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警方两度刑事介入股权纠纷后，原股东获重刑

撰文| 刘虎

9月18日，浙江省台州市中级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一起合同诈骗案。庭上，被告人张凌敏的辩护律师指出：张凌敏非但不是加害者，反而是整个案件中损失最惨的一方。作为公司创始人、优质项目的发起人，他本可凭借自身品牌资源与餐饮经验“盆满钵满”，却因引入后续股东而“引狼入室”，股份被逐步蚕食，伴随报案与威胁，最终被围剿出局。

3月27日，台州市椒江区法院一审判处张凌敏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判令赔款及罚金。

张凌敏加盟的鸿姐老火锅。刘虎摄

律师强调：一审认定其合同诈骗，既不合逻辑，也悖于情理。本案所谓“被害人”事实上并无实际损失，反而借刑事立案“趁火打劫”获得超额收益；与之相对，张凌敏不仅创办的公司与股权易主、个人倾家荡产，还失去人身自由、面临十余年牢狱之灾。他在股权合伙中失去品牌、公司与门店，股权被剥夺殆尽，并无非法占有任何财产。

律师质问：“若将‘虚增投资成本’与‘股权价值’简单绑定、将创始人因现金出资与他人不等比例即认定为诈骗、将经营中以合同价差预留备用金视为非法占有、允许刑事手段肆意干预民事纠纷、让资本入局者通过‘蚕食侵吞’发起人股权而摇身变为受害者，那浙江乃至全国民营企业家几乎人人有罪，企业家群体将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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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鸿姐火锅店

台州椒江人张凌敏从事服装零售、糖果订制、餐饮生意多年。自2020年起，他与吕振宇合作餐饮，先后共同创办并经营多家连锁品牌门店，成功拿下“先启半步颠”小酒馆并运营良好、取得“鸿姐老火锅”浙江台州首店经营权并实现“开门红”，显示出项目的成长性。

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共富土壤中资本持续寻找高回报项目。他们的成功引起本地部分有实力、有人脉商人的关注，多人主动与吕振宇联系并参与入股。疫情冲击及经济下行中，四家店经营承压、股东矛盾显露。外部股东以管理团队涉嫌“职务侵占”向警方报案，逼迫张凌敏、吕振宇将其持有的45%股份以不足上一轮融资估值（1940万）四分之一的价格180万元转让后退出。

无论价格是否公允，二人最终在大股东委派律师拟定的合同上签字。大股东向警方提交《谅解书》后，两人被“扫地出门”。此后，随着其他小股东的利益诉求与报案，以及大股东接手后亏损持续扩大、意在挽回损失等因素叠加，椒江区公安分局再次介入，对该民事纠纷一方（张凌敏）以涉嫌“合同诈骗”实施抓捕。

经一审、二审多次开庭，案件轮廓渐清：所谓“合同诈骗”，实为个别有力人士滥用与公检机关的特殊关系，以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追逐商业利益的老套路。其特殊之处在于，推动刑事立案者并非单一股东，而呈“接力”之势：多组股东围绕同一事实，以刑事途径不当插手民事并获利，直至将原本仅是对经营手法、财务安排意见不同的内部纠纷，演绎为“合同诈骗”——但所谓“诈骗者”并无实际获利，反而丢掉公司、蒙受巨额损失，而“受害者”未受损失甚至收益颇丰。

台州市椒江区法院。刘虎摄

在一审三次庭审中，张凌敏详述项目发起与资金流向。其与吕振宇2020年出差上海时发现“先启半步颠”生意火爆，结合多年创业与亲属餐饮经验，决定加盟。合作分工上，张凌敏负责选址、装修、运营；吕振宇负责融资与外联。其后，张凌敏看好“鸿姐老火锅”品牌，他多次赴沪与品牌创始人深入沟通，用近一年时间取得品牌认可，拿到浙江首店及台州代理权。“鸿姐老火锅”为重庆正宗老火锅“非遗”品牌。

据吕振宇称，2021年其朋友夏乐平、郑永志等看到“先启半步颠”火爆后主动入股；2022年初，在与总部谈妥“鸿姐老火锅”浙江首店代理名额后，吕振宇与夏乐平沟通，由彭益、黄赞出面合作“鸿姐老火锅”项目。表面看，夏乐平系当地制造业公司负责人，但据当地消息，他除明面生意外还从事不良资产收购与变现，其路径依赖在后续合作中似有呈现。“企查查”信息显示，郑永志等在其他公司与项目中也与夏乐平等合作，本项目中则以朋友与代理人身份介入。

张凌敏回忆，拿到品牌运营权后引入外部股东：2022年8月至2023年4月，在台州温岭、路桥、石小路及杭州共开四家火锅店，其中三家为“鸿姐老火锅”。四家店均由张凌敏与品牌方签署代理合同并支付代理费。2022年10月底，张凌敏、吕振宇、彭益（代表夏乐平）、黄赞（代表郑永志）四人注册“浙江新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未开立对公账户）。股权结构：张凌敏（法定代表人）22.5%，价值436.5万，最初自投，后转让给部分隐名股东；吕振宇（妻子肖丽代持）22.5%；彭益40%；黄赞15%。四家店均办理个体工商户执照，分别登记在不同股东名下。

四店落地后，2023年1月13日，四名明股股东在律师见证下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及四家店《代持协议》。

先后进入的外部股东，有的以代理人持股，有的为隐名股东（如吕振宇引入的陈伟）。由于未聘专业律师与会计，且投资人并非专业机构，资金并非一次到位，而是按开店预估陆续投入；另方面，外部投资未给管理团队预留工资与流动资金。需强调：新耀公司注册后，四家店仍各自立账。为避税，经营流水未进入新耀公司，而是进入日常经营者及相关股东个人账户，这为后续纠纷与法律风险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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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与争执：第一次警方介入

盈利时一切顺遂，亏损时矛盾丛生。2023年2月，杭州店开业前，前三家门店因疫情与市场因素略亏、无力发薪；此前未预留备用金且其他合伙人不愿追加，张凌敏作为直接经营者以个人垫资借款支付员工工资。2023年4月，杭州店开业前几天，彭益、黄赞致电称2月亏损致发薪困难，“生意不如想象、回报不高，要求退出卖股”，当时双方未达成一致。

同一时间线内，2023年4月24日（杭州店开业前两天），彭益向椒江公安报案称张凌敏、肖丽在房屋租赁中收回扣，涉嫌侵占约107万元；当日警方出具《受案回执》，5月22日以“0424张凌敏等人职务侵占”立案。张凌敏解释：租赁差价与折扣经合伙人同意作为备用金用于运营，未私吞；所谓差价合同放在公司办公室，部分股东曾查阅。尤其杭州店“阴阳合同”问题：四位合伙人均实地考察过地址，鉴于前三店曾亏损且无备用金，为给杭州店预留经营备用金，经各合伙人同意才签两份《租赁合同》。

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刘虎摄

虽新耀法人为张凌敏，但四家店投入多走个人账户；除张凌敏外，吕振宇及两名外部股东提供的个人卡号亦被使用，流水账由彭益指派的彭姓人员记录维护。至于各方是否知情，在吕振宇因他案失联后，形成“罗生门”。例如，张凌敏称吕振宇曾让其P图高租金转账记录供彭益做账；该说法因吕振宇下落不明未能对质。此阶段，疑似大股东夏乐平“打通关节”后，于4月24日以“职务侵占”报案并获立案，被视为极不善意且危险的开始。显见，在股东矛盾尚未协商解决、公司仍处投入期且最大店未开业之际，该类报案仍被立案，实属异常。该案后期亦有公安内部人士表示“本不该立案”。

二审中，辩护人指出：原属财务挖补与商业惯例事项，却被违背契约精神的方式直接以刑事手段介入，实为“鸠占鹊巢”。时间点亦耐人寻味：张凌敏拿到台州独家经营权、三店已营业并有盈利与分红、第四店筹备完毕之际，他并未以创始人身份向公司索取更多干股；一旦被赶出，公司“摘桃子”的时机正好成熟。

2023年6月24日，双方谈判，彭益方以180万元收购股权，其中90万元转至张凌敏账户，另90万元转至吕振宇指定账户。随后由彭益方律师团队拟定《股份转让协议》，2023年6月25日完成股权交割与工商变更。在警方介入背景下，张、吕唯有让步，以低价转让并退出——此前零散融资已将新耀估值推至1800万—2000万元。

2023年7月初，张凌敏就“职务侵占”被椒江警方经侦大队传唤调查。基于股权转让既成事实，彭益等陪同至经侦并出具《谅解书》，明确合伙人知悉并同意杭州店高租金合同用于经营，无非法占有主观意图；同时提交《撤案申请书》《股权买卖协议》。询问中，办案人当场表示“应不能立案，不知为何立案”；并认为“职务侵占”难成立，准许回家，但未按申请撤案，原因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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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侵占”如何变身“合同诈骗”

回看从立案后被搁置的“职务侵占”转成“合同诈骗”，有诸多偶然与推动因素。疫情后“小阳春”中，几家店火爆，连续分红。期间有人循估值约1940万元的框架出售部分股份并以隐名代持。隐名股东在得知张、吕已低价出局后，自然要求给出解决方案——通常显名股东在代持协议下处分名下股份属民商事范畴，仅在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时才涉刑。

为何椒江分局最终认定“合同诈骗”？梳理举报脉络可见：个别办案人员“以刑要债”，以既立未撤的刑案介入本应由民商法调整的纠纷，夹杂人情与利益因素。第一个举报“诈骗”的是隐名股东陈伟。陈伟由吕振宇引入，前期与其协商合作方案（未签书面协议）。据张凌敏，他曾多次询问吕振宇陈伟是否知悉并同意股份转让，吕振宇称“知悉同意”。实际情况是：直至2023年8月陈伟找上门，张凌敏才知吕振宇对陈伟长期隐瞒，转股未征得其同意。陈伟遂要求退还全部投资194万元（估值1940万元，对应10%）。张凌敏表示：其仅代持陈伟5%，且陈伟5%对价未全部到位，前期仅收70万元，其余打给吕振宇；因此愿按自己代持的5%承担。鉴于出让时公司亏损、估值不及投入期，他仅愿退还一半，陈伟拒绝。

2023年11月，陈伟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张凌敏、吕振宇与肖丽返还全部投资，并诉前保全；其民事证据包括转账入股与两次分红记录。法院已开庭，未判决。2024年1月中，陈伟嫌民事进度慢，又知彭益等曾向经侦报案，遂亦前往。经侦答复：“职务侵占不成立，先处理民事，不予受理”。2024年5月，陈伟再与张、吕协商，称民事判决慢、经侦不受案，降低诉求至145万元。张凌敏同意，二人各退72.5万元。张凌敏先转50万元，陈伟通过微信明确尚余22.5万元未还；陈向吕追款被拒。其后，吕振宇因涉他案于2024年6月外逃。

台州市椒江区检察院。刘虎摄

陈伟发现吕振宇为失信人、拒绝见面，对其还款信心尽失，遂向张凌敏发信息，要求其承担全部145万元，否则以“诈骗”报警。张凌敏拒绝。2024年5月，陈伟再次向椒江公安以诈骗名义报案。

经侦反馈：经刑侦与法制大队共同研究，“职务侵占”“诈骗”均不成立；但因2023年彭益、黄赞报案未及时结案，如今又有人报案，无法就此结案，要求张凌敏尽快赔付陈伟，解决民事后方可撤“职务侵占”案。张凌敏称，5月底，吕振宇反向施压，要求张凌敏替其支付72.5万元并额外给60万元，否则将联合陈伟、彭益、黄赞再度就“职务侵占”“诈骗”等罪名报案，“让他坐牢”。

2024年6月中，公安称“职务侵占不成立”，但因陈伟控告“诈骗”，可能转向研究诈骗罪；同月案件以“诈骗罪”移交刑侦。最初“职务侵占”，警方仅传唤、从未采取强制措施。2024年8月26日，警方上门传唤，张凌敏不在家，其当日下午3时主动到案，随即被刑拘；9月30日以“合同诈骗罪”批捕，由刑侦转经侦。吕振宇出逃，至今下落不明。

辩方认为：椒江公安虽对“职务侵占”履行立案，但对“合同诈骗”既无报案材料指向，亦未作立案决定，在此情况下以“合同诈骗”名义开展侦查，缺乏程序合法性基础。对上述不正常程序，一位办案警官亦曾私下对家属承认程序有问题，但“不能拦着同事‘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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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再度介入：隐名投资者成最大赢家

2024年11月29日，椒江区公安分局向椒江区检察院移送起诉。检方《起诉书》概述：2022年7月至2023年上半年，张凌敏与吕振宇（另案）、彭益、郑永志等在椒江等地合伙，共同出资先后成立温岭市城西鸿姐火锅店、台州市路桥区鸿姐火锅店、台州市路桥区石小路餐饮店、杭州市拱墅区鸿姐火锅店，由张凌敏负责经营决策；彭益、郑永志等共占55%，张、吕各22.5%，后二者又各转5%给陈伟（陈10%）。期间，张、吕通过签“阴阳合同”、伪造转账、经他人账户走账等方式虚增投资费用839万余元，将总投资虚增至1915万元；彭益实出764万元、郑永志287.25万余元、陈伟194万元，共计被骗545万余元。

二审辩方提出：先打款后签《投资协议》在商业上常见，往往说明投资人急于锁定股权，形成事实投资关系；依据《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依法成立的股权转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定或约定除外），本案合同履行在2022年11月前即通过股权登记完成，并非“经营过程中”始发生，检方所谓“通过阴阳合同减少出资义务”难成立。合同诈骗须同时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财”的要件，本案均不具备。

台州市中级法院。刘虎摄

资金流向上，银行流水、征信、分红记录显示：所谓“差价”主要用于门店经营（员工工资、培训、日常开支），并未转移或挥霍；张凌敏个人征信贷款余额未显著下降，无“携款逃匿”“个人挥霍”迹象；2023年初门店亏损时，“差价”用于发薪；各股东亦获得分红（如郑永志10万元、陈伟6万元）。若存非法占有目的，不可能持续分红。投资人亦非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彭益为明股东参与经营决策（公司内部群聊天可证），对开支知情并认可；陈伟等暗股东主动购买股权（股权转让协议可证），其关注点为收益而非成本细节，符合“投资自负”原则；投资人并未因差价而产生错误认识——如彭益、黄赞在转让时认可公司估值（转让价180万元），陈伟退赔后已收回全部投资并获超额收益（退款190万元+分红＞初始投资75万元），均无实际损失。

此外，“差价”取得系市场议价的正常结果（如路桥店因品牌热度获租金优惠、装修设计费因批量委托获折扣），属于民企常见“风险备用金”，用于对冲经营风险。至于转账记录P图，亦为彭益等提出并在群内告知财务彭涛，不能排除为“股东合意”的“画蛇添足”，从结果看更像以刑事手段剥夺创始人股权的预设“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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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资本”剥夺创业者的盛宴不应被容许

二审中，辩方给出颠覆性解读：所谓“被害人”不仅未因合同签订与履行受害，反而暴露出非法占有张凌敏资产的主观意图。股东从未对签约时股权份额、出资对价等条款提出异议，纠纷发生后亦未选择退股恢复原状，反而乘人之危以低价收购张凌敏股权，接管公司与门店——张凌敏才是“强迫交易”意义上的受害者。

张凌敏因轻信合伙人吕振宇，相信其引入的投资股东，分出大量股份，把40%“大头”出让给夏乐平（由彭益代持），又给了吕振宇、郑永志、陈伟股份，自己仅余17.5%。夏乐平、彭益、郑永志在此前早有多年合作，股权架构形成对创始人极为不利的一致行动格局。2023年4月24日，杭州店开业前两天，彭益未与张凌敏沟通即报警；立案后，在夏乐平主导下，张凌敏以“原价二折”出局。其所获22.5%股权转让款，少到连支付隐名股东陈伟10%股权款都不够。陈伟以实付70万元的代价，最终获得190万元及分红。

有录音显示，陈伟通过“找关系”方能再次报案并将“职务侵占”改造为“诈骗”，从而以刑事路径获取民事诉讼未能得到的回报。彭益在已拿到张凌敏全部股权后，得知陈伟报案，又继续补充不利证言，进一步将张凌敏推向深渊。辩方并指出一处诡异资金流：彭益原本应付给吕振宇的90万元，却打给了郑永志，而股权落在黄赞名下——显示吕振宇、夏乐平、郑永志、黄赞等“案外合作股东”极可能合谋“刑化股权”，对张凌敏实施“股权杀猪盘”。

张凌敏的困境，也与其法律意识薄弱相关：在合伙协议中，尽管其系发起人、拥有品牌授权与首店等核心资源，却未明确约定干股；仍按比例拿出300多万元现金出资（而其他股东多未足额到位），反映其希望公司做大却在权利维护上的迟弱。另一细节亦见其善意：被赶出公司后，经营下滑，他仍通过店长向新管理团队提出改进建议。而对方在低价获得投入1700余万元、估值1900余万元的经营权后，非但无感恩，反而“继续找关系”，参与对其的追剿与剥夺。

2025年3月27日一审最后一次开庭，公诉人称对公安机关未查明资金去向的侦查“不予评价”，亦承认资金用于经营、并非全部被张凌敏取走，却称“需要较多备用金是笑话”。当日法庭宣判：张凌敏合同诈骗罪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6个月，责令赔偿1555361.97元，并处罚金26万元。

张凌敏被迫失去亲手创办、拥有核心品牌授权且现金投入近四百万元的公司控制权，又被污以“诈骗”，即便家人筹资“退赔”，仍被判十年以上徒刑、“赔偿”155万元——这几乎是一场以“受害者”名义瓜分创业者血肉的盛宴。

二审中，辩护律师感叹：“从资本入局、控制大股，到刑事报案、股权转让；从同室操戈，到弹冠相庆——几名合伙人不仅把创始人张凌敏吃干抹净，还‘杀人诛心、敲骨吸髓’，令人胆寒！”

经营中的一家“鸿姐老火锅”。刘虎 摄

9月初，笔者走访台州两家仍在运营的“鸿姐老火锅”，并查验注册资料：两家面积不小的门店仍在彭益等人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