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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敏:学历通胀、AI再添一把火,大学改革出路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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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考研、考公,文凭、“第一学历”、“在哪高就”……这些关键词基本伴随着我们每个人从踏入校门到走上工作岗位,同窗竞争、同侪压力、社会评价,也自然成了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有压力才有动力,当然是激励之语;但当压力阈值接近临界点,这些关键词的位次和内涵随之变化。“考研热”有所退潮,“考公热”持续不减,年轻人一边喊着想“躺平”,一边“卷”出新天地。从“孔乙己的长衫”到“第一学历”歧视,再到AI迅速冲击,文凭正在贬值——当学历不能再兑换它“承诺”的资源,年轻人该何去何从?社会又该如何看待这份逐渐“失效的契约”?

近日,观察者网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沈晓敏教授,以日本教育社会学家敕使川原真衣的《学历社会:竞争、工作与优绩主义》为引子,深入讨论了中国当下教育的诸多症结。

沈晓敏将日本学历社会比作一份“先行实验报告”,从中能看到很多教训。她指出,当前年轻人的风险偏好出现根本切换——从追求“上行收益”的“买涨”,转向追求“下行保险”的“投保”。这背后,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文凭通胀、供需错配,以及家庭、社会长期塑造的期望所共同作用的结构性问题。

学历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沈晓敏借“激励对齐”这一概念给出解释:政府、高校、企业、教培产业、家庭,每一方都在理性地出于自身利益而行动,各方无需密谋,便共同筑起这座学历围城。而AI时代的到来,加速破解文凭这枚钢印,倒逼大学不得不重新思考大学的意义与教育的本质:是做一个纯粹的发证机构,还是回到育人这一本源?

沈晓敏教授认为,更深层的出路,在于打破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重建社会信任和个人尊严,“学历贬值只是期权贬值,不是人格贬值”,应重新夺回对个人价值的定义权。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教育的意义恰恰在于开拓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本文为对话上篇。


资料图:大学毕业典礼中国日报记者 朱兴鑫 摄

·年轻人从“买涨”转向“投保”

观察者网:沈教授您好,感谢您来观察者网聊教育、就业、青年话题。我们开头用日本教育社会学家敕使川原真衣的《学历社会:竞争、工作与优绩主义》这本书做引子,因为她的孩子有一天放学回家问她“什么是公司资助留学?什么是麦肯锡”,她突然意识到在东京一所公立小学五年级学生的课间,孩子们在讨论什么。于是,她开始思考这个再普通不过的现象背后的真正问题,提出了“学历社会”这个概念,也就是个人的价值不由人格、能力决定,而由一纸文凭决定。说实话,看了她写的书,心生共鸣,不知您看了是什么感受?

沈晓敏:我也有同感,敕使川原真衣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份关于日本学历社会的“先行实验报告”,具有很大的警示意义。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到日本留学时,曾听闻日本孩子为了高考竞争陷入所谓的“考试地狱”,有一些中小学生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轻生,当时我觉得非常震惊。还有,“逃学”或“不登校”的孩子也不少,有日本朋友问我中国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当时觉得很惊讶:孩子怎么可能不上学呢?在我们的观念里,孩子默认就是必须上学的。但今天,中国社会不愿上学甚至不去上学的孩子也在增加,因为压力或其他各种原因。

某种程度上,中日教育有相似之处,比如都出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学历通胀等现象。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中国则是从1990年代后扩招才逐步出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学历通胀。

但中日有不同之处。日本的学历社会与终身雇佣制绑定,而终身雇佣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年功序列。一个人如果进入像三井这样的大企业,不管个人功绩有多大,通常都会随着工龄的增长而获得薪资和职位的升级。

日本社会也有自己的学校序列,这不像中国由国家评定的“985”“211”,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名校序列,其中既有国立大学也有私立大学。而学校序列与终身雇佣制之间又相互绑定。

中国则叠加了编制的逻辑,这是中日最大的区别,也是分析中国社会现象的重要切口。在日本,公务员岗位可能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在中国,体制内工作不仅稳定,还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地位和隐性收益。因此,学历最终兑换的不只是一个好工作,还包括一种确定性,尤其是我们非常在意工作的确定性。

观察者网:您提到“工作的确定性”,其实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历史首次超过考研人数(371.8万vs 343万),而考研人数从2023年峰值474万三连降,缩水130多万。这是周期性波动,还是年轻人对“学历投资”的预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其背后有什么因素在推动?

沈晓敏:我认为这不只是周期性波动,而是年轻人的风险偏好发生了根本切换。过去,一个人选择考研,买的是一种“上行收益”,相信读研会有回报;虽然回报会有浮动,也要付出两三年的机会成本,但总体上仍期待通过这些投入获得更好的收益。

现在一些年轻人放弃读研,转而参加国考,实际上买的是一种“下行保险”,追求相对确定的收益。也就是说,他们从“买涨”转向了“投保”,希望先保底。这意味着年轻人对学历的期待和信心下降了。

当然进入体制内工作本身也有风险,如果将来离开体制,可能很难将体制内积累的经验直接带到市场中去。离场就意味着“退保”,会产生较大损失。体制内工作也会牺牲一定自由度,但年轻人仍愿意付出这些成本,说明他们正在主动避险,对市场风险的评估比较悲观。

这里面存在地域差异。北方,年轻人考公的倾向通常更明显;南方尤其是长三角等经济较活跃的地区,年轻人即使不考公,也可能选择创业或到市场中寻找机会。毕竟经济活跃地区的就业岗位相对更多,创业环境也更好,这反映出不同地区的年轻人对“风险”作出的不同评估。

“脱不下的长衫”:谁来担责?

观察者网:前两年“孔乙己文学”在社交媒体上突然流行起来,原本可能是年轻人的一种自我调侃,有点像互联网亚文化的感觉,但随着影响效应不断扩大,有媒体批评年轻人“脱不下长衫、放不下架子”。但问题是,青年就业难的真正原因,是期望问题吗,还是大环境和结构性问题?

沈晓敏:个人当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根本问题恐怕不在个人。“劝年轻人脱下长衫”的说法本身是有些矛盾的,它相当于承认了学历已不能再兑现个人价值,一定意义上宣布了学历社会的契约失效。

“学历社会”原本的逻辑是:我拿到学历,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获得体面的收入和生活。考大学时,社会告诉他这是可行的;毕业时,发现契约失效了。劝年轻人不要再期待,实际上是把契约失效的责任转嫁给参与其中的个体,让被鼓励穿上长衫的人自己把长衫脱下来。我们怎么能让这些年轻的个体独自承担责任呢?

首先,有需求端的错配。毕业人数数量不断增长,就业岗位没有相应增加,市场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其次,是文凭通胀。文凭供给过多,筛选的水位自然被不断推高。我读大学时,大学生可能只占同龄人的1%;后来达到10%时,大学生仍被社会默认是“人才”,是有能力的人。现在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大学文凭区分度下降,用人单位只能继续向上筛选,追逐更高学历或“985”等更硬的标签。

最后,才是期望问题。年轻人的期望并不是自己凭空产生的,而是整个社会塑造的。二三十年来,社会一直用“知识改变命运”来鞭策大众,他们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付出这么多努力后,却无法兑现期望,他们当然会不甘心。因此,我们不能只让个体为这个结果负责。


资料图:高校毕业生招聘会上观新闻

观察者网:对一个家庭和学生来说,多年的教育投入本身也像是一种投资。当他们发现投入与回报不匹配,最后要自己为此担责,这种不满和矛盾会变得更突出。尤其经历全球新冠疫情,整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人们发现问题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简单。

沈晓敏:是的。首先,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年轻人的期望本来就是由整个社会塑造出来的。

当然,从个体角度看,也存在所谓的“沉没成本”谬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已经投入这么多,却没有得到他们心目中相应的回报,因此不甘心离场。这就像一只不断下跌的股票,不愿割肉抛掉。让年轻人脱下长衫,就等于让他们承认自己的教育投资失败,并接受这种失败。

在社会结构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某种程度上确实需要个体适当降低期望,必要时脱下长衫。但事实上,这也不需要别人教他们这么做。当一个人真正面临生存危机时,自然会脱下长衫。

真正可以“躺平”的人,需要一定的家庭基础作支撑,而大多数年轻人其实只是口头上说说“躺平”,暂时抒发一下情绪,实际上他们都很拼,因为要面对经济和生活压力。现在更多人的选择可能是延缓就业、推迟就业或灵活就业,年轻人已经在逐渐调整自己的预期。因此,从社会角度来说,我们不能过多谴责他们,要给他们一定的空间。

观察者网:其实没有人会主动“躺平”,有些人说自己要“躺平”,本质上可能是在抗议某一套规则:我按照这套规则参与竞争,一方面规则标准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得不到曾经的承诺,那我就退出这个游戏。

沈晓敏:是的,这就相当于游戏契约失效了,但这份契约并不是由某一个人制定的,而是全社会长期以来慢慢形塑的。“沉没成本”谬误可以解释个体为什么脱不下长衫,却没有解释这件长衫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不能只归咎于穿衣服的人,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至于硕博的就业offer率低于大专生这个数据,涉及样本结构和统计差异。大专生拿到的offer,很多来自确定性较强的订单式、定向式岗位;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则更多需要进入开放市场寻找工作。二者的样本并不完全相同。

此外,两者的就业期望也不同。大学毕业生寻找的是与自身学历相匹配的工作,大专生可能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某一类岗位上,期望相对较低,找到工作的概率自然可能更高。因此,不能只根据offer率直接得出简单的“学历倒挂”结论。

“第一学历”为何成为“硬门槛”

观察者网:不久前,一则新闻引发广泛关注,一位名校硕士生在通过某大厂5轮线上面试后,因“第一学历是专科”而被拒绝录用;事件发酵后,人民日报评“第一学历歧视”,认为用“第一学历”简单粗暴地筛选人才,是把人拉回“一考定终身”的陈旧逻辑。尽管教育部多次声明“第一学历”是官方从未承认的伪概念,2024年也明令禁止招聘限定985/211,但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不存在”的伪概念,成为社会默认的最硬门槛,且屡禁不止?

沈晓敏:从企业角度看,重视或歧视“第一学历”,某种程度上是对学历社会的一种主动纠偏。

过去,大学文凭有非常清晰的区分度。一个人有大学文凭,通常被认为是有能力的人。现在,大学文凭的区分度降低了,文凭作为能力信号开始失灵。于是,用人单位就会继续追问:你的大学文凭是哪里发的?你是不是“985”大学毕业的?你的名校学历是在本科阶段取得的,还是在硕博士阶段取得的?

本科文凭之所以被认为更“硬”,首先是高考仍被视为现有体系内标准化程度最高的一次筛选。它相对更严格,作弊空间更小,因此人们更信赖高考的筛选结果。

其次,人们认为本科阶段的大学训练与硕博阶段的训练不同。本科教育通常被认为是更早、更系统的基础训练。如果一个人在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好大学,意味着他较早接受了相对系统的培养;如果到硕博阶段才进入名校,用人单位可能会怀疑其基础是否牢固。

我现在自己在学校接触到不同的研究生,确实能感受到不同本科背景的学生在文献收集、资料整理和自主学习等方面存在差距。当然,我说的是概率,不是说一定如此。名校毕业生中也有能力不强的,普通大学里也有能力很强的。但企业筛选人才需要成本,假如总体上90%的名校毕业生基础相对较好,企业很难会为了寻找那10%的例外,投入大量资源去逐一筛选。

这也是尽管官方再三强调“没有第一学历一说”,但经常失效的原因之一。对企业人力部门来说,筛选人才本身是有成本的。面对几千几万份求职简历,使用所谓“第一学历”作为筛选工具,可以显著降低工作量。

而且,人力部门因为学历门槛而“误杀”一个低学历但能力很强的人,通常不需要承担责任;但如果招聘了一个学历不高、实际能力也不够的人,就可能被企业追责:“你为什么招了这样一个人?”因此,对人力主管而言,“误杀”的成本很低,错聘的成本却很高。企业的人事制度本身,也会迫使招聘人员看重“第一学历”。

这种相互作用下,“第一学历”变成了一种硬通货。它其实是对学历通胀的讽刺:学历通胀之后,企业必须寻找一种更能证明学历价值的硬通货。企业对市场、人才是最敏感、最讲效率的,最后只能采取这样一种看似不合规但有效的方式。

观察者网:用人单位强调“第一学历”,看似是学历通胀后的一种纠偏机制,其实反过来,它又在加固、内卷学历社会。于是,人们更加在高考阶段投入更多资源,争取进入更好的本科学校。

沈晓敏: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当时逐渐进入所谓“全民中产”社会。过去,一些普通家庭可能认为自己所属的阶层不需要读大学;后来,所有家庭的子女都开始读大学,教培产业逐渐形成,不断动员人们接受更高层级的教育。

当学历通胀之后,大学自然开始分层。人们不再满足于拿到一张普通大学文凭,而是要拿到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名校的文凭,大学之间的层级和差距也就出现了。中国也是如此。人们不再满足于拥有大学文凭,而是追求“985”大学的文凭。柯林斯在1979年出版的《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一书中就揭示这一“文凭通胀”的机制,他说“当越来越多人获得更高学历时,文凭在就业市场中的相对价值就会下降。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人们不得不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学历,形成不断升级的文凭竞争”。

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会自动减缓竞争,反而可能加剧竞争。竞争依然存在,只是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过去是为了考上大学而努力,现在则是为了进入更好的大学而竞争。大学内部出现分层,竞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


AI时代,学校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

观察者网:敕使川原真衣提出“学历有用还是无用”是个伪命题,学历与能力本就是现代学历制度的一体两面。有一种日常感受,通常大家在谈论“教育”时,会无意识地出现混用,因为最终讨论的出口被收窄到文凭、升学这些落脚点上。今天社会上关于教育的大部分争论,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被“翻译”成了关于学历的争论,您怎么理解学历、能力与“教育”问题——我相信它们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也给学校教育提出了某种反思,如果教育的逻辑是长期的、难以量化的,而学历逻辑是短期的、可计算的,那么在学校教育有什么是其他东西不可替代的——尤其在AI时代?

沈晓敏: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先回顾一下关于大学功能的各种学说。

现代大学起源于西方。最经典的说法是,大学是人才培养机构,也就是教育人的地方,同时是知识生产的场所。

纽曼认为,大学应该实施自由教育,其目的是训练人、培养完整的人。知识本身就是目的,不服务于任何功利目标,所以大学是传授普遍性知识的场所。

后来,德国的洪堡把大学看成师生共同探索真理的地方,也就是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场所。再后来,大学又出现了社会服务功能,例如美国的赠地学院运动就非常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

在中国官方话语中,大学的功能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

综上可见,其实并没有一种经典学说会把社会筛选作为大学的核心功能。但现在,大学的社会筛选和能力鉴定功能不断膨胀,甚至超过了最初的育人、知识生产和社会服务等功能。正因如此,人们一谈大学、一谈教育,就会立刻想到学历,想到接受教育以后可以有更好的出路,拿到一张进入社会的通行证。

这不能简单地说是人们偷换了概念,语言真实地记录了大学功能重心的变化。大学原本拥有育人和社会服务等多种功能,但随着“学历社会”逐步形成,它的筛选和认证功能不断膨胀、吞噬了其他功能,教育功能反而逐渐弱化。大学越来越被狭隘化为一个发文凭的地方。

对个体而言也是如此。一个人进入大学求学,主要目的似乎不再是学习知识、追求成长,而是获取一张文凭。有些人即使平时不努力,甚至通过投机取巧或考试作弊,也可以拿到文凭。现在随着AI的普及化,用AI写作业、写论文更是不在话下。

但其实写文章、写论文不是最终目的,真正重要的是在写作和研究过程中投入的精力、经历的思辨。一篇论文可能要进行几百次、几千次实验,不断面对失败并重新开始,一个人的耐力、耐心和判断力在这个过程不断增强。所以说,这种费心费力的过程本身是个人能力养成不可缺的过程。

AI无疑缩短了这个过程,它可以直接给出答案、生成作业,把原本漫长的学习过程压缩掉。所以现在有一些学者提出,文凭原本像一张盖了钢印的证明,是防水、防伪的,但AI把这枚钢印“破解”了。换言之,一个人可能没有真正经历训练过程、没有付出相应努力,也能拿到文凭。联系“第一学历”那个问题,企业更加意识到,文凭持有者未必达文凭所代表的能力水平;大学仍然在发文凭,但可能发出来的是“水文凭”。

那么,AI时代的大学到底该怎么办?一种观点是,大学应当增强教育功能。因为大学的知识教学功能如今正在受AI和各种网络课程的冲击,有些课程甚至比大学里讲得更好,人们可以通过这些途径学习。因此,大学传统的教育教学功能也在衰退。

经济学家、利雅得阿法萨尔大学教授杰森·波茨(Jason Potts)今年9月发表一篇文章《人工智能之后的大学》,其中提出的大学改革方案,排在第一位、也最激进的一项是:在制度上把文凭认证(certification)与课堂教学(instruction)彻底分离,俗称“考培分离”,也就是说大学不如变成一个“考试院”,成为一个纯粹的认证机构。因为大学现在既培养学生,又负责评价学生,既当教练,又当裁判;学校要依靠招生获得经费,就会不断扩招;为了让学生愿意报考,也会倾向于让进入学校的人顺利毕业,这就使学校不得不持续发放越来越“通胀”的文凭。

如果教育与认证分开,认证机构不负责教育,只负责考试和鉴定,比如只允许35%或40%的人通过,那么任何人在外面接受教育以后,都可以来参加认证。认证机构只收认证费,不收教育和培训费,相对会更加公平。

但是,我仍然认为,大学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只是这种功能不应局限于知识教学。我们都读过大学,在大学校园里学习、生活四年,与通过函授或纯线上方式读大学,这两种经历是不一样的。校园有自己的文化,学生之间有同伴交往,会形成同辈关系网络,而这些关系是一个学生今后走向社会的重要支持力量。大学也会塑造一个人的文化、品位和教养,这些是在校园中长期熏陶出来的,与一个人的完整品格形成有关,但很难进行标准化测量。

大学还应当提供长期的训练过程。一个人从懵懂的新手,慢慢经历一次次考验,经过反复思考,最终完成一篇论文或一份作业,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能力培育必要的训练,很难被AI替代。但现在AI正在瓦解这个过程,所以大学教育必须要考虑的是,如何保证这个训练过程以某种方式存在。

一个人要长出肌肉,就必须真正奔跑。大学需要重新搭建一个从新手成长为专家的阶梯。AI拆掉了这个阶梯,大学则要重新建一套训练体系。或者,大学也可以重新探索建立某种“学徒制”。

此外,考试方式也要发生变化。无论学校内部考试,还是大学、研究生招生考试,都可以增加面对面的交流和面谈。通过师生持续交谈,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具备相应水平。当然,这种考试方式的成本很高,但优点是较难作假,因此考试制度也需要创新。

观察者网:AI时代正在推动大学改革。过去那种高度标准化的筛选机制,未来可能变得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

沈晓敏:是的。我很欣赏《学历社会》这本书最后提出的一个方向:我们寻找的不应当是“最好的人”,而应当是“最合适的人”;一个人也不必成为所谓最好、最厉害的人,而应当成为最独特、最适合某个位置的人。选拔和筛选机构也应当寻找最合适的人,而不是只选学历最高、能力看起来最强的人。

AI可以帮助人做很多决定,产出很漂亮的结果,但也可能磨灭人的某些能力。教育则要通过各种途径,让人成长为能够提问、能够鉴别、能够负责任的人。每个人要经历背诵、阅读、研究、反复试错、用心琢磨以及与人讨论争辩等过程,才会逐渐形成这些能力。

对教育机构来说,必须通过这些过程来培养人;对筛选和评价机构来说,也要重新寻找能够识别人的方法,不能只依赖学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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