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曾扩情被释放回南京，刚下飞机就见戴笠带人在那里等他

西安事变后，曾扩情被释放回南京，刚下飞机就见戴笠带着十几个特务在那里等候。戴笠上前说道：“扩大哥，对不住了，校长要你反省反省。”

1924年，时年30岁的曾扩情经李大钊介绍，与同学胡宗南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与陈赓、徐向前等成为同学。

在校期间，曾扩情积极学习，认真训练，积极参加各类学生运动，与蒋先云等组建了青年军人委员会。在一段时期内，曾扩情还担任政治部干事，与时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交好。

周恩来对其颇为照顾，北伐战争期间，曾扩情在周恩来领导下参与东征，立下赫赫战功。

曾扩情虽然勇猛，却没有信仰，他既不倾向国民党也不信仰共产主义，准确地说，他之所以报考黄埔军校，参加北伐，完全是为了个人前途。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曾扩情，当时在黄埔军校里，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在政治上还处在较为幼稚的阶段，极少有人有明确政治倾向。

而且曾扩情比周围同学都大一些，大家都叫他“扩大哥”，比起其他人，曾扩情更加“现实”。政治上的幼稚，生计上窘迫，曾扩情成了蒋介石拉拢的对象。

“中山舰事件”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与共产党“划清界限”。曾扩情因之前与共产党员联系密切，被蒋介石撤了职。

其实，要说与共产党“联系密切”，黄埔一期哪个学员不“密切”？这当然是蒋介石的计谋，目的就是让曾扩情“认清局势”，为己所用。

没了收入的曾扩情彻底傻了眼，经“高人”指点后，他马上给蒋介石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彻底投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

其实，蒋介石之所以拉拢曾扩情，完全是看中了他领导的黄埔军校青年军人委员会。蒋介石任命曾扩情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员”，将“青军委”改组，将共产党员全部踢出，只留国民党员。

黄埔同学会成立后，蒋介石任会长，曾扩情任秘书。这个同学会可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类似于今天的组织部或者人事处的组织，黄埔学生的考察、任命、提拔等都由该组织负责，权力极大。

实际上，蒋介石是利用黄埔同学会，将黄埔军校变成了个人的“军官培训学校”。曾扩情替蒋介石管理黄埔同学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蒋介石的主意，由此可见，曾扩情此时受蒋介石的信任。

作为回报，曾扩情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到处宣称蒋介石是中国之领袖，从而宣传瓦解军阀势力。除此之外，曾扩情还是无数黄埔学员的“伯乐”，为蒋介石挖掘了大批军事人才，为他所用。

曾扩情的官越做越大，可后来连续发生的几件事，让他与蒋介石之间产生了嫌隙。

1935年，曾扩情到北平军分会担任政训处处长，宣传抗日主张，与此同时何应钦与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其中就包含解散政训处，罢免曾扩情等人职务相关事宜。

对此，曾扩情大为不满，责问何应钦。何应钦则说若没有蒋介石授意，他绝对不敢在协定上签字。这下，曾扩情已然明白蒋介石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中华民国”是个怎样的“国家”。

之后，曾扩情虽一路升迁，但担任的大都是没有军权的职位。在旁人看来，曾扩情是蒋介石爱将，一方大员，但其中的苦楚只有曾扩情自己知晓。

西安事变时，曾扩情正在西北剿总任政训处处长。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找到曾扩情，将自己发动事变的初衷和盘托出，拜托他通过广播向世人讲一讲这次事变的原委。

曾扩情对张学良寄予“同情”和“理解”，同时也从个人爱国之心的角度出发，便发表了一通澄清事变原委的讲话。

蒋介石本就不是真心抗日，曾扩情这番讲话则是直接触碰了他的“逆鳞”，所以曾扩情一回到南京，戴笠就带着十几个特务在机场等着他了。

“扩大哥，对不住了，校长要你反省反省。”戴笠说完，将曾扩情“请”上了车。后来，胡宗南等十几个黄埔同学联名上书蒋介石，表示曾扩情“对党国有功”、“不善政治”等，才将其保下来。

1949年12月24日，成都解放前夕，胡宗南派人给曾扩情送来15两黄金，要接他到台湾生活。谁料，曾扩情上飞机前“变了卦”，向解放军投诚留在了大陆。

十年后，曾扩情作为第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高级战犯之一，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见到昔日的“恩师”，曾扩情紧紧握着周总理的手，泪流满面地说：

“老师，总理，我糊涂了三十多年，现在明白了。但头发、胡子都白了，为人民政府做不了贡献了。”

周恩来细细打量着自己的学生，像三十年前一样，关切地询问了曾扩情的思想、生活情况，最后，周总理打趣地说：

“你比以前清楚多了……革命人永远都年轻，什么时候做贡献都不晚。我看你就到祖国的东北去，你在那里被人民改造了十年，要好好回报他们啊。”

此后，曾扩情定居辽宁本溪，在辽宁政协工作。1983年，曾扩情病逝，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