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应对特朗普贸易战？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思考说起……

1、特朗普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多年累积的反全球化声音的一次总爆发。

2、达龙·阿西莫格鲁他们写道：“自由贸易的收益大于损失。避免1999年我们在西雅图看到的那种自由贸易抗议的一个关键是制定政策，让每个人都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

3、美国的问题在于分配太不公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国家治理和再分配，而不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本身。

4、面对关税，谁更有灵活、多元的选择空间，谁更有筹码，那么，谁遭受的实际损失会更小。

5、面对关税战不可避免带来的冲击，中国应该多推行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惠民政策，持续推进社会公平，尤其是要大幅改善广大中下阶层民众的生活处境，补齐社会保障和民生福利的短板。

从诺奖得主的思考说起：中国何以应对特朗普关税战

（本文原载于今年7月，彼时中美贸易休战，但如今特朗普重启贸易战，本文的观点仍未过时。）

来源/HK01

尽管眼下中美关税战暂时休战，但特朗普（Donald Trump）反复无常的性格，依然让人不得不对特朗普重启关税战保持警惕。最近笔者阅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莱布森（David Laibson）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A.李斯特（John A. List）合著的《微观经济学》，其中关于自由贸易的探讨对于审视特朗普关税战具有参考价值。达龙·阿西莫格鲁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写下《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在《微观经济学》一书中，关于贸易的探讨是从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期间遭到近4万名示威者围堵的故事开始说起。反对自由贸易、抗议全球化的声音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早已有之。关于这点，曾在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时期担任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失败》一书中写道：“全球化是颠覆第一世界就业市场的阴谋，是资本榨干剩余价值、侵吞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企业通过把本土市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迁移到海外这种劳动力套利的方式获利……当收入和财富在社会上层积聚时，数百万美国人却流离失所。”特朗普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多年累积的反全球化声音的一次总爆发。

然而公允地说，全球化、自由贸易产生的问题不在于全球化、自由贸易本身，而在于相应的经济体不能因势利导，故才让全球化、自由贸易带来问题。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因为每个经济主体的比较优势不同，分工协作会提升效率和增进社会福祉。这正是贸易的基础。全球化只不过是把贸易范围从一国之内扩大到世界，让各自的比较优势大显身手。对于企业来说，可将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卖到最广阔的全球市场；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从最琳琅满目的全球市场买到商品和服务。因为全球市场最广阔、选择最多样，自由贸易可让买卖双方获得最多的社会剩余。

达龙·阿西莫格鲁他们在《微观经济学》一书中分析了出口国和进口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受损与获利后认为，无论一个经济体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开放贸易的总收益都高于总亏损。因为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可以获得远超开放贸易前的社会剩余。当然，开放贸易之后难以避免会产生全球化的输家和赢家，但只要总收益大于总亏损，开放贸易便是明智的选择，只不过应该让赢家补贴输家。达龙·阿西莫格鲁他们写道：“自由贸易的收益大于损失。避免1999年我们在西雅图看到的那种自由贸易抗议的一个关键是制定政策，让每个人都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

美国的问题在于分配太不公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国家治理和再分配，而不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本身。当特朗普发起关税战，把责任归咎于外国，恰恰是转移责任。考虑到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符合经济规律，特朗普的关税战估计最终损害的是美国整体福祉。

对于中国来说，应该看到的是，贸易战没有赢家，关税战最终比的是不同经济体的韧性。特朗普只要发起关税战，首先便已经会对本国进口、民众消费带来负面冲击。其次，当中国选择对等反制的时候，又会给美国的出口、美国企业带来冲击。面对贸易战冲击，中美谁更有韧性，谁更能化危为机，谁便有更多的谈判筹码。

达龙·阿西莫格鲁他们写道：“税负会更少地落在更具弹性（即对价格变化反应更灵敏）的市场那一方。当供给比需求更具弹性时，税负就会更多地落在买方身上；当需求比供给更具弹性时，税负就会更多地由卖方承担。”简单地说，面对关税，谁更有灵活、多元的选择空间，谁更有筹码，那么，谁遭受的实际损失会更小。

当特朗普对中国出口企业加征高额关税的时候，关键得看是中国企业还是美国消费者谁更有选择空间。如果中国企业既能顺应扩大内需的战略，增大国内市场的布局，又能在美国之外的全球市场扩大贸易规模，那么，自然能在面对压力时具有谈判筹码。当中国选择对等反制的时候，如果既能重点针对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尤其是瞄向能影响特朗普票仓和游说美国政坛的美国企业，又能在中国具有关键优势或让美国产生依赖的中国出口商品中精准反击，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关税战没有出路，和平合作、互利共赢才是最理智的选择，贸易反制只是迫使特朗普回到谈判桌的必要手段。这意味着只要现实条件允许，中国最理智的选择依旧是尽量与美国维持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至少是维持“斗而不破”状态。除此之外，为了降低关税战对本国企业的冲击，中国既要化危为机，下大力气扩大内需，提升国民收入，努力成为消费大国，又要持续扩大美国之外的国际市场，在全世界多交朋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是，面对关税战不可避免带来的冲击，中国应该多推行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惠民政策，持续推进社会公平，尤其是要大幅改善广大中下阶层民众的生活处境，补齐社会保障和民生福利的短板。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在应对特朗普关税战之时有最生生不息的人心基石。

（这是一本为美好社会理想构建政治地基的探索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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