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八路军主力旅长，上任不久就出了问题，建国后仍被评为上将

从农家子弟到革命军人

1910年11月26日陈伯钧出生在四川达县（现在叫达川区）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他从小就跟着父母干农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13岁那年，他考上了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总算有了点读书的机会。在学校里，他接触到了进步思想，还参加了学生运动，结果因为太激进被学校开除了。这事儿对他打击不小，但也让他下定决心要干点大事。

1927年，陈伯钧考进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第六期。这一年，他才17岁，已经开始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了。同年5月，他参加了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表现得很出色，也是在这时候，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的人生就跟革命事业绑在了一起。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当教官，负责训练新兵。他特别认真，教射击、队列，手把手地带，很快就得到了认可。

不过，那年头局势乱得很。8月，他本来要参加南昌起义，结果部队在半路上被张发奎缴械，他也被扣住了。幸好他脑子活，找机会逃了出来，辗转到了江西高安，加入了第20军独立团，干起了团部副官和新兵训练处主任的工作。

他在这儿干得挺起劲，新兵们都服他。没多久，秋收起义爆发，陈伯钧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三营六连一排的排长。

井冈山那地方条件苦，武器少得可怜，他弄到了一把旧手枪，还是个坏的，战友拿他开玩笑叫“半斤铁”。他不服输，硬是把枪拆了，用煤油擦干净修好，能用了。这股倔劲儿，后来成了他性格里的一大特点。

可惜，1928年的时候，他因为手枪走火误伤了战友吕赤，这事儿让他特别愧疚。部队处分他打手心二十下，还把他调去当了一团一连的副连长。毛泽东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材，没多追究，让他继续干。

结果没过多久，他在作战中被国民党抓了，在吉安监狱里受了不少罪，但他硬是咬牙挺住了。1929年5月，红军打回来把他救了出来，他又立刻投入战斗，担任红六军第一纵队参谋长，带着部队打了好几场硬仗。

接下来的几年，陈伯钧在红军里步步高升。他当过红二十军参谋长、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红十五军军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斗。

1932年，因为支持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他被一些反对派领导撤了职，送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他也没闲着，写了一篇《论运动防御》，讲怎么打机动战，思路很清晰。后来，他复出当了红五军团参谋长、第十三师师长，还拿到了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长征开始，他带着部队负责殿后，挡追兵，护主力，累得跟铁人似的，战友们都叫他“铁屁股”。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当红九军参谋长。

途中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被排挤，他后来去了红军大学当教员。1936年，他又被调到红六军团当军团长，跟王震搭档，带着队伍迎接新的考验。

抗日战争的波折

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红军改编成八路军，陈伯钧被任命为120师359旅旅长。这支部队是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的，副旅长王震在部队里根基深，陈伯钧作为新来的旅长，想整顿队伍、提升战斗力，压力不小。

陈伯钧一上任就忙着抓纪律、搞训练，想把359旅打造成一支铁军。那年9月，他带着718团留守陕北，负责东地区留守处的工作，其他部队则由王震带去前线打日军。

10月，他去延安开会，递给毛泽东一张印着“国民革命军少将旅长”的名片。当时很多人对国军的番号有抵触，觉得这不是革命军的身份，陈伯钧这么干被一些人看不惯，觉得他有点“认国军头衔”的意思。

更麻烦的事还在后面。那时候天冷了，他急着给部队弄冬装，派旅部会计袁某去八路军总部领军费。袁某在总部院子里想搭辆军车去延安，结果司机不给面子，俩人吵了起来。

陈伯钧听说后赶过去，问司机为啥不帮忙，司机态度不好，他一急就给了司机一耳光，还说：“同志之间不互助，还算啥革命军人？”这巴掌打下去，事儿闹大了。

当时党中央正在严抓纪律作风，他这一下被定性为违反纪律，影响不好，很快就传到了上面。没多久，陈伯钧被叫去总部挨批。毛泽东觉得他脾气太急，得好好磨磨性子，就把他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0月底，他进了中央党校学了四个月，359旅旅长的位子先由王震代理，后来王震正式接手。他这一走，前线的仗没打成，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到了抗大，陈伯钧沉下心来反思自己。他知道自己脾气急，容易冲动，这回算是吃了教训。1938年6月，他当上了抗大总校训练部部长，负责安排课程和管理学员。

他讲战略学特别带劲，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嗓子哑了还在讲，学员们都挺佩服他。毛泽东有一次亲自讲课，后来忙不过来，就让他代课，可见对他有多信任。

1938年底，他被调去抗大二分校当校长，带着学校到敌后办学，还参加了1939年的陈庄战斗。1940年，他回延安，在总政治部和八路军军政学院干了一段时间，写了一本《八路军简史》，把八路军的战绩整理得清清楚楚。

1941年11月，他当上军事学院副教育长，1942年5月又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当副司令，1943年1月担任385旅副旅长，跟着张宗逊干了不少实事。

解放战争浴血奋战，新中国后展现担当

解放战争一打响，陈伯钧被派到东北，先当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后来又干了合江军区司令员。1948年辽沈战役，他当了东北野战军第一前方指挥所副司令员，帮着指挥部队打锦州外围，把敌人的据点一个个拔掉，为解放东北立了大功。

1949年，他升任第四野战军12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45军军长，带着部队参加平津战役，协助解放天津。10月，他又带队打衡宝战役，跟白崇禧的第七军硬拼了两天两夜，把敌军部砸了个稀巴烂，解放了衡阳。后来，他又参加了广西战役，把白崇禧的部队彻底收拾了。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钧没闲着，先是带队在湘西、湘南剿匪，把地方治安弄得稳稳当当。后来，他干过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军事学院副院长、代院长，帮着军队搞现代化建设。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了新中国军队的高层人物。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64岁。他这一辈子，从一个穷小子走到开国上将，经历了太多风雨，但始终没忘初心。

陈伯钧身上有股韧劲儿，不管是修那把坏手枪，还是长征时当“铁屁股”，还是后来带兵打硬仗，都能看出他不服输的性格。

他也有缺点，脾气急、性子直，但这些毛病他都慢慢改了，尤其是在抗大学习那段时间，他学会了沉下来反思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