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超欧美日韩 中国锂电靠什么？

1976年底，当正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固体化学物理研究所访学的陈立泉踌躇着将一封申请从晶体生长转向固态离子学研究的书信寄出时，中国的工业体系正“百废待兴”。

在风雨中追赶

在那个经费条件十分短缺的年代，如果没有切肤之感，很难想象一位学者会在访学中途冒着巨大的学术及个人发展风险更换研究赛道。

“整个马普固体所几乎都在研究氮化锂（Li3N），据说可用来制造汽车的动力电池。”可能正是因为涉及到“汽车”这项“工业明珠”，胡立泉的申请很快得到了中科院领导的通过，但当时没人知道，这个决定为40年后中国锂电产业的蓬勃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8年，陈立泉学成回国。2年后，国内首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在中科院物理所正式成立，在中科院此后的三个“五年计划”里，锂电相关项目都被列入了重点发展清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锂电拓荒路才刚刚开启。

科研从来不是爽文叙事。陈立泉回国十年后，第一批固态锂电池才在实验室中“诞生”。这款固态锂电不仅耗时良久，而且远远看不到商业化的方向。虽然这是同期各国前沿电池研究所遇到的共性问题，即使是在30多年后的当下，相关问题依然没有被彻底攻克。但在当时，“稍显鸡肋”的科研进度还是让整个团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发展的低潮期。

1991年，日本索尼正式发布18650电池，这款应用于索尼Walkman的便携式、可更换的圆柱电池代表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全面实现商业化。

新的方向，新的出路。胡立泉团队暂时搁置了对固态锂电池的“合围”，开始向锂离子电池发起“冲锋”。1995年，我国第一批锂离子电池在实验室中成功试制。相比固态锂电耗时十年，锂离子电池仅用时两年。团队还将A样产品送至彼时还是消费电子领域巨头的摩托罗拉进行性能测试，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此后的三年里，团队先后克服经费不足、产业孵化经验不足、技术培训体系不完备等多个发展难题，1998年，国内首条年产量20万颗电芯的锂离子规模化生产线启动生产，标志着国内锂电产业化、商业化发展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我国锂电的产业崛起之路正式由此开始。

在奋进中强基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杰出人物能够给予历史进程以重大影响，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锂电产业同样如此。从原来的“十年磨一剑的半成品”，到现如今“扛鼎”全球锂电产业发展趋势，在中国锂电发展的宏大叙事中，主角从来不只是少数几位领军人物，帮助产业奠定快速崛起基础的是凝聚几代人心血所铺就得现代化工业体系。

以“新能源之都”常州为例，80年代初的常州，工业体系以覆盖衣食的轻工业为主，工业体系极不完备，省内经济年产值常年垫底，这也是当年我国工业体系之于世界工业体系的缩影。

得益于对国家政策的敏锐协同，常州勇敢开启工业改革与发展试点。经过十年发展，常州由原来的只能印染布匹丝绸、生产自行车，变成了装载机、机床等重点产品大幅增长，电子、机械、化工等重工业发展为常州工业体系新的支柱产业，并在此后的20年一路狂奔，不断完善“硬核”制造体系。

2009年，面对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性引导，常州启动实施《常州市振兴五大产业行动计划》起，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机电设备、新材料等五大产业进行发展，依托此前20余年夯实的工业基础，常州逐渐形成了体系完备的现代化高端制造产业集群：全国工业41个大类，常州有37个，207个中类中有191个，666个小类中有606个。

尤其在动力锂电供应体系方面，常州拥有电池材料、电池系统技术研发等31个关键环节，产业链完整度达97%，这意味着一家锂电生产企业“足不出常”几乎就可以生产出一颗完整的电芯。

产业链的高度完善又可以反向撬动更多的人才、资本，形成“产业虹吸”：2015年后，常州吸引了包括宁德时代、中创新航、蜂巢能源在内的一批锂电龙头来常建厂。这也是常州得以压过一众超一线、一线城市，成为我国新能源之都的根本原因。

有了完备的产业上下游产业链生态，锂电产业的集群效应才能逐步凸显。终端的电池制造与上游的材料、正负极生产企业相互依存、协同发展，通过规模化发展优势获得更大的经济成本优势及市场竞争优势，上下游企业的扩张发展又能推动彼此的技术迭代，以创新为跳板，互相成就，持续完善发展“护城河”，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无论是中国锂电产业的腾飞、还是常州新能源制造产业的崛起，无疑都有着浓厚的时代发展背景。

依托于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的发展内核，把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摆到更加突出位置，着眼于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整体实力的提升，这需要“英杰们” 高屋建瓴的引导，需要产业链条上下游企业紧密协同、共同进步，也同样需要籍籍无名的生产者们默默地付出，中国制造的历史由“他们”共同书写。

在奋进中超越，中国新能源的发展故事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