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他被连降十级，9年后向中央写下绝命书，后吞枪自尽

说起王范这个人，可能现在没多少人知道了。但他这一辈子，真的是大起大落，苦乐参半。1905年6月16日，他出生在江苏如东县上漫乡（今如东县）一个穷得掉渣的佃户家里，原名叫张庭谱。

那时候中国啥样？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他家住的是破茅草屋，漏风漏雨，靠租地主的田糊口。他从小就得下地干活，挑着担子，汗水滴在黄土地上，日子苦得没法说。

村里有个私塾，算是个小窗口。他在那儿听老师讲革命的事儿，心里就埋下了点啥。1926年11月，他在王盈朝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

那年他21岁，年轻气盛，满脑子想着要翻身，要改变这穷日子。从那天起，他开始在乡下跑，散发传单，组织农民学革命理论，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早年的革命路

1928年春天，如皋西乡搞了个“五一”农民暴动，王范是组织者之一。这事儿听着挺牛，但干起来不容易。那时候农民手里没啥像样的家伙，就靠锄头、棍棒，再加上几把破枪。

暴动冲的是地主庄园，想把粮食抢过来分给穷人。结果喊声震天，闹了一阵子，可没多久就被反动武装给压下去了。暴动没成，但王范这人的胆量和能力，在同志们眼里留下了印象。

1930年10月，红十四军打输了，王范只能转移到上海。那地方灯红酒绿，可底下全是刀光剑影。他化了名，混进四马路巡捕房当了个巡捕。

表面上是抓小偷维持秩序，实际上是给地下党搞情报。他每天穿着深蓝色制服，走在租界街头，眼睛可没闲着，盯着国民党那边的动静。

有一次，他在巡捕房的文件堆里翻到一份密报，是特务要围捕地下党的计划。他赶紧抄下来，晚上在弄堂里跟联络人接头，把消息传出去，救了一批人。

1931年11月，他正式当上了四马路巡捕房地下党支部书记。这活儿更得小心了，他经常半夜在茶肆或者弄堂里跟人碰头。有回他装成卖水果的，推着车在街角换情报，愣是没让人看出破绽。他的脑子活，胆子也大，干得挺靠谱。

可惜，1932年4月，他在一次任务中露了马脚，被国民党抓了。审讯室里啥招都使上了，皮鞭抽，电刑整，他硬是扛着没松口。法庭上敌人没抓到啥真凭实据，只能给他安个“共产党嫌疑犯”的帽子，判了10年，扔进了南京陆军监狱。

监狱里条件烂得要死，阴冷潮湿，铁窗外啥也看不见。但王范没闲着，跟狱友学马列主义，还偷偷传消息出去。他们用破布条写情报，藏在送饭的篮子里弄出去。他还组织大家讨论革命的事儿，鼓劲儿坚持下去。那时候他就挺有号召力，狱友们都服他。

延安岁月到建国初

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国共第二次合作，党组织把狱里的同志救了出来。王范也出来了，出狱那天，他站在南京街头，估计心里挺感慨。

之后他经过李克农审查，改名叫王范，去了延安。到了那儿，他进了中央党校学理论，还当了党总支组织委员。每天早上读马列，晚上跟人聊革命，日子过得充实。

1938年4月，他被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当侦察科长、副部长。这活儿主要是抓特务、搞情报。他带队跑敌后，破了不少案子。

有一次，他装成商人混进敌占区，弄回了敌人的布防图，帮边区躲了好几回麻烦。因为干得漂亮，中央和西北局还给他颁了个“锄奸模范”的称号。

1945年10月，抗战结束了，王范被派到热河省当公安厅厅长。那地方山高林密，土匪多得跟苍蝇似的，扰得后方不得安宁。他亲自带队摸地形，定计划，硬是把匪窝一个个端了。有回伏击战打得激烈，他指挥部队把匪首抓了，当地老百姓拍手叫好。

1948年12月，他回了中央社会部。1949年4月底，又调到华东局，搞了个保卫处当处长。1950年初，他升成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

1955年，他当上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几年他干得挺带劲，把旧政权留下的司法烂摊子收拾得有模有样。1953年，他还陪毛主席视察上海，汇报工作的时候条理清楚，毛主席都点头夸他。

1958年的转折

可好日子到1958年就戛然而止。那年整风运动搞得全国鸡飞狗跳，王范也没逃过去。他被指控犯了一堆错误，以前的功劳全被翻出来挑刺儿。开会的时候，他站在台上挨批，想说几句为自己辩解，可底下没人搭理他。

结果，他从领导岗位被连降十级，变成了个普通职员。这对他来说，打击大了去了。他收拾办公室东西的时候，看着以前签的文件，估计心里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

不过他没彻底死心，觉得自己没干啥亏心事，对组织还有点信任。于是他提笔写了申诉信，想寄到中央讨个说法。信里写得挺诚恳，满心希望能有个回应。可惜，这信压根没到中央手里，半路被人截了。

之后几年，王范的日子过得挺憋屈。他被调去做些没啥技术含量的小活儿，以前的老战友也慢慢不跟他联系了。他一个老革命，干过枪林弹雨的事儿，现在却落得这下场，心里那滋味可想而知。

1967那年一个早上，他实在扛不住了，坐下来写了封绝命书。

信里全是他的苦水，还有对革命当初那份信念的念想。写完后，他没犹豫，拿起枪，对着自己扣了扳机，就这么走了，时年60岁。

王范死了以后，很多人觉得可惜。

1978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有人翻出他的案子重新查了一遍。组织给他平了反，还开了追悼会。

追悼会上，有人讲了他的功绩，说他是个真革命者。上海那天天气阴沉沉的，来悼念的人不少，大家都挺沉默。他的名声总算又被正了过来。迟来的正义，总算给了他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