色彩地理学

20世纪60年代，法国色彩学家朗克洛创立色彩地理学，主张一个地方的色彩由自然地理（气候、土壤、植被）与人文地理（传统材料、建造惯例、民俗）共同塑造。研究方法不是从色卡选色，而是到现场测色、编谱，从既有环境中归纳“色彩家族”。它把城市色彩从审美偏好问题，变成有来源、有依据的经验研究问题。

·孟塞尔色值

孟塞尔色值用色相、明度、彩度三个维度描述颜色，记作“H V/C”，把“那个绿色”变成可比较、可传递的参数。东京城市色彩导则正是借它建立管控语法，例如：外墙4/5面积须落在基本色的参数区间内，1/5用于强调色。它的价值不在于限制设计自由，而在于让关于颜色的分歧有一个可量化、可追溯的讨论框架。

原标题：《一抹薄荷绿带火一栋楼：上海城市更新为何开始“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