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华孔子学会2026年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本次年会以“多元传统中国政治哲学及其新开展”为主题,由中华孔子学会主办、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承办。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两百多位学者与会,经过两场大会主旨发言、十五个分会场三十三个小组讨论,围绕主题,在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经典诠释与历史脉络、跨文明视域下的中西政治哲学比较、天下文明与治道正当性、经学与子学视域中的政治哲学、传统政治哲学的近代转型与当代重构等议题上,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传统政治哲学思思的多元性激发了会议的激烈讨论,展现了中国政治哲学传统的主体性与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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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
年会开幕式由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主任方红庆教授主持。方红庆教授介绍了上海财经大学哲学学科的基本情况,并表示上海财经大学哲学学科在刚设立哲学本科专业的基础上,将形成哲学从本科、硕士、博士的贯通培养,继续走一条坚持财经特色、拓展大通识教育以及紧扣时代脉搏三位一体的整体性发展道路,感谢中华孔子学会及与会专家对上海财经大学哲学学科尤其中国哲学学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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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孔子学会会长王中江教授在致辞中首先从学科建制、研究现状与理论建构三个层面点明本次会议的主题。他认为,中国政治哲学根植于“三教九流”的多元传统,其中儒家是主体与大传统。政治哲学作为新兴学科,干春松教授等学者为学科建制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长期以来受学科建制影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未能集中推进,近年来虽有显著改观、重大课题不断涌现,但整体性研究仍有待深化。当下通行的政治哲学导论大多带有西方中心色彩,亟需学界合力撰写融汇中西、纳入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政治哲学导论。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一套区别于古典传统、也异于西方理论的中西融合型新政治哲学形态,需要打通古今、衔接新旧传统:既要对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谱系开展分门别类的精细研究,也要树立整体视野,致力于构建完整的中国政治哲学体系。中国政治文明的价值指向优良社会秩序与健全个体生活,儒家重“人”、法家重“制度”,二者的融合统一,是面向未来建构中国政治哲学需要持续探索的方向。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应当拓宽研究视域,出入于古今中西历史性纵轴与空间性横轴交错的多元传统,面向当代实践,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哲学命题,展开具有时代性、主体性、原创性的政治哲学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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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献华教授代表学院致欢迎辞,感谢中华孔子学会及与会专家对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本次中华孔子学会年会是上海财经大学首次承办如此大规模中国哲学学术会议,对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科尤其哲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简要梳理了上海财经大学与人文学院的发展脉络,并介绍今年3月成立的上海财经大学全球文明研究院——研究院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落地平台,而办好人文学院,是学校建设更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支撑。他从全球文明研究角度出发,认为本次年会以多元传统中国政治哲学及其新开展为主题,表明中国哲学在自主性、原创性的道路上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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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靳玉英教授代表学校向中华孔子学会以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感谢中华孔子学会及与会专家对上海财经大学哲学学科的支持和帮助。她介绍,上海财经大学坚持“一流经济学科、顶级商科、创新素质学科、厚重人文法政学科”的学科布局,人文社科是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工智能浪潮与数字新财经发展战略背景下,学校持续加大对人文学科的支持力度,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她指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梳理多元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财经教育离不开人文底蕴的滋养,缺少人文根基,难以培育兼具文化自觉与批判思维的人才。为此,上海财经大学要加强发展大通识教育,将更大力度地支持人文学院的发展,在学科建设、财政预算等各方面全面推进人文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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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结束后,召开了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会会议,会议由干春松教授主持,秘书长孟庆楠向理事会报告了关于学会负责人届中调整和学会内部管理的事项,理事会审议通过了相关决议。
主旨发言
大会主旨发言由上海财经大学郭美华教授主持,六位学者先后发言。从古典学的主体性、政治哲学与社会治理、学术的原创性、儒家的生命关切、象山心学到中国哲学的学科边界,勾勒出中国哲学研究的多个前沿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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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以《反思中国古典学的主体性》为题发言,追问“古典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古典学”,主张在多元文明传统的参照中重建中国古典学的主体性,包括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主体性。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长期存在学科归属不明的问题,古典学获得学科建制后可为相关研究提供依托;19世纪古典学扩张为研究古代整体文明的学问,传入中国时正值传统经学终结、新学术体系建构,其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与观念塑造的“隐形作用”尤须重视。他提出三条可能路径:以西方为模板的普遍主义比照;超越“以西释中”,在观念与研究内容上作重大调整;在中西之间寻求更深融通,如诠释学方法。由“古典学在中国”走向“中国的古典学”只是第一步,还须依托经学两千年脉流、道家道教传统、佛教中国化等资源,从中国文明自身入手建构中国古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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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以《政治哲学与社会治理》为题,做了视频发言,从政治哲学视角通过与传统君主制、西方代议制相比较,分析中国现行体制的优长之处,并由此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下社会治理背后的秩序与正义问题。杨国荣教授侧重讨论了民主与民本的关系,认为民主与民本并非截然相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不仅是象征符号,“民听”“民视”属于广义参与。孟子“民为贵,君为轻”亦含民主观念,尧舜禅让表面是“天授之”,背后是“民授之”。民本不仅把民视为治理对象,也把民看作判断政治体制是否正当的标准。他主张群众路线与时俱进,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运营商等技术条件结合,通过网络舆情把握真实民意;同时反对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重视微观治理、劳动幸福与教化,思考文明政治体制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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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以《理解“原创性”》为题,辨析“标志性”“自主性”“原创性”三个高频词的哲学意蕴,指出人文学科的原创必须植根于深厚的思想传统,才能做出自主而有标志性的创造性成果。较之自然科学,人文学科讲原创更难,其对象不能作实验室处理,标准不刚性,且受“述而不作”传统影响,原创往往是相对的、累积的;学科越成熟,固定研究对象、材料与方法之下边际效益递减,后来者“越来越卷”。就选题而言,所谓“填补空白”常常是误导——有些空白恰是大家认为无意义才不做的。审题应说明问题解决后将在知识体系中导致何种变动。他提醒制度上要警惕不利于原创的导向:评奖、课题偏好大部头与集体项目,容易奖励平庸的体力劳动。就AI写作而言,他认为其目前主要基于现有知识推演,尚未表现出真正的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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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儒家“生生”思想要义及其民本意蕴》将儒家生生思想概括为创造生命、养育生命、保护生命、成就生命、尊重生命、圆融生命六要义,并以“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己欲立而立人”以及大禹治水、礼祭通于庶民等文献相印证。由此见出儒家民本思想具有广泛性、事实性、真诚性与平等性:关怀面向普遍生命而落到实处,不是怜悯,也不提条件。这一结构进而引出“民本中是否包含民主”的追问——儒家民本思想能否走向民主,值得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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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哲学系林宏星教授《“学者须先立志”——象山论志与立志》阐明象山“立志”学说对道德动力与精神秩序的独特理解。象山虽以“心即理”为根本主张,但“立志”在其思想中特别突出:所立者不是心外的客观对象,而是“立本心”,故无主客、内外的分别。由此可理解象山与朱子在读书与立志关系上的分歧——象山并非反对读书,而是反对只理会文义、以读书代替立志。学生问“志如何立”,象山答“你立却问我如何立”,看似禅宗式地拒绝问题,实则拒绝“如此之问”。他进一步指出,象山的“立志”包含“觉悟”与“完成”两个不能混淆的环节:本心觉悟可随时呈现,而“志”的完成必须在“必有事焉”的现实过程中面对艰难险阻。象山心学偏于从觉悟层面指点学者,容易造成“心体吊挂、情同隔绝”的理论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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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教授《工夫与体悟:中国哲学的两种边界》从知识性质与学科建制的关系切入,指出体悟有其本体论基础,对语言保持警惕而有表达边界;个体知识也是知识,若它可以在公共传播领域表达,却不能当作客观知识处理、不能纳入哲学学科建制,那么这并非中国哲学的问题,而是整个哲学学科规范建制的问题。哲学学科受现代自然科学知识标准影响,造成对公共性的过度追求和对客观性的前提性肯认;而正是这两个边界,使中国哲学获得的不是自身缺陷,而是拓展哲学规范性及其边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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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年会分十五个分会场,共展开三十三个小组讨论。围绕年会主题,学者们从经典诠释、诸子思想、易学经学、理学心学、玄学佛道、近代转型与当代建构等多个侧面切入,同题异构、互为映照。
2026年10月31日共九个分会场进行讨论。
分会场一
分会场一以先秦儒学及经典原义的探究为中心,其中一个主题围绕孔子形象、圣人化与元典枢纽展开。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以《道法·圣王·古今:儒家思想中的三代问题》为题,重审儒家关于“三代”的历史叙事及其思想功能,认为必须以孔子为中心来综合性理解道与法、圣与王,才能应对古今之争。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代云研究员以《从儒到“君子儒”》为题考察孔子以礼学实践“拨乱反正”、确立“君子儒”品格的过程。南通大学顾海亮教授以《“德行”与“政事”》为题,辨析孔子言“仁”有德行之仁与政事之仁两种方式,后者更难。曲阜师范大学宋立林教授以《论孔子为中华文明元典时代之枢纽》为题,通过诸子时代与元典时代的对比,论证孔子的元典枢纽地位,以及成为先师、素王和至圣的必然性。复旦大学李欣悦博士以《〈中庸〉“修道之谓教”新诠》为题,重释“修道之谓教”突出了修道圣人的主体性,并分析了七十子后学自觉的卫道使命。华东师范大学尹紫涵博士以《由忠恕伦理到兴发实践》为题,认为孔子以成人为目的,在施-受、教-学两个维度上践行兴发教育,揭示了“因材施教”的生成逻辑。
另一个主题聚焦孟子仁政论、工夫心性与思孟之后的义理开展。安徽师范大学戴兆国教授《〈孟子〉仁政论的社会与人性根源》一文,从《孟子·滕文公》出发,梳理孟子仁政思想的双重根基,即分工论构成了社会基础,一本论或性善论构成了人性基础,在“恒产恒心”统一基础上,从实现个体修德与社会有序的统一。复旦大学胡湘农研究员以《孟子伦理思想的康德式诠释:历史及问题》为题,对牟宗三“孟子的康德式诠释”提出质疑,认为孟子的伦理主张经验综合的,而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先验分析的,且孟子的仁义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绝对法则,而是基于具体情境的生命体悟与价值判断。南京财经大学王敏光教授与上海师范大学刘天瑜博士一同撰写的《儒家“乡原”问题辨析》,从文本溯源、人格类型辨析到社会后果展开多层次分析,区分乡愿与狂者、狷者、小人、伪君子的本质差异,乡愿造成个体层面的“自是—自欺—自弃”与社会层面的“助长大盗—阻碍变革—扭曲伦理”两层危害,认为唯有唤醒民众的认知主体性,才能打破“圣人识别乡愿”的迷思。厦门大学谢晓东教授由《工夫论与心性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吗?》切入,反思陈来教授以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内在一致性来判定诸如罗钦顺的思想定位问题,并提出心性论先与工夫论重的先后轻重说。复旦大学赵安博士在《“鲧则殛死,禹乃嗣兴”的合理性何在?——兼论“孝”与“政”的关系》中,剖析《尚书·洪范》鲧死禹继叙事中的伦理张力,以安民和继志的双重叙事,凸显孝对于忠的优先性,并纾解舜杀父用子带来的忠孝两难,认为禹之行是忠孝的统一。
此外,一些讨论聚焦于传统儒家伦理与政教秩序下的道德重构。中山大学陈畅教授以《新人论与三代之法——黄宗羲“寓命于经史”的文明秩序重构》为题,由《明夷待访录》出发,指出黄宗羲认为历史并非“由字至文”的持续进步,而呈“由文返字”的堕落趋势,由此出发,黄氏构建起原始状态、圣王秩序与秦汉以后“非法之法”三重生存图景,并提出好逸恶劳、自主自利与四端之心复合的人性结构,将“命”寓于经史之中,重构文明秩序。北京大学孟庆楠教授由《儒家伦理在时间维度下的结构特征》切入,指出以往研究多关注空间格局(如差序格局),缺乏从时间维度展开的研究,而时间维度可以在生存论意义上揭示时间性代际结构。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丁肇聿博士围绕《儒家政教秩序下的个体道德生成——〈论语〉的“未学”之“学”》,聚焦“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的解读,提出“学”的双重语义,不及物动词的“学”意为人之为人道德生命的生成,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及物动词的“学”意为对具体对象的学习,具有经验性与特殊性,二者都既是个体道德修养的应然要求,也是政治建构的应然要求。北京大学瞿欣畅博士在《落实与提纯:早期儒家论“信”的两个维度》中剖析“信”的“落实”与“提纯”(实在性与纯粹性)两重维度,二者是在不同层次上解决理想与现实、思想与生活之间的统一性,前者体现了一切理论的普遍性要求,后者则更多体现了儒家的色彩。
分会场二
分会场二围绕荀子思想与先秦名法政治展开。其中一个主题以荀子的礼法、人性论及先秦名学为切入点,深入讨论了早期中国的政教秩序与社会治理。孔子研究院曹景年研究员在《政教之极:荀子“礼”义发微》中从“政”与“教”统一理解荀子政治治理理论,政治层面礼以“分”确立身份、等级及治理关系,教化层面礼仪通过天地、先祖、君师等对象培养崇敬与感恩,使真实情感与外在仪式相配合。华东师范大学杜斯珮博士以《圣人成之:论荀子社会发展》为题,以层级模式与扩散模式比较社会发展的组织方式,讨论圣人、统治者和师者的作用,决策权的分散并不自动带来公共责任。复旦大学孙传智博士围绕《刑以弼教:荀子刑罚论研究——兼论“正理平治”的秩序建构》,认为荀子刑罚论以性恶论为起点、礼义为核心、“正理平治”为目标、“礼本刑辅”为手段。中国政法大学姚裕瑞老师由《道德与运气:出土简帛与早期儒家的德命之辨》切入,从“有德者未必获福”的现实张力出发,指出孔子后学对德命关系有多种回应,不同的出土文献提出了大命小命说、性命说、取命说、德命二分说,在道德与运气问题上呈现为复杂的谱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周赟副教授在《性恶论、礼论、天论——荀子人性论的整体视角探究》中主张将性恶论、礼论与天论作为整体理解,天人之分是职分与责任的区分,天仍是自然生命的根源,现实恶行不应归责于天,以礼制恶,反而让天的神圣性得到了回归。兰州大学陈声柏教授以《从“名”“分”之别看〈尹文子〉的名学特征》为题,立足“名宜属彼,分宜属我”之说,指出《尹文子》以“彼”“我”之分,将广义之“名”析为狭义之“名”与“分”,区分了命物之名、毁誉之名与况谓之名,认为重“分”是《尹文子》独有的政治哲学特色,。
另一主题聚焦于先秦诸子的治道理念、政治哲学与伦理思想重构。北京中医药大学高源老师围绕《因“自为”以“为国”——韩非的“人情自为论”及其治道》,主张暂时搁置人性善恶的价值预设,以“人情自为”理解韩非——趋利避害的本能是基础,理智计算之心则关注长远可能,这是人之生存的事实,只有顺此才能成就社会治理。苏州大学葛领童老师由《荀子是否持“王霸同质论”?——从反思“王霸异质论”说起》切入,反思以同质或异质概括荀子王霸观,提出“王霸平行论”,反对只以动机判断王霸,主张兼顾道德规范、历史条件与治理效果来评判王霸关系。同济大学张禹博士后在《“守死善道”:〈论语〉的死亡伦理》中从“守死善道”重释《论语》的死亡伦理,强调儒家士君子既应须坚持仁道,也应守护生命,不能把舍生视为唯一选择。
再一主题是早期中国思想中的政治制度、概念演变与隐喻思维。华东师范大学段语璇博士以《重估儒墨尚贤之争——从官僚制度看》为题,主张儒墨尚贤之争不在于是否重视能力或功绩,而在于选贤与能缔造的官僚制度在结构与行政效力上有强弱之别。西北大学李友广教授围绕《从地理空间意识、心的空间化到政治隐喻:战国诸子心论发微》,认为经由“中央-四方”的地理空间意识,战国时期思想家对心的讨论,常常以容器的中空性质来隐喻身体结构和空间化的心,以天子居中隐喻身体空间中的心君,从而形成了“身国同构”和“心君同构”的认知方式与叙述模式。湖南大学王晋卿助理教授《早期中国思想中的“衡”》认为,在早期中国,“度量衡”作为政治层面的器物与制度,不仅透露着对确定性的独特理解,还彰显着追寻确定性的独特方式,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衡与道勾连,经验、思想、器物、制度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上海大学张靖杰教授在《两汉治道的名学之维》认为,“正名”与“形名”在两汉取得了取得了政教施设这一“肉身”,并在偏至于融合中深刻塑造了两汉“霸王杂用”的治道理念。而悬设“无名”的治道理想,亦是理解两汉、乃至传统治道不可或缺的部分。
分会场三
分会场三从《周易》经传诠释、经典诠释方法到宇宙生成与本体重构层层推进,不断深入展开讨论。其中一个主题聚焦于《周易》及先秦经典的象思维与政治哲学内涵。上海社会科学院刘科迪助理研究员《〈周易〉中的圣人之道——以蛊卦、明夷卦为例》,以蛊卦和明夷卦为中心,展开对《易传》中“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说的阐释,认为蛊卦所体现的治乱意识与行事分寸、明夷卦所强调的守正持志,共同构成了圣人之意的重要内容。郑州大学田丰教授以《“无—有”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象”思维探微》为题,从存在论角度考察象思维,认为“无-有”是中国古代“象”思维的存在论视域,“象”与“物”的区别并非实在与否,而在“无-有”之间的阶次。“无-有”相合与阴阳错综,可视作“象”与“物”的基本存在结构。“无-有”相生之道,能够为我们重思“无”、存在与真理问题打开新的视域。四川大学王小红研究员围绕《〈尚书·禹贡〉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价值》,指出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历史地理、文本年代及行政区划,而对其政治哲学内涵发掘不足,《禹贡》以治水为叙事主线,通过三河、九州与五服构建自然地理空间与政治治理空间相结合的秩序体系,既体现以中心为基础的政治整合,也蕴含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孔子研究院魏衍华研究员由《〈易象〉与“周公之德”发微》切入,围绕《易象》所指、《易象》与周公的关系及其中所体现的周公之德展开讨论,将《易象》理解为《周易》经文中的卦象与爻辞,而非单纯的鲁国宫廷档案,认为《周易》虽不能尽归于周公,但其思想中确有与周公政治实践相联系的戒慎自强等精神内涵。
另一个主题则聚焦于经学视域下的经典诠释与政治哲学建构。云南大学冯小强老师在《以经学为方法:诠释性正当化与中国政治哲学史研究的重构》中反思以思想家、学派和理论体系为中心的叙述方式,提出应重新认识经学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中的作用;传统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不仅取决于某种主张是否有经典依据,还涉及经典解释的权威、论证过程以及政治权力对解释的制度性认可。他将“诠释性正当化”概括为经典权威、诠释论证、制度授权三个层面,并主张将研究单位从思想家转向具体政治事件。复旦大学韩丰阳博士以《伏羲画卦定人道:焦循〈易学三书〉中的象数规则与人伦秩序》为题,以焦循《易学三书》为对象,围绕伏羲画卦何以确立人道秩序展开。他认为,焦循并不将人道理解为先于历史的抽象原则,而强调人道在具体社会关系及制度安排中逐步确立;伏羲画卦尤其与婚姻制度的建立有关,其意义在于使自然的男女关系转化为具有规范意义的夫妇关系。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围绕《魏相经学视域下的政治哲学建构——从其着眼王道之治的卦气易学说开去》,考察魏相卦气易学与王道政治的关系,指出魏相不仅是易学思想家,也是将经典理念与现实政治实践相结合的政治家。其卦气易学通过阴阳消息、卦气运行及天地变化,构建了具有整体性的政治宇宙论,把天道运行、阴阳消长与王道治理联结起来,揭示汉代经学中象数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内在联系。东南大学魏福明教授《王安石经典诠释的义理向度——以〈洪范传〉为中心的考察》认为,王安石经典诠释中的哲学思想,本体论上以元气为根本,通过阴阳、冲气与五行说明万物生成;天人关系上既承认天道与人道的内在联系,也强调二者性质功能不同,天道自然运行,人道强调积极作为,故政治治理不能仅仅模仿天道。四川大学张尚英研究员在《魏了翁〈九经要义〉平议》中从文献学与经学史角度考察《九经要义》的学术价值及其历代评价的差异。
此外,讨论还聚焦于宋明理学的宇宙生成、本体建构与经典诠释。北京大学黄钰城博士以《“交感”与“感动”:重审〈太极图说〉的易学宇宙论及其秩序关切》为题,以《太极图说》为中心,辨析“交感”与“感动”两个概念在宇宙生成和秩序形成中的意义。西北大学李腾飞教授围绕《乾“起知”与坤“效法”——张载太虚神化论的创生机制》,考察太虚、气与神的关系,认为理解张载既要关注“太虚即气”,也应重视太虚本体的超越性。湖南大学刘秋明博士《两种互补的天人合一形上论证——朱子诠释〈太极图说〉〈西铭〉的路径、本体与工夫之维》指出,《太极图说》与《西铭》分别呈现由天道推及人道、由人道推至天道的两种论证路径,前者通过太极、阴阳、五行说明天道秩序,后者通过人的伦理关系揭示天人合一的意义;朱子对二者的诠释兼有本体层面的统一与工夫层面的落实,构成互补的形上论证。西安邮电大学王金驰老师《论朱子对张载生死观的批评——基于二者体用论差异之解读》以朱子对张载生死观的批评为中心,从二人体用论的差异入手展开分析,说明这一批评并非简单的误解而根源于双方在气的聚散、生死与本性等问题上的哲学立场分歧。南京大学翟奎凤教授以《中国哲学传统本体论之反思与现代重构》为题,从整体结构反思传统本体论的基本范畴及其现代意义,涉及太极、气、心性、先天与后天等不同范畴,并指出,中国哲学本体论研究不能仅停留于先天本体或抽象形上原则,还应重视人的社会性存在、历史经验及现实实践;先天与后天、本体与现实、内在德性与社会历史实践之间不应被简单割裂。
分会场四
分会场四以春秋经学与汉代政教建构为中心,论题之一围绕《春秋》三传的核心政治伦理与历史叙事展开深入讨论。苏州大学贝承熙老师在《必也正名——论〈穀梁传〉的正论哲学》中,以《穀梁传》中“正”这一核心概念为中心,主张其最核心的价值标准是“正”,但“正”不是宽泛的“正确” ,也不等同于西方哲学翻译过来的“正义”,而是指位是否合于名分——合于名位叫“正名”,不合叫“不正”。由“正名”出发,义为众德之首,道为世人恒常遵守的规范,构成一种德性论与规范论的总体建构。同济大学曾亦教授以《何种弑君?孰当讨贼?——以“君子辞”的讨论为中心》为题,围绕《春秋》对“弑君”与“讨贼”的态度,讨论汉儒与宋儒对孔子主张出兵讨贼的不同理解。《公羊传》提出天子方伯、其他诸侯、本国臣民三重讨贼责任主体。三处“君子辞”则显示,面对极端之恶而讨贼者力不能及,《春秋》基于现实考量予以宽恕,即“量力而赦”。可见《春秋》并非纯粹道德判断,而是兼顾实践可能性的著作。同济大学陈姿桦助理教授《曹元弼论〈春秋〉尊周正名》认为,曹元弼在王朝更迭、经学受冲击的时代,以汉宋融通的方式重理《春秋》学,既公允看待汉代公羊旧说,又批判晚清借公羊改制颠覆纲常的思潮。她认为曹氏《春秋》观以 “尊周正名”为《春秋》根本宗旨,并从孔子“吾从周”的立场、因时损益的制度观、汉儒“托王于鲁”的三层隐喻,辨明公羊学并非鼓吹诸侯取代天子。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萧楚〈春秋辨疑〉述义》,梳理萧楚《春秋》学在经史关系、书法条例、尊王微言三方面的观点:萧楚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之经,而非单纯鲁国旧史,故严格区分“鲁史旧章”与孔子笔削过的《春秋》;其微言大义当归于《春秋》经本身,而其核心关怀始终落在现实政治秩序的建构与维护,故其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上海师范大学王江武教授《〈公羊传〉“文王之战”的逻辑》,围绕《公羊传》何以高度推崇宋襄公展开。宋襄公在泓之战中失败,《左传》《穀梁传》都批评其好大喜功,唯独《公羊传》推崇他“不鼓不成列”,并称“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此中关键在董仲舒——他并非赞赏失败,而是赞赏无论何种情况下都坚守道义——“由其道而败”,败的是个人,道义本身并未失败,这也关联着其义利之辨与大一统思想。湖南大学于超艺助理教授《张以宁〈春秋春王正月考〉述评》,围绕《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的历法与经学争议,梳理宋代以来胡安国、朱熹等人的不同解释。她分析说,张以宁依据《四书章句集注》主张朱子有晚年定论——主张孔子既未改月也未改时,春秋所用即周代历法与季节。。
本分场另一个论题以《公羊传》及董仲舒的天人政教理论为核心关切。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教授《试论〈公羊解诂〉中所见世内部之渐进义》指出,“所见世”内部亦有渐进性,太平世并非一蹴而就:昭公时只是“章法太平”,定公、哀公时才走向“文治太平”,故“定哀多微辞”而非笼统说“昭定哀多微辞”。太平世是王道由初到今、由疏到密、由显到微逐步实现的过程,由此可补何休、徐彦之说,澄清“三世互不相干”“一入太平即圆满”等误解。江苏师范大学公衍杰同学《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建构及其三重内涵》认为,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以阴阳之气及其变化是天地人以及万物贯通的普遍媒介,人与天在精神层面上具有类的相似性,人的意志可与天相通,由此回答了“天与人何以同类—同类何以相动—天人感应如何发生”三个问题。同济大学黄泽博士《董仲舒“六科十指”的义理结构与思想定位》认为,“六科”从天道下贯至政治人事,再到孔子作《春秋》的“《春秋》之微”,环环相扣;“十指”则直截论述《春秋》之义指。董仲舒对“辞”与“指”的区分一以贯之,“指”是比“辞”更圆融的义理所在;六科十指虽不如“三科九旨”那样具有统摄性,但对事、文、义的阐发更全面。河北大学刘斌教授《政教、历史与天变:董仲舒的改制论及其天道根据》指出,董仲舒的改制论以“天变”为出发点和直接根据:通过“改元”重新校准天人感应;是否改制、形式改制还是实质改制,以是否发生天变为最高准绳;改制论、感应论与历史理论统一于“天变”和“气化宇宙论”之上,政治、历史与天变由此成为整体。衡水学院王文书教授《未见之〈春秋繁露〉万历十六年张文奇刻本考述》认为,现存最早版本为嘉定四年楼钥校勘、张文奇之兄在江右刊刻之本,是明清以后所有版本的源头;明代现存八个版本,万历十六年张文奇刊本已佚,但序言保存在《西征集》中。序中记载张文奇用董仲舒求雨法求雨,三日后应验,遂刊刻此书以表感谢。这也是明代中后期董仲舒研究热潮的诱因之一。衡水学院魏彦红教授《徐复观论董仲舒:思想的转折、天的哲学及其多重面相》分析指出,徐复观认为在两汉思想相对先秦思想的转折中,董仲舒处于枢纽地位,尤其是董氏公羊《春秋》学对《春秋》学的重大转变,影响了西汉整个经学解释的转向并实现了先秦儒家思想到两汉儒家思想发展的全面转折。徐复观认为董仲舒“天的哲学”既是哲学建构,也是政治妥协;其仁政追求既真挚迫切,又注定落空。
再一主题是汉代政教思想的建构与公羊学在清代及近现代的流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黄子嫦助理研究员《从多元竞争到正统建构——晁错、董仲舒与汉初经典解释规范的提出》,追问秦亡以后法术思想如何借助“先王”“圣人”等古典权威重新获得政治正当性,晁错显示了经典权威共享而解释准则未定的可能性,董仲舒则提出通过限定经典范围与解释方向来规范政治正当性的方案。绍兴大学石林林老师《正内与渐治:刘逢禄〈论语述何〉的内外说》认为,刘逢禄以《公羊》解《论语》的路径,影响了宋翔凤、戴望、王闿运、康有为等,开启清代中后期《论语》学今文经学的转向。其《论语》诠释中的“内外说”,强调内外边界并非固定而随三世治理的扩展、依礼义水平动态推进,形成“正内”与“渐治”的治理逻辑。河南师范大学王康老师《“理之所无,事之所有”——陈立对公羊灾异说的经学辩护》,分析了陈立公羊学诠释在文献上和义理上对后世灾异说质疑的双重回应——既在文献上以汉儒五行志补足何休,又在义理上以“理之所无,事之所有”“为天下记异”等命题维护公羊灾异说的经学合理性,从而回应中古以后历学、数术及理性主义精神的挑战。同济大学伍尔青博士《脱夷为“夏”的幻象:公羊学视域下的日伪政权再批判》,从经学与历史结合的角度,指出日伪扭曲“尊王攘夷”,把“尊王”变成“尊孔”,以“孝”作“忠”,最终把“尊孔”变成“尊皇”,进而提出“大东亚共荣圈”,书写新的“日本盟主论”,建构新的日式天下秩序,是对儒家思想扭曲,是对公羊学观念的盗取与篡改。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张雪枫助理研究员《汉初道德论整合的儒道思想线索》认为,汉初学者利用“道”与“德”概念解释仁义有两条路径。一是以陆贾、贾谊、韩婴“以儒整道”,强调以仁义为根据揭示道生德养,吸收道家道德观念以充实儒家仁义与六艺之教;一是《淮南子》为“以道整儒”,在道德优先的前提下说明仁义的作用与限度。
分会场五
分会场五以道家哲学、玄学与政治批判为主题。其中一个主题是《老子》及黄老道家的政治哲学与文本建构。周口师范学院李晓英教授《“治”:圣人的“奇理斯玛”——从老子文本说开》,将老子之“治”阐释为圣人所独有的奇理斯玛式政治禀赋,兼具名词性的秩序与动词性的无为而治双重内涵。从主体、对象、成效、路径、价值序列多层展开,“治”专属于圣人,面向天下大国,最终达成百姓安宁、良善有序的状态;依靠前瞻性预防实现宽谅包容的无为而治,是社会治理的终极形态。中央民族大学吴宝麟教授《上德无名:论〈老子〉“微妙玄通”及其对典范政治的超脱》,认为微妙玄通的无名上德是超脱典范政治困境的理想人格。道物之间的“玄通”否定、剥离了概念语言对“德”的固化;上德无名无形,辅助万物自然生长。内蒙古师范大学王艳芬老师《析论帛书〈二三子问〉的黄老治术》认为,帛书《二三子问》黄老治术体现在精白内修、慎言祸福观、务时与变通三个维度——“精白”是为政者修心行事的准则;慎言以坤、艮卦爻辞为依据,将言语得失关联祸福国运;“务时”以龙德知时为核心,主张顺天应变而不失本真。北京大学杨启帆博士《执一以御多:黄老政治哲学“一”“多”思想发微》认为,黄老从治道与君民二者关联出发,将道家之“一”转化为可施行的法度准则,以统摄万民万物;经由“道生法”到“君生法”,君王占据秩序中“一”的位置,“执一”逐步落实为具体的治理操作。成都师范学院郑文娟老师《〈老子〉文本历史的生成论——从“绝弃”三句到“各复归其根”》认为,绝弃是对流俗名教的否定和超越,从而实现个体返回自身与天地及万物返回自身的双重“回复”。
本场另一个主题是《庄子》的政治哲学与个体生存论。上海财经大学郭美华教授《消极性政治哲学与个体隐逸生存的可能——〈庄子·应帝王〉第1—3节的政治生存论解读》认为,子之道,不是本质主义的普遍规定性,而是本真个体之“独”的普遍性实现。从庄子政治哲学否定以仁义要人、反对以己出经式义度的基本倾向来说,公共性政治、普遍性伦常不是人的本质。政治的目标就是政治的自我约束、自我消解,保持政治、道德、教化、隐逸之间的相互独立,以实现自然而普遍秩序下的每一个体在其自身之在。复旦大学王哲博同学《庄子式的政治劝说:内热、心斋与卮言》认为,内热是政治劝说者必然陷入的生存困境,根源在于君臣权力不对等以及劝说者自身“师心”的改造冲动;心斋不只是心性修养功夫,更是政治劝说的前置准备;卮言是无心之言,以顺应对方兴趣的方式打开交流空间。庄子在强调政治局限的前提下,庄子承认有限介入政治的必要性。上海财经大学夏龙龙博士《从“至一”到“惑乱”:“复初”何以沦为一种遮蔽?——以〈庄子·缮性〉为考察中心》认为,“至一”是物我未分、机心不起的浑全共在境界,并非历史倒退图景。倘若刻意将“复初”设为主观性追求目标,便会形成新的偏执束缚。真正的复初不是依靠心智强行复原,而是搁置人为价值判断,让万物各自返回自身的本然状态。
本场再一个主题是魏晋玄学、仙道政治及儒道思想的交融与重构。成都工业学院龙泽黯教授《仙圣共治:葛洪仙道思想下的政治构建》认为,葛洪以气化为基础的宇宙论指向仙圣共治的政治建构。万物由气聚成形,形进而生精气与神;人的根本特质是“学”,能学习效仿万物以突破自身有限性。仙代表个体长生的向度,圣人代表维系文脉绵延的向度,二者共同构成理想治理结构——这套构想不倚重君主,而依靠圣人与仙人维系文明的长久发展。上海师范大学荣辰初博士《〈声无哀乐论〉中的行文逻辑与音乐美学视阈解析》认为,嵇康《声无哀乐论》以酒、明镜、温度三组比喻说明身心二分的观点,声音仅有清浊、快慢、躁静这类物理属性,哀乐是人心自带的主观情志。八轮论辩先破儒家声情联动的传统,后立自身理论,提出乐教的作用在于疏导心神,移风易俗依靠人心修养而非音乐本身承载道德情感。上海财经大学尚建飞教授《当代王弼本末之辨研究的多重面向》认为,当代学界王弼本末之辨研究深受汤用彤观点影响,表现为思想史、本体论、政治哲学等路径。思想史层面考察本末范畴的历史展开,本体论层面侧重本末论与体用论的关系展开,政治哲学则从自然与名教展开争论。但既有研究伦理学、人性论维度薄弱,核心术语缺少自觉界定。北京大学孙雨东助理研究员《从“天常”到“法度”:〈经法〉“道生法”的思想背景及意义析论》认为,《三德》的政治规范依托天命信仰,是零散的政治禁忌。与之相比,《经法》将其转化为源于道的法度,重心不是面向民众的法律条文,而是约束统治者、规范权力运行的政治准则。从“天常”到“法度”,《经法》“道生法”把政治正当性来源从人格化的上天转移到天地之道。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王新辰助理研究员《论庄子、孔子思想的相通性》认为,虽然儒道存在差异,但更重要的是掘发二者的深层共识。《庄子》书中孔子形象复杂分化,内篇常借孔子阐发庄子思想;儒道同源于周代礼乐文化,都以道为思想根基;价值上孔子“安仁”与庄子顺应自然相通,政治上二者都推崇无为而治、看重统治者修身;人生层面,曾点之乐、安贫乐道、中庸智慧都与庄子的逍遥、守中相呼应。
分会场六
分会场六的主题聚焦宋代理学体系、心性与道统建构。本分场主题之一宋明理学的道统建构、政治哲学与历史意识为核心关切。中山大学段重阳教授《理气论与宋明理学历史意识的生成——以朱子、王阳明的道统论为例》认为,朱子道统说以理气论为根基,将道统谱系上溯至伏羲,视历史为天理在人间的呈现过程,王阳明则以万物一体之心的呈现为历史的开端与意义之来源。朱、王道统论的差异源于理气论架构不同:朱子认为理无历史性,理在气中的展开构成历史;王阳明主张理本身具有历史性,心是秩序的主动建构者。理气论历史哲学以天心与人心的关系为核心,历史意义由人朝向天理的行动造就,彰显出儒家历史哲学的独特性。西华师范大学金生杨教授《明代父子宰相陈以勤、陈于陛的政治哲学思想》认为,陈氏二人父子皆为宰相,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身处党争激烈的政治环境,反对政治腐败与政治虚伪,强调学与政的一体性,其思想以“道为治世之本”为核心,在忠孝关系上提出“以忠为孝”,具体政策上主张“安民为本”“守成自治”。河南大学孙星博士后《“继天立极”:道统视域下朱熹的“皇极”新诠与王道理想》指出“继天立极”源自《太极图说》,意谓圣人继承天道、为人世确立道德标准。在朱熹看来,只有上古圣神与圣王兼具德与位,才真正具备“立极”资格;三代以下政教分离,君主虽居高位却未必有德,故需通过“祭天”仪式对君权施加根本性限制。由此提出“君主立己”,要求君主须以自身德行作为民众效仿的楷模,必须先成圣,方能立极。湖南大学袁金平博士《“自得”与“印证”:二程对禅宗证道方式的批判》认为,二程揭明了禅宗“自得”论与圣言量、比量、现量三者互证论的抵牾,若依赖他人判语对权威的盲目依赖,违背“自得”的独立性。并且,二程批评禅宗悟后即可无视人伦日用而造成心行割裂,禅宗所悟之“道”并非儒家“大道”。西安交通大学张培高教授《胡瑗的政治仁学》认为,胡瑗以“广爱无私”定义人,取代墨家“兼爱”概念,以避免孟子对“兼爱”的批判,同时回应道家隐逸思想的局限。他认为真正的“隐”并非避世山林,而是身处民间修养德行、等待时机以济天下;又吸收天地生成论,提出“天地之性”导源于宇宙生生之德,主张普通人亦可效法天地推行仁爱,从而突破圣人垄断德性的格局。
本分场另一主题是宋代理学的心性诠释、外王实践与政治君权构建。安徽大学解光宇教授《论朱熹对孟子心性学说的诠释及其意义——以朱子〈答何叔京〉为中心》,从孟子“养浩然之气”出发,说明朱熹以“主敬”为修身核心,强调心须“必有事焉”,即内心始终存有警觉与责任意识;“敬”非仅外在仪态,而是内在精神的持续操持,要求心念常存、不妄动、不助长。朱熹又将“主敬”分为“心有所系、有所执”与“持敬以操之、常使之长存”两层,并主张“先立其大”,先培养良知、扩充本心。郑州大学李彬教授《宋明理学的“外王”维度阐微——以朱子为中心》,批判明末以来对理学空谈心性“内圣强外王弱”的指责,认为这是以“内圣外王”框架简化儒学整体结构,近代以来又受到港台新儒家偏狭心性之学的局限。实际上,从王安石、二程到朱熹、陆九渊乃至王阳明,理学家皆致力于“外王”的实现,其内圣修养实为经世致用之准备。真正的外王并非仅看现实政绩,而应考察其理论出发点是否关注治道、制度重建与天下大义。湖南大学刘文心博士《儒学为体,神道为用——真德秀神道设教思想探析》,剖析真德秀基于“儒学为体,神道为用”,在社会、学术与私人三个话语层面灵活运用神道资源。作为朝廷官员,借天命灾异规谏君主;在地方任职时,将民间信仰纳入儒家伦理秩序,实现“神道设教”以辅助治理;在学术话语中则严格区分“小道”与“异端”,坚持理学正统,同时又借神仙意象寄托政治理想、表达忠奸之辨。长沙理工大学王琦教授《以道致君:程俱“经筵讲义”研究》认为,程俱《论语孟子讲义》意在“以道致君”。其讲义不拘章句训诂,而重阐发“修己治人”之道——借“移民河东”之问阐明为政根本在于合乎天道物理的仁政王道,借“以人食马”之例警示政策制定须慎始慎终,又强调君主虽权高位重仍需选贤任能、以礼待臣,方能实现共治。上海财经大学徐国利教授《程朱理学的“圣王”君主论》,指出程朱理学构建“圣王君主论”的目的,并非为专制辩护,而是以“天理”为最高评判标准,主张“道统高于治统”,君主必须服从道统,其合法性来自心合天理而非血统或权力。二程提出“君道即天道,天道即天理”,朱熹则依托《大学》八条目与“十六字心传”完成体系建构,强调正君心乃治国之本。
本分场再一主题是宋代理学的治道分歧、事功学派的政治建构以及儒学在东亚的流变。山东大学陈佩辉研究员《从“贱霸”到“是霸”:经子互动视域下吕祖谦王霸观之转向》认为,学界以往常将其早期霸道论述与后期《左氏传说》《左氏续传》混为一谈,实则其早期思想与朱熹否定霸道相近,后期逐渐转向对霸道的肯定,形成温和立场。同济大学刘昊助理教授《韩国儒学心说之争的统合:基于朱子学的重构》认为,韩国儒学界“心即理”与“心即气”之争,源于19世纪末李寒洲在朱子学体系内提出“心即理”,引发长期论辩。实则双方并非简单对立,双方均认同“理气不离不杂”,分歧仅在强调重心不同。二者皆有见地亦各有偏蔽,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主宰机制”。从“太极—阴阳—流行”的天道结构出发,将“心”定位为贯通理气、动静一体的“大义生生流行之全体”,如此理解朱子学则可弥合二者之争。华东师范大学苏萱博士《叶适的豪杰思想与共治理想》认为,豪杰不同于圣人或君子,是一种可普遍实现的次级理想人格,源自先秦儒家“狂者进取、狷者守节”的双重精神;叶适将豪杰置于成圣路径的前置位置,认为其具备智慧、悟性与行动力,能在现实中推动儒家理想制度的建立。他既反对“正其谊不谋其利”的道义绝对主义,也警惕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化倾向。浙江工商大学王绪琴教授《公天下、分权与君臣共治——浙东事功学派政治观的建构》,从三大维度阐述了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政治哲学的近代转向,即以“民授君权”取代“君权神授”,主张“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重构君臣关系,从“君为臣纲”转向“君臣邻友”,强调君臣是基于共同责任的协作共同体;推行“分权制衡”与“法治优先”,主张宰相专司行政、君主不与细务。浙江师范大学张辉老师《立法度抑或正人心——论王安石和朱熹治道观的分歧》,立足于“制度建设与人心修养何者更为根本”的问题比较王安石与朱熹治道观,认为王安石主张“立法度”为治道之本,法度具有稳定性、普遍性与强制性,能克服个人好恶带来的不公,其背后是人性无善恶、关键在制度塑造的判断;朱熹则坚持“正人心”为治道之本,主张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个体德性之上。
分会场七
分会场七围绕明清心学、气学转向与经世实学展开。本场主题之一侧重明代心学的内部流变、心性论争与理学修正。复旦大学李昶霖同学《“异议者”的护道可能——基于对浙中王门顾应祥“新民”说的考察》,剖析了黄宗羲及后世学者多据顾氏晚年《静虚斋惜阴录》判定顾氏晚年已判出王门,实质上顾氏《传习录疑》所疑者乃门人传录之讹,于阳明本人并无怀疑。顾氏“新民”说对阳明《大学问》“万物一体”论有所取舍,认为境界上可立为极致而功夫上不可标榜,又主张《大学》“专主教而言”,确立重人伦、有序施教的立场;他并非转向程朱,而是借程朱之说在心学系统内部作自我纠正。厦门大学李璐楠教授《中晚明心性问题的展开——以李材、刘宗周为中心》,指出指出阳明学“心性不分”过分强调心体觉性而易流于玄虚情识,朱子学“性即理”又隐含心性割裂的可能,故重建能维持心性内在张力的理论体系成为中晚明儒者的要务。李材公开与阳明学决裂,以心为后天的知觉发用,须反求未发至善之性,实质仍是以朱子学矫正王学;刘宗周则将心视为血脉贯通的整全生命,主张“性无性”,把性重新纳入心中,并引入喜怒哀乐四气流行说。北京林业大学刘蒙露老师《出世、经世与媚世:明代万物一体论中的公私之辨》认为,明代万物一体论的虚实两极分化:虚的一面以聂豹、罗洪先等为代表,把万物一体理解为静坐中此心混沌一片、内外打通的神秘体验;实的一面以王艮及泰州学派、罗汝芳、何心隐等为代表,将万物一体落实于赈灾救济、讲学等公共实践。两派相互攻讦为“私”——静坐体验被讥为遁世自了,经世实践被讥为乡愿媚世,由此见出“公”的维系之难。中国人民大学刘增光教授《善为“后物”与“性具善恶”:王廷相对理学性善论的修正及其意义》,指出宋明理学的主流立场是“善在先、恶在后”,善有根源、恶无根据,故朱熹只能诉诸气禀且承认其缘由“不容说”。王廷相则明确提出“善为后物”,认为善恶之名乃人所立,须就后天经验生活中比较人之等差方能成立;又主张“性具善恶”,恶并非善的缺乏或反常。由此他反对“复性”而主张“成性”,接续“习与性成”“性相近,习相远”的传统。
本场另一主题是王船山的经典诠释、政治思想转型及中国诠释学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明研究员《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礼学思想》认为,船山身处明清鼎革之际,提出“复礼之学”,欲改造儒学以培养担当文明重建的人才,解答明代的问题。船山释“林放问礼之本”章,主张礼以性情为本、礼行于俭戚亦须节文相配;释《乡党》篇,以“细腻尽实”概括孔子之礼的功夫,强调虽圣人亦须在应事接物中细腻省察;释“礼之用,和为贵”章,则辨明和与礼的先后。湖南大学李欢友助理教授《“生生”与“天下”:从王夫之〈庄子解〉来看》,从当代全球正义与“天下”研究的争论切入,借《庄子解》重思天下秩序的根据,认为天下之普遍性来自天之超越性的赋予,当天之生生普遍秩序分化为天下秩序时,人与物各有其普遍,故天下不同于仅以人为起点的世界主义,而具有代际维度。就人与物的关系,王夫之主张人有人的秩序、鸟兽有鸟兽的生活方式,当限制人的空间、让物自然发生;就家国天下而言,礼敬父母即礼敬乾坤,家由此具有不可替代的原初性。湖南大学李萌博士《从心性之诚到治道之权:船山对朱子“以直报怨”诠释的思想转进》认为,对《论语》“以直报怨”的诠释,朱子将“直”提升至天理层面,以“至公而无私”释之,要求当赏则赏、当罚则罚,悬置个人恩怨,重在修养心性之诚,属内圣维度;船山身历明清鼎革,更关注政治秩序与治乱兴衰,提出“报者,天下之利”,将报怨拓展至劝善惩恶、维系礼教秩序与政治共同体的治道层面。湖南大学李清良教授《为何要重视“作者之意”——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一大贡献》,针对西方诠释学“诠释不必顾及作者之意”之说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质疑,以作者的意图用意、落实为言辞的本意、文本的内容与主旨、作者的根本精神即道为中国传统所谓“作者之意”的四个层次,分别对应西方诠释学的作者意图、作者原意、文本意义与真理性内容。并指出,得“作者之意”最终须归结为获得具有普遍性、根源性、超越性、实践性与灵动性的真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孙钦香研究员《成就卓越与政治教化之张力——以朱子、船山对“为政以德”的诠释为中心》认为,朱熹与船山对《论语·为政》首章揭示的不同,朱子以“正者正也……正人之不正”释之,船山大体认可儒家以德教为本的政治形态,但提出此章应释为“人君能修德”,而非以己之正纠正人之不正——后者如以道德条目苛责民众,实属“导之以政”而非“导之以德”。船山并批评朱子以北辰“不动”设喻不当,北辰实于微处动。
本场再一主题是明清之际的政治理念重建与清代经学在东亚的接受与传播。中央民族大学孙宝山教授《政治理念的重建与制度变革的构想——论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创造性突破》认为,《明夷待访录》对秦以来皇权专制作出深刻反思,其缘起是明清鼎革使黄宗羲等人意识到华夏文明面临沦丧,反思遂由华夷之辨上升到对秦以来基本制度的批判。在政治原理层面,黄宗羲设想原初无君之世人人可自我管理,因公共事务无人处理而生君主,君主乃兴公利、除公害的公共职能所在,由此突破君主天命说;制度层面则有加强相权与六部之权以分割君权、以学校为议政之所两大创造。同济大学杨梦俞博士《正祖时期朝鲜对毛奇龄的接受》认为,毛氏诗说直接启发了朝鲜正祖朝两次《诗经讲义》讨论,而朝鲜学界的态度可分为三种,即正祖等官方学者褒贬并行,称其“当世巨儒”“不可以人而废言”;保守者斥其“凌灭先儒”、主张火其书;开明之士则称其为“朱子之忠臣”。正祖后期官方定调毛氏为“斯文之贼”,此论延续至王朝末年。以十九世纪为界,朝鲜对毛奇龄由开放包容转为坚定排斥。
分会场八
分会场八的主题是传统政治哲学核心范畴与治道正当性展开。本场论题之一是传统政治哲学的起源、民本逻辑与正当性建构。中山大学陈乔见教授《先秦诸子政治哲学论纲——以为何要有政治社会与何种政治权威为中心》指出,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是为何要有政治社会,其面临的首要挑战是无政府主义;其次需探讨国家组织方式与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击壤歌》,后世鲍敬言、《列子·杨朱》等均引该诗描述理想状态。先秦诸子大多反对无政府主义,仅对政治权威的程度存在分歧:老子是自然无为式的极小政府主义者,主张“朴散则为器”“立位官长”,但要求“我无为而民自富”。东北师范大学荆雨教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民本观念发展的内在逻辑——以“人心惟危”为线索的思想考察》,针对《大禹谟》被视为伪古文尚书的争议,以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民心”问题切入《尚书·大禹谟》“十六字心传”,结合朱熹对“十六字心传”的心性学阐发,超越民本与君本、民主的二元框架,提出从政治哲学视角将“人性回归”理解为民心回归,主张以“人心/民心”为核心视角深挖民本观念的丰富内涵,并梳理从《大禹谟》到殷周之际再到先秦儒家的思想脉络。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养韦同学《从天命到文明:儒家天观念的政治哲学转型》指出,天不仅是人性问题,更是政治哲学范畴:西周“以德配天”将天政治神学化,董仲舒完善此理论,虽消解天的人性主宰性,却在政治上以天人感应立说,以皇帝为天的代言人;孟子提出“民是天”,引《尚书》将民本主义引入儒家思想;宋明理学实现天与性相通,张载“民胞物与”让天的神圣性让渡于人的共同体,理论上天的祛魅达至高度,制度层面则相对停滞。浙江大学叶树勋教授《寻求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儒家思想的多维结构及其内在旨趣》指出,儒家虽无“政治正当性”概念,但儒家关于德与天意、德和民心、德与天地之三个维度的思考无疑是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德配天意”继承西周,“德和民心”“德配天地”为新发展,三者交织形成王道,合乎此道即德政。西周以降,儒家从“辩护型正当性寻求”转向“评判型正当性寻求”。叶树勋尝试将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与当代政治哲学进行对话,检讨既有正当性分类能否容纳儒家思想。
本场另一议题是儒家治道的内在机理、文质理念与生命政治伦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骄键教授《儒家治道究竟是“德治”还是“情治”?——从徐复观对儒家德治的讨论谈起》,以徐复观对儒家德治主义的阐释为起点,指出德治虽含尊重人性、无为而治、教化及民本主义等面向,但在其框架内仍以君主为主体教化万民,因而包含消解个体自觉与人民主体性的矛盾。为重新诠释儒家治道,胡骄键教授以“仁”为“情”之实质,提出“情治”概念,并以为其包含“情感治理”与“情景治理”两层,前者强调消极进路对积极进路的限制,主张仁爱是支持所爱之人自爱、自主、自立。西华师范大学洪兆旭老师《文质论的政治哲学意涵》,试图从儒家文质论中提炼可与现代政治文明对话的政治哲学视角,认为传统文质论多聚焦君子德行修养,但“文”“质”范畴可超越个体精神,成为衡量政道盛衰、诊断制度得失的基本框架。在政治哲学语境中,“质”指共同体成员共存的生命禀赋、情绪脉动与社会实情,“文”指名分、礼法规制与公共形式;文质论的核心旨趣在于探讨公共形式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何以异化及何以调适。同济大学李燕祺博士《重己与治天下——〈吕氏春秋〉生命政治探微》,以《吕氏春秋》中《重己》《贵生》等文本,凸显“重己”概念,认为从重生到重己,个体生命价值的彰显有其宇宙生成论基础。道、太一、天地阴阳衍生万物,精气周流,使生命具有普遍价值,“天地万物,一人之身”则表明生命与万物同构。生命有死可朽、物欲伤害寿命本性,故应贵重天之所生、保存寿命本性,而“重己”由此通向治天下。衢州学院张爱萍教授《儒家的生命政治伦理——以仁义为核心探究》,梳理了从先秦至清的文献,重点考察了人的本质及仁义、忠信、孝悌、礼节等伦理内涵的演变,以马克思“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荀子“人能群”为参照,梳理“义”的早期含义及其与“仪”的相通、春秋以后义利关系的变化、孔子重义轻利而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倾向,以及董仲舒“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的主张。
本场再一个议题是古典自然与天下观念的衍变,以及政治哲学思想的历史与现代建构。首都师范大学贺敢硕老师《时圣与内圣: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天下”观念》,指出古代“天下”观念历经层累衍变,其范式革新的关键在于“内圣”与“时圣”的思想互构,而这一互构集中展开于稷下学。《庄子·天下》的“内圣外王”是以内圣为根基的诠释命题,象征新天下观的兴起;以思孟“圣之时者”、荀子“应变不穷”“法后王”为例,可见传统以王制为核心的展示性“外王”逐渐被内圣要素融摄,政治层面凝练为时圣主导、因顺变化、重视时境权衡的治理路径。中国政法大学李春颖教授《草木瓦石有性与儒家人性论的拓展》,指出儒家人性论的论域经历了从“民性”到“人性”再到“物性”的不断拓展:先秦至汉唐主要在人类范围内讨论性善,宋明理学以天理作为性善的形上本体,使“性”从人类独有拓展为宇宙万物的普遍属性,王阳明更明确提出草木瓦石有性。报告在万物一体视域下分析两条进路:以人的视角为中心推扩良知与仁爱,以及从本体论说明人与万物共享同一良知本体、同此一气。上海师范大学肖竣博士《重译、融通与自主:建国初期政治哲学重构的哲学教育史审视》,指出1949—1956年不仅是中国政治制度安排的展开期,也是哲学教育从“经学—儒家教化”体系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整体转换的关键期。肖竣博士以知识社会学为框架,考察民本、大同、大一统、德治四组传统政治哲学范畴在哲学教育中的重译,认为民本转为人民当家作主,大同转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目的论,大一统转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区域自治,德治转为思想改造与社会主义新人。上海大学袁晓晶教授《先秦儒道自然观的异同及其影响》,借助柯林武德、王中江等的研究,指出中国古典自然观念多借助道家与道教思想,儒家多作补充。先秦儒家讨论自然时仍以人为核心,认知结构表现出较强的人类中心主义,并形成“德化的自然”与“人化的自然”两种后果:孔孟至思孟以自然意象和道德之气赋予自然德性意味,荀子则在“天人相分”中借自然秩序建构人的秩序。报告亦质疑儒家对“天秩”的强调忽略了自然失序问题。
分会场九
分会场九以近代启蒙思潮与经学、中西话语转型为主题。本场论题之一是近代思想家的经典重构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鲍文欣助理研究员《天人与体用——〈天演论〉再读》中以严复《天演论》,从天人关系切入,将《天演论》的核心问题概括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张力,以及人在宇宙论背景下如何获得存在意义的自由问题。通过辨析译名及版本变化,他指出严复区分“天演”与“天行”,以广义“人治”统摄“园艺过程”与“伦理过程”,并借助“一体两用”的体用框架重释“天行”与“人治”的关系。中山大学马永康教授《梁启超对“大同”的态度演变》,以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关系的变化为线索,将“大同”思想从传统儒学边缘位置进入近代思想中心的历史过程划分三个阶段:1890—1901年追随康有为,以“三世”说推衍“大同”;1902—1918年逐渐与康学分离,转而批评“大同”观念;1918年以后转向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更多从学术视角重新审视“大同”。河北农业大学牛伟教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以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当代启示为中心》,以“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为基础,探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联系,认为“多民族统一-大一统”不仅构成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条件,也深刻影响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理论形态,使中国哲学呈现“连续性”与“融合性”相统一的特征。并由此阐释任继愈“建立中华民族的新哲学”命题的蕴意及其当代价值。上海理工大学孙永为研究员《康有为儒教观的嬗变及其对塑造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意义》,分析了康有为的儒教思想,认为康氏儒教不仅是一种传统文化形态,也具有超越民族与宗教界限的普遍性价值,其内在人性基础与情感、价值共识为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支撑。康有为以“扶教主以令皇上”为核心的政治构想,体现了制度重建与民族认同相结合的文化自救路径。
本场另一议题是现代新儒家及近代哲学思想在政治秩序重构与核心概念转型中的探索。苏州科技大学李昕老师《梁漱溟对尊尊问题的批评与转化》认为,近代科举与帝制退出历史舞台后传统尊统观念的崩解,留下了终极价值真空。梁漱溟思想体系根底上包含对传统价值丧失的回应。梁氏从生命哲学出发对尊统问题作出论证,并在现实社会构造中以情理取代天理,以此作为乡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梁氏提出“互以他人为重”的伦理原则,以整合当代社会的价值。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吕存凯教授《“道可道,非常道”:传统中国“道”观念的近代转型》从概念范畴的转变与公共话语的演变两方面展开,并将视野延伸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哲学体系建构,并指出,自《老子》以来“道”逐渐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并在道学兴起后被赋予统摄中国文明本质特征的崇高地位;随着近代西方哲学的传入,“道”的传统内涵及其思想地位发生重要变化。报告中山大学汤雅俊助理研究员《政治理想还是制度规划:关于儒家政治的两种现代想象——以钱穆与张君劢的争论为中心》,以中国传统政治发展为中心,认为钱穆与张君劢的争论是近代儒家政治思想内部的分化。二人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如何使儒家政治理想在现代社会中延续,但路径不同,钱穆倾向于通过直接改造科举、监察等传统制度延续儒家政治传统,张君劢则更强调儒家道德动力在现代治理中的延续;在政治价值层面,张君劢主张政治平等、肯定民主的内在价值,钱穆虽承认民主但更重视其工具性效用。上海大学张宸杰同学《礼俗、教化与组织:梁漱溟对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重构》面对帝制解体、传统儒家政治思想失去制度依托后如何重新为公共生活提供规范的问题,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为线索,分析其如何将儒家思想从不言自明的传统前提转化为需要重新论证的现代问题,并通过“教化—礼俗—自力”重构儒家的秩序想象;又结合邹平乡村建设中的乡学村学与“新礼俗”实践,说明伦理理念如何转化为组织实验。上海财经大学张桂妹博士《冯友兰人性论探析——兼论冯友兰对孟荀人性论的统合》,讨论冯友兰新理学人性学说对孟荀人性之争的整合路径,认为冯氏借助“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以及形上、形下的层次划分,把孟荀现实层面的对立转化为理论侧重的差异及人性不同面向的差异,即孟子性善凸显人性中的道德理性,荀子性恶则立足理智理性展开论述。复旦大学张昊博士《自主、相辅与无首之序——熊十力“群龙无首”说的政治哲学结构及其限度》认为,熊十将“群龙无首”从政治理想转化为秩序生成问题,指向统治权威消解之后自主个体如何结成共同体这个目标。熊氏依托《乾》卦义理,以人人具足乾元之体奠定政治主体的本体根基;重新训释“首”之义,主张“无首”意在否定固化统治结构,同时承认过渡阶段领导的历史作用;又借《比》卦“相辅”“和集”之义,证成自主与共同性可以相容。
本会场再一议题是近代中西政治哲学的交汇、经典文本的翻译再造与学术范式的现代探索。华东师范大学陈溟龙博士《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王道观与世界大同构想》,借助王霸之辨的思想脉络梳理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的内在意涵,认为孙中山王霸之辨的价值重心落脚于民族性,从政治合法性与有效性两层确立民族性的优先位置,把民族与国家同构的“国族”视作理想政体;在大同构想中,他以民族主义作为世界主义的本体根基,主张世界秩序建立在国族的普遍建成与联合之上。但孙中山的构想蕴含着国族建构同化霸权、国族立场难以自然通向全球政治的双重风险。南开大学迟帅教授《从平等社会到道德社会——涂尔干对卢梭问题的回应》,通过比较,认为卢梭以孤立自由个体为前提,建构起以普遍平等为底色的政治社会,这一模式消弭共同体内部的个体差异,以公意统摄个体,依托立法实现主权与社会团结;涂尔干则立足现代分工与个体差异,提出道德社会的构想,从有机团结出发关照现代个体人格的成长,并借助法团主义的理念与组织形态推动社会整合。南开大学范广欣教授《翻译与再造:最早汉文版〈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哲学意涵》认为,中江兆民《民约译解》有意选取偏重合法性原则与人民主权的前半部分进行译介,舍去卢梭关于现实政府建构、秩序衰亡的讨论,凸显其革命面向;译解过程中又融合儒家反暴君话语批判君主制,自创“民主国”概念,并植入革命政党的先锋理念,完成了对卢梭思想的本土化再造。上海师范大学张永超教授《返本开新:马相伯对“孔夫子号”的批判、会通与超越》,分析了马相伯立足于基督徒身份的儒学“返本开新”路径的基本取向,即马氏以回归至善神圣之“造物”为本,批评孔教国教化主张“忘本”“不知天”,违背源于造物的良心自由;依托“大父母”之孝重构人伦秩序,在承认个体平等尊严的基础上会通儒家核心人伦,由“合儒”走向“超儒”。上海大学曾海龙教授《经学是哲学之极诣——熊十力对现代中国学术范式的探索》认为,在经学与哲学之争视域下,近代中国学术同时面临汉宋分立、中国哲学合法性两大难题。胡适、冯友兰依托西方理论框架,分别从汉学、宋学路径出发,都未能恰适地回应两大难题。熊十力标举“经学是哲学之极诣”,以“体用不二”为本体根基,尝试融摄汉宋分歧、化解经学与哲学的对立,开辟现代中国学术新范式。
2026年11月1日上午的讨论共六个分会场同时举行。
分会场一
分会场一聚焦于中西比较哲学与现代思辨展开深入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刘梁剑教授《从金岳霖出发沉思个体的独一性》认为,在个体性与共相的关系上,金岳霖主张共相虽为事物的基本属性,但任何共相的叠加都无法穷尽个体的全部特征,个体性无法被共相完全涵盖;在关系层面,金氏则强调关系相较于性质对个体独立性的决定作用。刘梁剑教授提出“体能”概念,以“改运”与“尽兴”两种张力刻画人类个体的内在力量,并借助金岳霖的“场域”概念说明个体在共同体中的动态生成。华东师范大学罗宇助理研究员《救亡与改制:晚清维新思潮中的尊荀与排荀》在晚清维新思潮视域下,不同学者对荀学表现出“排荀”与“尊荀”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折射出晚清学人在救亡与改制之间的思想张力。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因荀学蕴含尊君思想而视之为专制统治的思想根源,并加以批判;章太炎则因荀学中关于制度建构、公共秩序与群体伦理的思想资源,又被视作接续现代政治理念的可能路径。上海财经大学王格教授《古典Oeconomica与儒家“齐家”传统:晚明清初的跨文化诠释及其当代意义》,通过考察古典oeconomica 的学科背景、高一志与卫方济的不同处理方式,以及卫方济对家庭关系与财产管理的论述,指出家庭在现代哲学中的相对边缘化,不宜简单归结为中西文明的本质差异,而应置于伦理学知识结构的历史演变中理解。晚明清初的思想交流由此为当代家哲学重新思考家庭的伦理地位提供了历史参照。
分会场二
分会场二的主题锚定于易学图式、次序建构与经典考论。南开大学陈思宇博士《互鉴与设教:论〈周易〉观卦主体流动性及其教化机制》,跳出主客二分的静态框架,细致考辨了观卦主体在天、君、民之间流动转换的动态互鉴教化系统,并借由周代天命观将“神道设教”与“观民设教”融为一体。华东师范大学丁宇博士由《“中”与训典:清华简〈保训〉的文本逻辑与文教旨归》切入,着眼于简文核心概念“中”的新诠释,溯源指出“中”并非抽象中道而是指代训典文献,深刻揭示了文王遗训对文教传统中断的深层忧虑。复旦大学贾庆庆博士以《〈洛书〉与〈洪范〉诠释——政治哲学中次序问题》为题,将理论视线投向《洪范》九畴与洛书九数排布背后的政治正当性,系统剖析了君主履责与民众认可是权力正当性前提的深层理念。
分会场三
分会场三主题是传统经济伦理与现代生活秩序。上海师范大学蔡志栋教授在《义务:从中国当代道德话语的角度看》中,借助观念史方法溯源了当代中国道德话语中的“义务”流变,系统梳理了从建国初期突出集体牺牲,到九十年代区分权利并反思过度崇高化义务观的三个历史阶段。清华大学楼庭坚助理研究员以《市场如何嵌入文明?——“家国同构”传统下的逻辑张力与经济秩序重构》为题,将理论视线投向家庭、国家与市场的三重逻辑互动,深度论及了从传统家国同构转向现代良法程序与领域边界确立的重构路径。曲阜师范大学赵琦同学由《从儒家伦理视角探讨如何解决休闲异化问题》切入,着眼于当代社会感官消费与身份炫耀的异化现象,细致考辨了如何将儒家仁、礼、中庸等思想转化为适度消费与公平共享的现代休闲伦理。华东师范大学王文祺博士在《〈人间词话〉中境界之“真”探赜》中,立足王国维词论体系,集中剖析了境界之“真”作为生气与高致融合的美学内涵,强调词人须兼备“入乎其内”的深情与“出乎其外”的宇宙视野。
分会场四
分会场四聚焦于工夫境界、身体哲学与德性正义。上海财经大学陈焱教授在《身体哲学视阈下的王船山〈大学〉修身工夫论》中,创新性地引入身体哲学维度,细致剖析了王船山修身工夫中由自然身体向政治身体转化进而实现内圣外王的理论逻辑。上海财经大学刘旻娇教授由《“求知天”有何错?——荀子〈天论篇〉中的“知”之边界》切入,将理论视线投向荀子的天人观,深度考辨了《天论篇》中认知活动的界限、层次及政治实践中的越界之害。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正研究员以《主静与天游:康有为对儒家“工夫-境界”哲学的新探索》为题,溯源康有为的心性学说,集中探讨了其“以静统敬”的工夫路径及其晚期“天游”境界的深层意蕴。南京师范大学吴先伍教授在《运气与正义相互排斥吗?——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中,着眼于中西伦理视野对比,系统论及了儒家如何通过执经行权在现实情境中巧妙调和运气与正义的内在张力。
分会场五
分会场五的主题是“两个结合”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上海财经大学陈成吒教授以《“第二个结合”视域下的大同小康理念:从传统理想到社会主义理论——基于历史文献与当代阐释的系统考察》为中心,溯源了“大同”“小康”的概念谱系及其近代重构的局限,细致考辨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传统社会理想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与时代接续。上海师范大学马文慧博士后在《从西周政治创制到“天下体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探析》中,着眼于西周政治秩序的现代思想资源转换,系统剖析了“天下体系”的理论建构及其走向现实世界政治所需处理的认同与协调条件。上海师范大学杨杰教授由《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与中国式民主的内生性、包容性及创新性发展》切入,立足儒道两家的“民本”与“无为”等传统思想,深度论及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内生性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当代转化与创新发展。
分会场六
分会场六主题是民间信仰、两汉制度与教化秩序。山东大学蔡杰教授在《民间信仰与官方话语的历史张力——闽南地区“游神”活动的社会伦理考察》中,立足于闽南“游神”活动的宗族性与地域性特征,深度剖析了宋代以降该活动与官方治理话语之间复杂的历史冲突与伦理张力。清华大学陈壁生教授由《报而不祈:郑玄的人神理论》切入,着眼于传统祭祀核心对象的政治哲学意蕴,细致考辨了郑玄祭祀理论中“报”之于天地先祖的伦理本位与对神怪祈求的剥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彭彦华研究员以《论王充〈论衡〉的实学思想及其创新精神——兼谈王充的政绩观》为题,溯源《论衡》“实事疾妄”的宗旨,集中探讨了王充基于天道自然论对谶纬迷信的批判及其重民生安乐的务实政绩观。华东师范大学王一儒博士在《和声无象与简易之教:〈声无哀乐论〉的庄学意味与政治之维》中,将理论目光投向魏晋玄学的政教治理问题,系统论及了嵇康如何通过“和声无象”消解音情联系,进而化用庄学重构自然合道的简易之治。
第二场主旨发言
2026年11月1日上午分场讨论结束后,第二场大会主旨发言由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壁生教授主持,七位学者围绕中华国家治理的基本原理、传统治理思想的类型、儒教作为方法、经典建构的文明论意涵、公羊学的批评尺度、天下观的现代反思以及视觉与心性的关系,从不同侧面回应了会议的总体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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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理事长、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以《中华国家治理基本原理探索》为题,主张立足国情重构理论话语,提出中国自古为“国家宗教”一体性结构、思想、政治与宗教本为一体,而非现代学科划分下的分离形态;当前中国是西方基督教、传统儒学与苏俄文明三重混合体,形成以党组织整合社会的伦理社会结构。他进一步分析中国地大人多、科层制层级复杂、等级分明、所有权有限等基本国情,强调礼制作为核心制度体现等级秩序与制度延续性,在价值层面主张“依天道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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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周可真教授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三种基本类型》中梳理了儒家的“民本君末”,强调民为国家主体、君为服务工具,其根源可追溯至孟子“民贵君轻”及荀子“君舟民水”之喻,并延伸至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道家归纳为“民主君父”,以老子“小国寡民”理想为基础,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君主由民众推举,职责仅为辅助自我管理。法家则表现为“君主民器”,视民众为可随时使用的工具,君主为唯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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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碧泉书院陈明教授围绕《以儒教为方法:可能与意义》,从孔子历史定位的演变切入,探讨孔子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定位演变,指出近代以来因“西方中心论”而否定孔子,改革开放后逐渐转向文化自信。他认为,理解孔子本质上是对自身文明、历史与未来的重新确认。孔子之所以为圣,正在于其完成了对混沌世界的秩序建构——通过“生生”确立世界起源叙事,赋予生命以内在有机关系,形成“民胞物与”的文明根基;并将世界图景分为创造论、化生论与生育论三种,指出中华文明的核心在于“生”的连续性与整体性。由此,引出“儒学是否为哲学”的根本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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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樊志辉教授《“雅驯”之外:〈史记·五帝本纪〉的圣王建构、遮蔽机制与文明论》,聚焦《史记·五帝本纪》作为官方古史起点的建构逻辑,认为司马迁并非简单记录历史,而是通过“雅驯”标准进行逆向操作,淘汰非雅驯内容,从而确立一元化的正统叙事。他分析司马迁兼具王朝官与私家著述的双重身份,使“雅驯”成为筛选史料的核心判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世系编码、德性编码、禅让编码三重机制——三者共同作用,将暴力征伐转化为德政延伸,将权力更替叙述为人心归附,从而完成神话时代向文明史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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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以《公羊家“退诸侯”的董仲舒范式——鲁文公“不子”“不君”案例分析》为题,通过对《太史公自序》“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一句的文本考证,澄清其真实来源为董仲舒而非司马迁本人,并以《春秋繁露》《公羊传》的文字呼应为证。他指出,此语体现的是公羊学对诸侯僭越的批判,即封邦建国之权仅属周天子,诸侯不得擅改封地或抗旨,否则应予削夺。他强调孔子著《春秋》并非为尊者讳,而是对天子、诸侯、大夫皆有批评,故“专制帮凶”之说实为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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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沈顺福教授以《天下观的现代反思与群体意识建构》中心,对“天下观”作深度反思,批判当代新天下主义的理论困境。他认为许纪霖的“新天下主义”虽标榜普世价值,但其“去中心化”与“世界精神”之间存在根本矛盾,易滑向功利主义乃至霸权逻辑;赵汀阳的“世界内部化”理论虽具启发性,但将全球视为单一政治实体并设想其拥有总统与武装,缺乏现实可行性。他强调,群体并非物理聚集体,而是“被意识到的聚集体”,真正的群体必须具备成员间的自我意识与规则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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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贡华南教授在《目与心——从中国思想出发》中,系统探讨中国思想史上“目”与“心”的关系演变,揭示视觉长期被抑制的文化逻辑。先秦虽“耳目心”并提,但庄子提出“目连心”,强调各司其职、不可越界;墨家、兵家、法家、刑名家普遍强化“形名”认知,推崇“以目见”,使视觉地位空前提升;然而儒家与道家两大主流却主张“贵耳贱目”,《道德经》“塞其兑,闭其门”强调听觉与味觉的优先性。儒家以“礼”规训视觉,规定目光方向与姿态;道家则以“动神者心,乱心者目”为警戒,主张“意之与眼,使归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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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
2026年11月1日上午年会闭幕式在商学院二楼西侧会议室举行,由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孟庆楠主持。他介绍了本届年会期间,按民政部要求召开了线上线下统一的理事会会议,完成了学会负责人届中调整及相关事项的决议。同时,孟庆楠教授简要介绍了学会自张岱年先生以来,中华孔子学会以开放性为核心特色的学会传统,并对牵头承办本次年会的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团队及各方支持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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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陈壁生教授作学术总结。他围绕年会主旨,梳理了国内政治哲学的兴起脉络与发展现状,阐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内涵与研究价值。他总结到,就本次年会的整体面貌而言,两天的研讨既见经学、子学、理学、心学各脉的精细考辨,也见中西比较、古今转化的宏观思考,传统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正在当代学术语境中被重新激活。
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作为中华孔子学会2027年年会主办方代表发言。他表示承办明年年会十分荣幸,既契合自身组织活动的经验与早年参会时就埋下的办会心愿,也符合学会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位,承诺将全力做好参会人员衣食住行等各类保障,搭好办会平台,期待与学界同仁金陵再聚。
最后,上海财经大学郭美华教授致辞,他一方面以道家的有限性与消极性政治哲学回应本次大会主题,一方面强调坚持纯粹哲学思考的重要。最后,他向中华孔子学会、各位与会嘉宾、上海财经大学以及人文学院领导和参加会务的所有同学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为期两天的年会,从“三教九流”的多元传统到“第二个结合”的当代实践,从“天下”观念的重思到“原创性”的追问,近两百位学者在两场大会主旨发言和十五个分会场中呈现的一百七十三篇论文,共同勾勒出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当代版图:多元传统不是需要克服的历史包袱,而是有待激活的思想资源;政治哲学的中国话语,正在经典的重新诠释与文明的自我理解中稳步生成。
来源:段克武、张婧文、魏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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