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杨尚昆问周总理：邓小平自称参加过遵义会议，此事确否？

上世纪60年代初，杨尚昆同志到贵州遵义去视察。其间，遵义的同志问他当年都有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并问邓小平同志是否也参加了？

杨尚昆一一作了回答，但对于邓小平同志是否也参过遵义会议，他却不记得了，于是回道：“我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

不过，杨尚昆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回到北京后，他还专门找周总理确认此事：小平同志说他参加过遵义会议，此事确否？当时他又担任什么职务呢？

对此，周总理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小平同志确实参加过遵义会议，当时还担任会议记录！

按理说，像“遵义会议”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参会人员、会议内容、会议决议等都有着明确的记载，更何况邓公当时还是我党的领导人之一，不可能会将其“遗漏”。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样的疑问呢？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疑问，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当时党史资料发掘深度不够，再加上后来的“特殊时期”等原因，才使其一度颇受争议。

1951年初，为庆祝我党诞辰30周年，遵义地委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开始着手对相关的历史文物、资料等收集工作。

经过近5年时间的准备，1955年10月，遵义会议纪念馆开放。不过，由于当时纪念馆建设尚不完善、历史文物、资料等收集不全等原因，所以会址仅为“半开放”状态，正式对外开放则是在1957年7月后。

但毕竟纪念馆当时仍处于草创阶段，加上建国初期对党史资料收集有限，所以有些地方做得并不完备，比如，在纪念馆的陈列室里，介绍当年的参会人员时，就没有提到邓公。此外，还错误地把当时并没有参会的董必武、林伯渠也列入到了参会人员名单中，直到后来经本人确认后才将其改正。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对外开放后的第二年，即1958年11月中旬，邓公在时任中办主任杨尚昆的陪同下，参观遵义会议会址。

看到昔日熟悉的场景，邓公非常激动，仿佛又回到了20多年前。接着，他滔滔不绝地给同志们讲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随后又指着会场靠里面的一个角落，兴奋地说道：我当时就坐在那里……

邓公在遵义会址的现场追忆，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党史材料，可以说，没有什么佐证材料能够比得上当事人的亲口讲述了。

但秉持着严谨、认真的态度，纪念馆方面并未立即“采纳”，而是开启了求证之旅！

第二年，遵义会议纪念馆方面先后两次致函中央办公厅，希望能从中央档案馆所存的材料中，查一下当年都有哪些同志参加了遵义会议。

同年5月下旬，中央档案馆给予的回复称：他们没有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只有在一件“未署名”的材料中提到了当年参加遵义会议的除了政治局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当时政治局的正式委员为：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陈云、张闻天、秦邦宪（博古）；候补委员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和凯丰。

事实上，除了以上这些人外，还有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当然还有作会议记录、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公。

由于该文件中没有提到邓公的名字，所以中央档案馆在回复遵义纪念馆时，特别说明这份未署名的文件只能作为参考。

但纪念馆方面最后还是根据这份未署名文件的说法，挂出了18名参会者的照片，其中没有邓公的照片。

1965年7月，原红六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李立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作为一名经历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李立上任后非常关心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建设问题。

有一次，李立省长到遵义会议纪念馆视察时，纪念馆的负责人问他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他当即回道：“他本人都说参加了，还去哪里调查？他本人的谈话，不就是活档案吗？”

经李立省长批准，纪念馆方面这才在会议室的说明牌上加上了邓公的名字，并按照“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顺序，将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老总、陈云、林彪7人的照片，挂在了会议室的墙壁上。

那么，这件事到这里是不是就已结束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后不久，邓公就受到了冲击，失去了一切职务，并于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很快，这场风暴便席卷了全国。遵义的“造反派”们冲进遵义会议纪念馆，翻出了1959年5月中央档案馆给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复函，也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那些内容，他们据此大肆污蔑邓公“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

接着，“造反派”们又把会议室里说明牌上邓公的名字打上了黑“X”，还把挂在墙上的照片给摘了下来。

对于“造反派”们这些罔顾历史事实的说法，邓公从始至终都没有承认。

1973年，邓公复出回到了北京。邓公在家赋闲期间，一位老干部的孩子去看望他时，聊起了这件事情。邓公听后感慨地说道：

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已经足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增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

邓公的这番肺腑之言，无疑是对那些罔顾历史事实者、诬陷者的有力回击。

历史真相终究会有大白的一天！特殊时期结束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对此作了全面、仔细的调查，最后不仅证实了邓公的确参加过遵义会议，而且还把他当时的职务给弄清楚了——中共中央秘书长。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邓颖超同志也曾说过，她当时是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前黎平会议后，她就把秘书长的工作交给了邓小平，遵义会议上邓小平作会议记录……这一说法，与周总理的不谋而合。

1935年6月，即遵义会议结束后，邓公调任红一军团政治宣传部部长，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又历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

事实上，邓公一直情系遵义。

1984年11月初，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已经80岁高龄的邓公欣然提笔，为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遵义红军烈士墓题写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匾额和“红军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

不仅如此，在晚年与江同志交班时，他还多次谈到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

的确，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更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我党和我军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