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43条拘役罪犯“回家权”照进现实

唤醒“沉睡条款”之后……

——刑法第43条拘役罪犯“回家权”照进现实

“回家后，看到妈妈添了好多白发，那一刻，我真正意识到错了……我会好好改造，再也不碰法律红线！”近日，某公司负责人顿珠（化名）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检察院检察官哽咽地道出心声。

不久前，顿珠因为没来得及完成工作交接就被收监执行，导致近50万元农民工工资没有按时发放。这件事让他在高墙内日夜难安。

看守所民警察觉其情绪异常后，联合驻所检察官展开研判。经审核，批准其回家一天。回去后，顿珠立即发放了农民工工资，然后赶往家中与家人团聚。

这不是特赦，而是依法“放人”。刑法第43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执行期间，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两天。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条款曾长期“沉睡”。

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坚持以司法办案引领社会法治意识，激活了正当防卫条款，如今，在最高检指导、各地检察机关持续推动下，被称为拘役罪犯“回家权”的刑法第43条也正逐渐被唤醒——

一扇看得见却推不开的门

“拘役刑，是我国刑法立法的一个创新，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暨刑事执行检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时延安对记者说，“这种刑罚的设计，就是在确保对罪犯进行必要惩罚的同时，使其能够与社会、家庭保持必要的联系，有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有利于罪犯的回归。”

“从法律解释上讲，‘可以’意味着一般情形，就是说，在一般情形下允许拘役犯回家；当然，也存在例外的情况，例如，在执行期间表现不好等，看守所也可以不准许其回家。”时延安解释道。

但在司法实践中，这道“回家门”却成了看得见、摸不着的“玻璃门”。

2023年8月，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检察官卢正贤在看守所巡查，一名拘役罪犯的诉求引起了他的注意：“检察官，我妻子刚生育一子，现在家哺育婴儿，家中还有三个小孩需要照顾，承包的300余亩玉米和魔芋至今无人照理，急需我回家处理……”孔某此前向看守所申请回家，被告知缺乏明确的申请程序和相关机制，未获批准。

这是不是普遍情况？卢正贤随后展开了调研，“经调查发现，近几年一些看守所只有个别拘役罪犯依据刑法第43条被允许回家，但民警全程押解、戴着手铐，在家停留不超过两小时，这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回家探亲’。”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也曾深入调研，发现该市某看守所2019年至2023年，共收押拘役罪犯1741人，仅批准回家2人，批准天数分别为1天和半天。

为何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可以回家”，在实际中却得不到落实？

“不是不想批，是真不敢批。”许多看守所民警都有同样的困扰，“法律给了钥匙，却没说开哪扇门、怎么开，流程怎么走？脱管追责如何界定？”

9月17日，在安徽省广德市看守所，该市检察院驻所检察官向拘役罪犯详细了解其申请回家办理公司业务的诉求。

安徽省广德市看守所副所长张超坦言，“既怕他跑了不回来，又怕他在回家期间出事。毫不夸张地说，回家人员哪怕晚回来一个小时，对我们来说都是监管事故。”

“除了监管安全顾虑、缺乏配套实施细则，还存在未充分告知拘役罪犯这一法律规定等多重障碍。”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的调研报告指出。

卢正贤和同事们通过调研发现，在某看守所服刑的30多名拘役罪犯，竟无一人知晓刑法第43条。

多重困境之下，这则法律条款在高墙内沉睡了一年又一年。

法条从“沉睡”到“苏醒”

孔某的申请像一颗种子，在卢正贤的心中悄然生根。

“刑法第43条规定的拘役罪犯的‘回家权’应当得到保障。”带着这样的信念，卢正贤和同事们开始行动。

为了调查评估孔某申请回家事由、家庭和生产生活是否需要其亲自处理及其社会危险性，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入户走访，实地查看拘役罪犯孔某合作社种植情况，对看守所的审批进行监督。

如何让看守所打消顾虑？钟山区检察院多次与看守所沟通协商。“我们设计了审批流程，厘清责任边界，降低执法办案风险。”卢正贤表示，“我们向看守所解释，只要认真审查、按程序审批，即使出现问题，责任也有规可依。”

“哐当”一声，看守所的铁门缓缓打开——2023年8月15日，孔某攥着批准文书，快步走向等候的家人。他赶回家安排农活、施肥收割，又抱起襁褓中的小儿子。“把事情全安排妥了，回来心里踏实多了。”孔某返回看守所时，特意给管教民警鞠了一躬。

孔某成为钟山区检察院监督看守所按流程审批、让符合条件的拘役罪犯回家的一次探索。

随后，几名按流程审批回家的拘役犯全部平安归来。“看守所觉得是可行的，决定和我们一起推进这件事情。”卢正贤表示。

2024年2月，钟山区检察院与六盘水市公安局钟山分局会签了全省首个《关于拘役罪犯服刑期间回家的实施办法（试行）》（下称《实施办法》），将法律的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包含犯罪情节、服刑表现、家庭需求等12项指标的“评分表”，高分优先批准回家申请，涉毒等情形“一票否决”。

钟山区检察院还联合镇远县检察院研发了“拘役罪犯回家监督模型”——如果发现看守所长期无人获批回家，该模型将会提示，检察机关可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核实，向看守所制发检察建议；而一旦发现“高分不批、低分反批”等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即预警，检察机关可及时开展监督。“相当于给制度装了‘监控器’。”卢正贤说。

这一做法得到了贵州省检察院高度重视，向全省大力推广。“我们随后开展专题调研，梳理分析各地在拘役罪犯回家规定执行过程中的困难与建议，又听取了公安机关的意见。我们认为有必要从省级层面出台文件，对《实施办法》进一步统一、规范、细化。”贵州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刘明对记者说。

今年6月，贵州省检察院与省公安厅联合印发《关于落实被判处拘役罪犯在执行期间回家制度的工作指引（试行）》。“我们对《实施办法》进一步统一、规范、细化，对拘役罪犯回家的适用条件、办理程序和监督程序等作了详细规定，明确了相应的免责情形，进一步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刘明表示。

让罪犯“回得去、管得住”

改变，不只在贵州。最高检刑事执行检察厅厅长王光月介绍，最高检正指导江苏、安徽、海南、重庆、宁夏等地检察机关，共同推动刑法“回家权”条款落地。

在最高检的指导下，从重庆、江苏、贵州等省级检察院到各个市院、基层院，各地检察机关相继联合公安机关出台工作指引、实施办法，构建起保障拘役罪犯回家的全流程审查、监管体系。

徐某是在某服装厂服饰打版岗位工作20余年的“老师傅”。今年春天，服装厂与国外公司商谈业务时，需提交一份真皮标样品，但厂内其他打版师做出的样品均未能达到验收标准。在会见家属时得知这个情况后，正在拘役中的徐某向江苏省江阴市看守所管教民警提出申请，希望帮企业解决这个技术难题，并回家探亲。

“既要保企业，也要守安全。”根据2024年11月江苏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出台的《关于落实被判处拘役罪犯在执行期间回家制度的工作指引》，看守所严格对照并进行初步评估。

“我们派驻看守所检察室的检察官通过查阅材料、参加会议、个别谈话等方式，监督看守所审查流程。”江阴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张建平向记者介绍说，“重点关注他服刑期间是否服从管理、有无同案犯在逃、是否涉毒、有无脱逃风险等。还要审查回家的合理性，同时申请人要提供一位本地户籍或常住人口的保证人。”

审核通过后，3月9日上午，徐某女儿作为徐某的保证人，将徐某接出看守所。

回家后如何管控？“看守所依法告知获批准回家的拘役罪犯逾期未归、脱逃的后果。”张建平表示，“管教民警通过电话、手机视频等每天查验罪犯实时位置，及时掌握回家活动情况。罪犯所在派出所也会不定时上门核查。”3月10日下午，徐某按时回到看守所。

3月20日，江苏省江阴市驻所检察官在看守所监区谈话室找回家的拘役罪犯谈话，落实归所后三日内谈话制度。

为让拘役罪犯“放得开、管得住”，安徽省宁国市检察院制定了包括“由担保人全程陪同、每日定时报备行踪、限定活动范围”等在内的监管方案。

科技也成为“好帮手”。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派驻看守所检察室检察官李浩指着监控屏幕介绍说：“我们为回家的罪犯佩戴电子手环，实时监测轨迹。”

针对“回家权”知晓率低的情况，检察机关积极推动构建更完善的告知体系。“我们要求拘役罪犯入所时，看守所应告知其刑法第43条具体内容，驻所检察官在与拘役罪犯谈话时也应履行告知义务。”刘明对记者说。

卢正贤介绍道：“我们把相关法律规定贴在监室、家属会见大厅的墙上，还把这一法条做成动画片在看守所滚动播放。”

回家，为了更好地“回归”社会

“母亲突然因病住院，身边缺人照顾，我实在放心不下。”在重庆市渝北区看守所，黄某递交材料时声音哽咽。但她面临一个特殊难题：需要从重庆返回四川邻水老家。

看守所初步审查时顾虑重重。“因为回家最多是两天，一般都是在本省市范围内。”重庆市渝北区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检察官胡师坦对记者说。

申请被拒绝后，黄某要求约见驻所检察官。针对黄某反映的问题，胡师坦经仔细审查并研判，认为黄某符合回家的条件。

6月11日，拘役罪犯黄某依法获批返回四川省邻水县探望生病住院的母亲。重庆市渝北区检察院检察官监督看守所民警向黄某宣读拘役罪犯回家期间应当遵守的规定。

跨省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依托川渝检察协作机制，将案情、黄某行程及具体监管需求同步通报给四川省邻水县检察院。两地公安机关随即紧密对接，制定并落实了周密的跨省监管方案。”胡师坦解释道。

黄某如期返回看守所后对胡师坦说：“法律给了我尊严，让我能在服刑期间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我一定积极改造，回报社会！”

在陕西宁强，一名企业负责人回家签约保住了近千万元的合同，他红着眼眶说：“20多名工人的饭碗也保住了。我一定好好改造，早日回归社会。”目前，该企业生产已重回正轨，业绩蒸蒸日上。

回家，一个温暖的词汇，对于身陷囹圄的罪犯，不啻一剂“良药”。“唤醒这一条款，有利于罪犯改过自新，与家庭、社会保持紧密联系，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同时，也可以保障这些罪犯能够与所在公司、企业保持必要联系，企业负责人不中断经营管理活动。”时延安对记者说。

“有罪犯回家的监室，他们改造的积极性明显，小红旗都拿了好几次！对其他罪犯也有激励效果，大家认识到刑法第43条的力量，服从监管可以争取回家。”卢正贤说。

如此，可以促进监管秩序形成良好循环——徐州市8家看守所经批准回家的80名拘役罪犯，均按时返所，返所后，改造积极性普遍提高；安徽省广德市看守所已办理拘役罪犯请假回家23余人次，无脱管情况，拘役罪犯监室违规率下降了约50%……

这道“回家门”的推开，跨越了物理意义上的高墙，成为照亮罪犯回归社会之路的温暖灯火。每一个“沉睡”条款的唤醒，每一次司法温度的传递，都在为法治文明的进步留下坚实的足迹。

代表点评

保障拘役罪犯“回家权”

彰显司法文明进步

全国人大代表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双戛街道中箐村村民

六盘水山海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李世瑶

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唤醒又一“沉睡条款”，保障了拘役罪犯“回家权”，让刑罚执行既有力度又不失温度，是司法文明进步的显著体现，值得充分肯定。

在推进落实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个案推动与机制建设相结合，有效破解了监管难题，实现了“放得出去、管得回来”的良好效果。这一实践不仅保障了拘役罪犯的“回家权”，修复了家庭与社会关系，还能助力企业渡过难关，守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建议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不断细化、优化相关机制，推动刑法关于拘役罪犯“回家权”相关条款进一步在各地落地落实，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更多罪犯的回归之路。

来源：检察日报·明镜周刊

记者：樊悦池

编辑：操余芳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