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为何有4名兵团级干部仅为少将

大家都知道，1955年，我军首次对全体有军职的军队干部进行授衔，史称“五五授衔”。其中此次授衔，全军共有60余万名干部获得了准尉以上军衔。其中：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含1956年和1958年补授）；中将177名（含1956年和1958年补授）；少将806名（含1956年和1958年补授）。

其实我国军衔评定工作开始得很早，1950年9月，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下设军衔奖励处，系统研究军衔的评定工作。1952年3月，军委发布了《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对军队干部设定了9等21级，当年基本完成了评定：

一等：一级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级

二等：一级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

二级军委委员级

三等：一级正兵团级；二级副兵团级；三级准兵团级

四等：一级正军级；二级副军级；三级准军级

五等：一级正师级；二级副师级；三级准师级

（以下略）

1955年1月23日，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作为评定军衔的最主要依据。该指示以干部1952年评定级别为主要依据，衡量干部军衔，具体如下：

一等：一级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级，授元帅

二等：一级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授元帅；二级军委委员级，授大将

三等：一级正兵团级，授上将；二级副兵团级上将、中将基本各半，三级准兵团级，多授中将，少数德才和历史贡献特别突出者可授上将

四等：一级正军级，中、少将基本各半；二级副军级和三级准军级，授少将

五等：一级正师级，多授大校；二级副师级和三级准师级，多授上校

根据指示，准兵团级和副兵团级、正兵团级属于第三等，应授中将以上。可是，在干部军衔公布时，人们却惊奇地发现，有4名兵团级干部仅授少将。

这四名兵团级干部分别是：贺晋年、袁也烈、解方、陈沂

为什么这四名兵团级干部仅仅授少将军衔呢？

先说争议最大的贺晋年。

贺晋年，1910年1月出生于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1927年考取绥德师范学校，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农民反饥饿斗争，1928年2月加入我党。1932年5月加入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任骑兵大队副大队长。1934年7月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参谋长。1935年9月任红十五军团81师长，1937年，红一方面军决定扩编，红81师混编陕北、关中各一个地方团，扩为红27军，军长贺晋年，政委为王平。没想到18年后，军政委王平为上将，而军长贺晋年仅为少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负责留守陕甘宁边区，任留守兵团警备第一团团长，1942年10月任警三旅旅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受中央委派到东北工作，被委任为合江军区司令员。当时，活跃于合江省的土匪号称四大旗杆，分别是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根据土匪飘忽不定的特点，贺晋年主动从军区挑出部分主力部队，分成众多精干小分队，边剿匪边发动群众，其他主力部队在时机成熟后再大举进剿，到1946年底，四大旗杆全部被铲除。

1947年5月，贺晋年任东野骑兵纵队司令员，参加了四平战役。同年8月任七纵副司令员。1948年8月任十一纵司令员。1949年4月任第十五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兼四十八军军长，率部南下江西。

建国后，历任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江西军区副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2年时，贺晋年被定为三等——二级副兵团级。

按上将任职的三条历史资历：红军师级以上干部、八路军旅级以上、解放军兵团级干部，贺晋年红军时期是红27军军长，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授上将军衔是够格的。

但之所以没授成上将，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是贺晋年属于四野系统，四野在上将和中将评定为人数太多，仅贺晋年所在的15兵团，就出了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三名上将，再评贺晋年为上将似乎也不合适。

二个是贺晋年红军时期隶属于西北红军，西北红军其实属于小山头，下属红二十六军，巅峰时期人数仅两千人，红二十七军仅有700人，两个军加起来只有红25军人数一半。因此考虑平衡山头的需要，贺晋年只能屈居少将。

三是贺晋年虽然职务高，但作为一名军事干部，却没有十分显赫的战功。评定上将和中将，对军事干部的战功考量很重要，而贺晋年抗战时期留守陕甘，错过了东征抗日刷战功的机会，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在东北剿匪，后出任非主力纵队司令员，一直没捞到打大仗的机会。

虽然贺晋年被低授，但是一直担任副兵团级领导职务，从军事学院毕业后任装甲兵副司令员，司令员就是大名鼎鼎的许光达。因此，网传因为勾搭某两人犯错误被低授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再谈谈另一个争议较大的人物——解方

解方（1908—1984），原名解如川，又名解沛然，1908年出生于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早年就读于奉天高级中学。毕业后被东北军选送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步兵科留学。1930年毕业后回国，加入东北军，1936年秘密加入我党。抗战初期随军参加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等；在东北军总最高任一一四师少将参谋长。1940年6月奉命到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三局局长、中共中央党校军事训练班秘书长、八路军第一二O师三五八旅参谋长、吕梁军区参谋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奉调东北，历任东野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纵队副司令员、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等职，建国后，任第十二兵团参谋长。1950年10月担任志愿军参谋长，参与第一至五次战役的指挥。回国后任军委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1952年被评定为准兵团级。

解方之所以没授予上将或者中将，主要是资历问题，解方是1936年入党，长期从事东北军兵运工作，1940年才回到八路军任职，是准兵团级干部中资历最浅的。授予上将或中将都不合适，综合考虑还是授予少将军衔较为合适。

下面说说著名的文化将军——陈沂。

说起陈沂，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谈起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在体育界享有盛名的八一队，很多人都知道，这两个是陈沂担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期间创办和组建的。

陈沂，1912年出生在贵州遵义。1931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参加了北平左联，并担任候补执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太行游击司令部民运科长。1939年后任《冀南日报》总编辑、《鲁西日报》社社长、山东分局宣传部代部长等职。1946年，陈沂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后跟罗荣桓去东北，担任东野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东野野战政治部代主任、西满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东野后勤司令部政委等职。建国后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1952年被评定为准兵团级。

陈沂一直在我军从事宣传和文化工作，但也算不上独当一面的政工干部，加上没参加过红军，少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履历，因此他是准兵团级干部中排名相对靠后，授予少将军衔是合适的。

最后说说四人中资历最深的袁也烈。

袁也烈是准兵团级干部中少数大革命干部之一，1899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洞口县。192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为主席的学弟。1924年考入桂军军官学，参与策动桂军军校学员起义，联络同学200多人投奔黄埔军校，编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从事政治工作，后选送到叶挺独立团担任第六连连长。北伐军攻占武昌后，被提升为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三营营长。

大革命失败后，袁也烈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又受党的派遣到龙州，参加左右江根据地斗争，担任红八军一纵队参谋长、红七军第二十师五十九团团长。

抗战期间，袁也烈被派到石友三部队做统战工作。后奉调清河军区袁也烈一直在山东省清河军区（后与冀鲁边军区合并，改名为渤海军区）担任参谋长、副司令、司令员，参与作战指挥。曾在1944年1月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俘虏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烟俊六的女婿。

建国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1952年被评为准兵团级干部。

根据履历我们可知道，袁也烈在红军时期最高当过团级干部，而许多兵团级干部红军时期就是师长军长了为什么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有过一段被捕的历史，1931年5月，袁也烈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的战斗中身负重伤，被组织送去上海养伤。5月15日深夜，他正在阅读文件，被突然闯入住所的英国巡捕抓捕，直接引渡给当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1936年出狱后又被关进反省院一年，直到抗战爆发前夕才回到党组织怀抱。

因为这个原因，袁也烈这位叶挺独立团的老连长，错过了在红军中刷战功升职的机会。抗战爆发后，袁也烈进入山东，又被派去从事4年统战工作，直到1942年才加入八路军，担任清河（渤海）军区参谋长。

综合任职资历、战功等原因，袁也烈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合适的。

组织上也考虑授予袁也烈少将军衔太低了，在职位方面给了不少补偿，1955年，袁也烈担任东海舰队政委，司令员是陶勇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