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倾听《欣德·拉贾布的声音》

“‘妈妈，我好害怕，天就要黑了，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饿了，我渴了，我受伤了’……”
作 者 | 郭松民
编 辑 | 南 方

01

先说一下欣德·拉贾布的故事。

2024年1月29日，6岁的巴勒斯坦女孩欣德·拉贾布和叔叔一家五口，乘车逃离加沙城，途中被以色列军队射击，叔叔、婶婶等当场遇难，只有欣德和15岁的堂哥暂时幸存，堂哥拨打了红新月会的求救电话，但堂哥很快也被打死，小欣德一个人守着5具亲人的尸体，继续在电话中求助，在长达3个小时的通话中，她至少5次提到附近有坦克存在。

她在电话中说，“妈妈，我好害怕，天就要黑了，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饿了，我渴了，我受伤了”……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派出一辆车和两位工作人员——优素福·泽诺和艾哈迈德·马洪——去营救小欣德。在出发前他们专门和相关机构进行协调，以确保营救行动的安全性，但救护车在找到欣德之前也失联了。

12天后，人们找到了被以色列军队击毁的救护车，几米之外就是小欣德和叔叔一家被困的汽车。所有人员均已遇难，小欣德的车上有整整335个弹孔。

生于1977年的突尼斯女导演本·哈尼亚，在听到了小欣德的故事后，心中涌起了难以抑制的强烈冲动，她说，“当我听到她在等待救援时拨打的求救电话录音，我感到大地在颤动。此后，我无法从这一悲剧中抽身，决定必须倾尽全力去拍摄这部电影。”

本·哈尼亚没有食言，这就是日前在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映的影片《欣德·拉贾布的声音》。

影片中，本·哈尼亚以小欣德最后的紧急求救电话录音为核心，展现了一种无声的绝望和等待，她有意避免对暴力的直接描绘，而是更聚焦于“恐惧和救援未至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默”。

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是影片内的，也是影片外的。

6岁的巴勒斯坦小女孩欣德听到了这种沉默，并在这种沉默中死于以色列士兵的射击；加沙地带的200多万巴勒斯坦人也都听到了这种沉默，他们正在世界的沉默与假仁假义中陆续走向和小欣德一样的终点——就像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也像《南京照相馆》中被日军驱赶着走向长江的南京市民。

真实永远都具有最打动人心的力量！

影片放映时，影厅里鸦雀无声，只有小欣德稚嫩、焦灼、恐惧的声音在空中回荡，放映结束，经过短暂的沉默，全场起立，热烈的掌声长达23分钟50秒，是欧洲三大电影节（威尼斯、戛纳、柏林）从未有过的，许多人流下了热泪，剧组也向观众展开了巴勒斯坦国旗，并举起了小欣德的照片。

小欣德，只是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军队杀死的2万多名儿童中的一个。

影片实现了电影艺术与现实关切的高度统一。

本·哈尼亚，你是有良心的电影人，也是电影人的良心。

威尼斯电影节还在进行中。据说，由于评委会主席从中作梗，《欣德·拉贾布的声音》可能无缘金狮，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上将有很多人听到小欣德的声音。

02

如何以人类一部分的名义，制止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另一部分人类的种族灭绝，这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话题，这里不展开了。

主要想说的，还是电影。

“中国制造”早已走向世界了，但中国电影还不行。

许多我们自己津津乐道，沾沾自喜，并收获了巨大票房的影片，在国际市场上都不行。

《欣德·拉贾布的声音》是一面镜子，映出了我们自己的短板。

近年来，主动地按照“东方主义”建构中国形象的第五代电影，已经悄然退潮了。

但取而代之的新主流电影，还困在悲情与民族主义的话语里。这些电影，在国内语境中看，没有什么，拿到国际的语境中看，就显得陈旧、老登、自恋……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无论经济还是军事实力，都已经发展到了教员所说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时候了。

这种情况下，过于关注自己，别人就很难与你共情，而电影最重要的功用，就是能让别人与你共情。

这就像一个健壮的大男人，整天沉浸于自己的伤心往事，要么悲悲切切，要么咬牙切齿，总盼着别人同情，这怎么能行？

这样的男人，除非是有同情心的、愿意扶危济困的、敢于主持正义的形象，否则就不会受人尊重，也不会有立足之地。

困难在于，中国许多主流电影人，内心深处还是高度殖民化的。

这表现在，当人们谈到超越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话题时，他们就落入到反战、落入到“日本人也是战争受害者”（如陆川的《南京！南京！》）的窠臼中了。

这是一种渴望帝国主义、殖民者、强者认同的“普世主义”，是一种“殖人普世主义”。

这种“殖人普世主义”认为世界有等级的，人也是有等级的。

犹记得二十多年前“911事件”发生，多少中国知识分子出来说“今夜，我是美国人”。

可是，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已经快两年了，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万人，但从来没有听谁说“今夜，我是巴勒斯坦人”。

今天，中国需要一种面向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普世主义”，并通过中国电影展示出来。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以扶危济困，主持正义的形象展开，应该以自由与和平的缔造者形象展开，应该以有同情心的强者形象展开，而不是一味咀嚼自己的痛苦。

谄媚强者，不会受到尊重；无视弱者，对不公不义的事情熟视无睹，甚至幸灾乐祸，就不会受到拥戴。

中国电影如果没有面向弱者普世主义，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走出国门，就只能在国内市场圈地自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