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东方人见人富贵,说他是“前世修来的”;自己贫,也说是“前世不曾修”,说是“命该如此”。
西方人便不然,他说,“贫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的结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
他们不是争权夺利,他们是争自由,争平等,争公道,他们争的不仅仅是 个人的私利,他们奋斗的结果是人类绝大多数人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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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的有道理么?
“好死不如赖活着”不正是很多人的写照么?
如果是天灾尚可以安慰自己无可奈何,可是面对人祸,很多人也会秉持着认命的态度,不敢去站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枪打出头鸟”“明哲保身”看似充满智慧,其实不过是懦弱,唯一学会的是顺从。
当然,从朝代不断更迭来看,“反抗”也是存在的。
但这种所谓的“官逼民反”式的起义不过是鲁迅笔下的想做奴隶而做不得的被逼无奈。
就连穷苦人出身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也不过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减轻一些老百姓的负担,在制度上从未有所突破。
历次起义莫不是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洗牌。看起来朝代更迭不断,实际上却没有进步,相反的是,权力越来越集中,管控的手段越来越“高明”。
在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英国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前后历时400多年,权力才终于被关进了笼子里,制度上的改进总是伴随着法律的完善。
关于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差异,有的人说东方人灵活,西方人死板较真。
可就是这种较真精神,才有了以规则为上的风气。
科学需要较真,法律需要较真,制度需要较真,自身的权益也需要较真。
从东西方的文化源头其实就可以发现未来的发展方向。
古希腊哲学追求世界本源,先秦诸子百家也更为关注现实中人,也就是伦理关系。
一个朝着科学前进,一个朝着道德前进。
前者诞生伟大科学家,后者则容易滋生伪君子。
先秦时期也有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法家,可法家并不是强调今天的法律,而是想的如何用法更好地治人,让人听话,服从。
当然,灵活或许也能带来一些好处,比如增加“人情味”,或者因为领导一句话,超越时间、空间限制,完成某项大任务。
还可以让人永远处于“赢”之中,房价高怎么了?换个角度,房价高证明中国人有钱,全部房价加起来,买下整个世界或许都不成问题,这不还是“赢”吗?
苏格拉底说:做一个痛苦的人,强过快乐的猪。
他显然没有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正所谓难得糊涂,糊涂了,就不较真了,不较真了,就看不到周遭的一切,看不到周遭的一切,自然就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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