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名黄埔生参加秋收起义，为何建国后只出了两名上将

大家都知道，秋收起义是1927年我党发动的三大起义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党史专家余伯流曾评价秋收起义三个一：“打出了一面党旗；二是闯出了一条新路；三是走出了一个伟人。”

当时，我党预定参与秋收起义的主要有三股力量，一是湘赣各县农军，二是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其他工人武装，三是我党领导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因此，起义部队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3个团：第一团由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以及鄂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组成，团长钟文璋（兼）；第二团由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工农武装组成，团长王新亚；第三团以浏阳农军加上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分组成，团长苏先骏。

上述参加起义的各路人马共计4000余人。

和其他起义一样，黄埔毕业生中的我党党员在起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事后统计，参加秋收起义的黄埔生共有23人。他们分别是：卢德铭、张子清、钟文璋、余洒度、苏先俊、陈浩、伍中豪、徐彦刚、陈毅安、张宗逊、谭希林、陈龙鹤（朝鲜人）、范树德、游雪程、刘型、王良、陈伯钧、吕赤、徐恕、黄子吉、陈树华、黄瓒、曾士峨。

其中，陈浩、张子清毕业于黄埔一期（张子清是湘军随营学校合并）。

卢德铭、余洒度、钟文璋毕业于黄埔二期。

苏先俊毕业于黄埔三期。

伍中豪、陈毅安、范树德、吕赤、徐恕、黄子吉、陈树华、黄瓒毕业于黄埔四期。

张宗逊、陈龙鹤毕业于黄埔五期。

谭希林毕业于黄埔六期。

徐彦刚、游雪程、刘型、王良、陈伯钧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曾士峨毕业于黄埔军校长沙分校。

建国后，这23名黄埔生却只有两人成为我军开国上将。

一个是张宗逊，秋收起义时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六连连长。

另一个是陈伯钧，正好是张宗逊连一排排长。

为什么其他21人没能获得军衔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大家可能猜到了，革命战争过于残酷，牺牲率非常高。

在秋收起义中，我军三路围攻长沙，遭受优势湘军围攻，损失惨重，钟文璋团被之前收编的邱国轩部袭击，钟文璋本人下落不明，营长黄瓒牺牲。在决定转战井冈山后，部队在芦溪遭到朱培德滇军尾追围攻，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部队壮烈牺牲。

最可惜的要数吕赤了，上井冈山后没几个月，好朋友陈上将向他显摆新缴获的手枪，不小心擦枪走火，吕赤倒在了血泊中。

1929年，红四军决定离开井冈山，转战赣闽，张子清因为负伤奉命留守，虽然躲过了国军的搜剿，但终因营养不良、伤情恶化，不幸牺牲。

红四军下山后转战闽西，进攻漳平，在打开进攻通道的战斗中牺牲了唯一一名朝鲜籍黄埔生——陈龙鹤

陈毅安和游雪程在彭总的红五军上山后奉调红五军，1930年4月，彭总指挥部队进攻江西重镇瑞昌城，由于该城后面是大湖，且洪水猛涨，敌人凭险固守，加上敌之援军又至，故战斗失利，纵队司令员李灿和第二支队支队长程子华受伤，游雪程不幸中弹牺牲。

同年7月，彭总率部攻克长沙，随后撤退，陈毅安奉命率领第一纵队死守全军撤退要道，正在陈毅安指挥重机枪开火时，不幸被敌人火力偷袭，倒在了血泊中。

在中央苏区时期，牺牲的黄埔生最多：

毛委员最看重的军事干部王良和伍中豪，都是打了胜仗后被土匪（靖卫团偷袭），壮烈牺牲。

毛委员看重的另一位军事干部曾士峨，在第三次反围剿时率十一师与国军中战斗力颇强的十九路军交战，见部队久攻不下，亲自操起轻机枪带头冲锋，不幸腹部中弹，抬下战场后伤重牺牲。

牺牲时间最晚的是徐彦刚，在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率领游击队坚守湘鄂赣边，打了许多漂亮的伏击战和运动战，可惜在一次突围作战中负伤，被送到老乡家秘密养伤时被贪财的村民发现，壮烈牺牲。

第二个原因就是由于种种原因离开队伍或叛变革命。

在决策秋收起义部队前途时，苏先俊、余洒度因为不满毛委员上井冈山打游击的决定，离队出走。

苏先俊到长沙后被捕叛变，出卖了省委书记郭亮。彭总率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后处决了他。

余洒度辗转来到上海，对革命悲观失望，脱离了党组织，没两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直接投靠了校长。被委任为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后因走私毒品事情败露，校长亲自下令枪决。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参谋处长陈树华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毛委员派人将其送回老家新化养病，痊愈后联系不上组织，只得脱党。后加入国民党，任军令部第四处少将处长、国防部史政局局长。1949年3月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到北平与中共和谈。4月和谈破裂后随张治中在北平宣布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等。

值得一提的是，陈树华还是我军首面军旗的设计者之一。

毛委员率部上井冈山后，被寄予厚望的第一团团长、黄埔一期生陈浩却被昔日的恩师——原军校教导主任方鼎英收买，和徐恕、黄子吉密谋带兵叛变。幸亏党代表宛希先及时察觉，毛委员采取果断措施，枪决了这三名叛徒。

范树德是我军后勤事业的开创者，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任中央军区供给部副部长、赣南军区参谋长、湘粤赣游击队支队参谋长，在湘南遭敌袭击受伤后叛变，到国军任职。建国后被捕入狱，到1975年3月才获特赦。

第三个原因就是建国后评定军衔时不符合授上将条件。

刘型在建国后转业地方，先后担任湖南省检察院检察长、北京地质学院首任院长，不在军队中任职，因此无法授衔。（有传闻是因为长征时被张主席牵扯，导致高开低走）。

谭希林解放战争时期最高任32军军长，解放后任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青岛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相当于副兵团级。按规定，副兵团级上将、中将各半。

而要成为上将，要满足三条历史资历：红军师级干部、八路军旅级干部、解放军兵团级干部。谭希林在红军时期最高当过红20军代军长，抗战时期最高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相当于八路军旅级。

但在解放战争时由于华野军事干部高人太多，谭希林最高只当过32军军长，因此不满足兵团级干部条件，因此1955年授中将军衔是合适的。

当然，建国后华野也考虑谭希林参加革命的历史，因此破格让其从正军级提拔为副兵团级，没几个月就奉调外交部，成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4年回国后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是训练总监部6位副部长中唯一一名中将（其他5位副部长是萧克、张宗逊、李达、郭天民、彭绍辉），参加秋收起义这段历史资历，也是考虑因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