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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创地方立法!市人民建议征集办首任主任解码小建议如何撬动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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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全国首部省级人民建议征集地方性法规《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若干规定》正式施行,为上海人民建议征集工作进一步筑牢了法治根基。五年间,这项发轫于信访系统的制度创新,逐步成长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活载体。在制度施行五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公室原主任、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首任主任王剑华,解码这项“上海首创”的实践逻辑与时代价值。

记者:今年是《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若干规定》施行五周年。回望这五年的发展历程,您如何评价这项制度在上海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落地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价值与成效?

王剑华:上海的人民建议征集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久久为功、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早在2011年10月,市信访办就增设人民建议征集处,初衷就是从海量信访诉求中打捞有价值的公共建言,推动职能部门从政策层面研究问题、从源头环节预防化解矛盾。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市委的部署推动下,2020年7月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正式挂牌,当年16个区全部成立相应机构,上海成为全国首个全省域推动这项工作的省市。2021年《若干规定》的出台,更是把人民建议征集从一项工作要求,变成了各级国家机关的法定职责。

这五年的制度价值,核心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它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接地气的实践形式。人民建议征集没有身份门槛,只要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围绕公共事务,任何人都可以建言,实现了“无门槛、全天候”的民主参与。第二,它推动信访工作实现了功能转型。过去公众对信访的印象多是“化解矛盾”,现在人民建议征集与矛盾化解一起,构成了信访工作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从被动化解个案转向主动汇聚民智、推动源头治理。第三,它实实在在赋能了超大城市治理。市征集办成立以来,全市累计收到群众建议超过40万件,推动卫生、教育、交通、生态等领域2000余项政策措施优化完善,真正让民间智慧转化为治理效能。

记者:五年来涌现了很多“金点子变金果子”的生动案例。在您看来,这项制度在推动民生诉求落地、提升市民获得感上实现了怎样的突破?又是如何推动市民从“治理旁观者”转向“城市建设参与者”的?

王剑华:最大的突破,是治理逻辑从“解决一件事”升级为“解决一类事”。过去群众反映问题,多是个案办理;现在通过人民建议征集,我们会深挖问题背后的共性根源,推动一揽子解决。比如低保人员住院免押金,过去群众要往返社区开纸质证明,对于人户分离、行动不便的群体尤其麻烦。我们接到相关建议后,牵头打通20多个业务环节,仅用一个月就在全市400多家医院实现“免申即享”。同时,举一反三,推动低保家庭学杂费减免等7项救助类事项全部实现“免证办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再比如老年综合津贴,针对老人“忘记申请、办卡不便”等问题,我们推动发放原则从“自愿申请”调整为“免申即享”,发放渠道也从单一敬老卡扩展为敬老卡、社保卡双渠道,兼顾不同年龄层老人的使用习惯。

这样的民生案例还有很多:“远望一号”测量船从锈迹斑斑,到通过一条市民建议,整修一新并实施亮灯工程,成为滨江一景;再到通过一位高中生的建议,变身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两次“华丽转身”都源自民间智慧。复兴东路隧道夜间开放非机动车通行,解决了外卖员、代驾、夜班市民的夜间过江刚需;全国首个地方性罕见病名录在上海推出,最初就来自一名中医药大学学生的实习建言。

正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推动一些市民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最典型的就是老港垃圾处置基地周边居民沈新平,他曾经反复投诉异味,通过人民建议征集渠道,他既看到了问题,也了解了治理的不易和各方所做的努力,开始积极参与治理、主动建言献策,还当上了志愿环境巡视员。从拍砖吐槽到建言献策,从“关心个人利益”到“关注公共事务”,背后是市民主人翁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积极践行。

市征集办每年评选优秀建议,没有现金奖励,只有一纸感谢信、一本光荣册,建议人看重的就是这份被尊重、被认可的成就感。现在,不少青少年、新业态从业者、境外友人也都纷纷参与进来,真正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治理氛围。

记者:您认为这套机制最核心的创新是什么?如何保障建议“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王剑华:最核心的创新我认为有两点:一是法治护航的制度定力,二是全链条闭环的机制设计。

先说法治。全国首部省级人民建议征集地方性法规,全文只有22条,但把办理机构、征集方式、落实转化等核心环节都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让这项工作有了刚性保障。兄弟省市来上海调研人民建议征集工作,都对这部法规表现出极大兴趣。

再说机制设计,我们从工作起步阶段就定下了两条基本原则,至今仍是运行的核心准则。第一是聚焦公共领域,以公共政策、公共事业、公共福利为主,不受理个人利益诉求,确保建言的公共属性。第二是主张公开透明,从受理、调研、论证到反馈,全程和建议人对接,做到见人、见事、见物,不搞“打闷包”式办理。

在此基础上,我们搭建了立体化的工作网络:线上覆盖随申办、政府门户网站、12345热线、“一网通办”好差评等多个入口;线下把征集触角延伸到街镇、居村,布设统一标识的红色征集邮筒,建立1100多个覆盖高校、企业、社区、楼宇的联系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建言献策。同时,我们转变工作方式,从“被动等建议”转向“主动征民意”,围绕“十四五”“十五五”规划、民心工程、民生政策调整等重大议题开展专项征集。比如“十四五”规划编制时,我们在上海中心举办开放式征集活动,市民提出的3条建议直接写入了规划纲要,“十五五”规划编制公众参与也延续和深化了这一做法。这种“政府出题、群众献策”的模式,不仅提升了决策科学性,更让政策制定的过程变成了凝聚共识的过程。

现在普陀“苏河议事厅”、杨浦滨江示范带、奉贤“好点子”征集等基层品牌百花齐放,本质上都是这套机制在基层的落地创新,共同保障了每一条合理建议都有回应、能落地。

记者:上海已有12345市民热线、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议事会等多种民意表达渠道,人民建议征集如何与这些渠道协同互补,提升整体治理效率?

王剑华:不同的民意渠道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关键是错位互补、形成合力,实现更大更好的治理效果。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更多承接个体、即时的民生诉求,人民建议征集则聚焦共性、长效的政策优化。热线中高频出现的共性问题,可以转化为建议征集的议题,从根源上推动制度完善,避免同类诉求反复出现。

基层立法联系点更多聚焦立法环节,有一定专业门槛;人民建议征集覆盖治理全链条,小到社区设施优化,大到城市规划调整,都可以提建议,门槛更低、覆盖面更广,是更基础的民意表达渠道。

社区议事会主要解决社区层面的具体事务,人民建议征集则可以把基层的共性经验、普遍诉求向上传导,推动区级、市级层面的制度优化,形成“基层协商解决小事、市级建议完善制度”的分层治理格局。

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信访与建议征集的联动。过去老港垃圾处置基地每年有上千件异味投诉,大多是个案化解;成立人民建议征集企业联系点后,相关部门主动走到群众身边听意见,群众心态从投诉维权转向建言共治,次年投诉量就下降了,还催生出很多长效治理的好建议。这就是从“末端化解”到“源头治理”的转变,也是多渠道协同的核心价值。

说到底,人民城市的核心是人。人民建议征集的本质,就是把“为人民”和“人民建”有机统一起来,让每一位市民都能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共同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更有温度、更具品质。

原标题:《上海首创地方立法!市人民建议征集办首任主任解码小建议如何撬动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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