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城址的性质与相关认识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东北约6千米的汾河东岸，处于塔儿山（明清时称为崇山或崇峰）西麓，该遗址西北—东南最长2400米，东北—西南最宽1800米，面积约400万平方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该遗址作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了陶寺文化大型墓地、分级墓葬以及大批珍贵文物，为揭示我国龙山时代社会等级制度，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等学术课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陶寺遗址已有许多与文明相关的重大发现，但尚未找到与城市宫殿相关的遗存。为此，从1999年秋季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又与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合作，恢复了对该遗址的发掘，重点是寻找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和城址，以期充分发挥陶寺遗址在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学术作用。经过前后三年共五个季度的发掘、钻探以及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在此前已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座陶寺文化的城址。

1999~2001出土陶器

城址位于陶寺村西南，中梁村和宋村以东，东坡沟村和沟西村以北的山麓坡塬上，处在陶寺遗址的中心区域。

目前已发现城址的北、东、南三个方向的城墙。就现知情况来看，城址方向为312°～315°，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城址南北最大距离为2150米，最小距离为1725米；东西最大距离为1650米。城址总面积在280万平方米以上。

城址的各道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叠压或打破，有的城墙还被中期偏晚阶段灰坑打破，但有的墙体有叠压着陶寺文化中期的遗存。由此可以推断，陶寺文化城址年代大致属于陶寺文化中期，城墙建筑年代略有先后。

陶寺城址的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可以说，它是我国尧舜禹时代步入文明社会的醒目标志。

1999~2001出土玉器、铜器、骨器

# 城址的年代

按断代工程成果报告，夏始年为公元前2017年。从考古地层学研究来看，城址完全为陶寺文化晚期地层所压。据《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的研究，其晚期二组居住址的4个14C年代测定数据的中间值为公元前2085～前2043年。早期二组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前2300年。因此陶寺城址年代下限当约在公元前2050年之前,陶寺中期城址上限不应早于公元前2300年。

2000年发掘的陶寺城址出土于Q6墙体夯土中的一块动物骨头的测年结果为公元前2200～前1970年。且有52.9%可能落在公元前2150～前2050年。综合这些因素考虑，陶寺中期城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250～前2050 年。据后续的考古发掘，Q8的年代属于陶寺文化早期。据此，陶寺的有些城墙则从陶寺文化中期以前便开始建造了，其年代大致与尧舜禹时期相当。

# 城址的位置

陶寺城址位于临汾市的南部，其地理位置与尧都平阳以及禹“又都平阳”的历史记载相符。据《史记·晋世家》，周成王封叔虞于唐。《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子所封”。叔虞是为晋国第一代诸侯王。《晋世家》又言，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正义》云，“正合在晋州平阳县”。考古发现翼城天马—曲村一带正是晋侯墓地所在，与史载晋国位置相符，则晋国所封领地正是唐尧故地。可见《尚书》《史记》等史籍所记载的尧舜禹时代是实有存在而非虚构的，可惜所记过于粗疏，未能详述而已。

# 城址的规模

在我国发现的大量的史前城址中，陶寺城址规模宏大，面积达280万平方米以上。它比河南省最大的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大210万平方米；比山东省最大的城址——茌平教场铺城址大240余万平方米；比长江流域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大数十万平方米。《毛诗正义·文王有声》疏云：“古者百里之国九里之城， 七十里之国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国三里之城。”可见古代城址的大小，是与古国等级高低、古国势力范围大小正相关的。陶寺城址是中原地区乃至黄河流域同时代城址中最大的一座，是当时政治经济实力强大的体现，与尧舜禹时期都城址的规模吻合。

陶寺中期城址的北墙残缺较甚，西墙尚未找到。若以保存较好的东墙Q4长1660、宽8～10 米，估高6米计算，其堆积的土方量至少有79680立方米；再以保存较好的南墙Q6长1500、宽8 米，估高6米计算，其土方量可达72000立方米。两道城墙合起来即可达151680立方米。由此建筑陶寺城址所需土方量可达30多万立方米。这在当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再从城墙夯土结构和构筑方式呈多样性的情形来看，当时领导集团是发动了若干个不同的集团来建造的。这些集团除有本族集团之外，应当还有被统辖的外族集团。

它的存在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领导集团远为强大有力的管理机构。《淮南子·齐俗训》说：“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史籍所载也说明当时的政权机构已有较明确的分职。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强力的管理机构，它才能够调集大量人力、物力来兴建这么巨大的建筑工程，并且有能力调集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守卫这座城。

ⅥT1Q6东壁Q6夯层

Q6⑤夯窝

城是一种防御设施，是建有城垣的聚落中心。《吕氏春秋》，“夏鲧作城”。《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筑城以卫君”是我国自古以来都邑建制的传统。陶寺城址的兴建，其根本目的是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综上所述，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在当时社会已经形成。

# 墓葬与随葬品

城址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清理了1300多座墓葬，不同规格墓葬中随葬品种类、数量有明显差异。其中顶级大墓5座，它们聚集在一个区域，发掘报告认为它们即王陵区的雏形。

5座大墓随葬器物中都有鼍鼓、石磬，有的还有土鼓和龙盘。《礼记·明堂位》：“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郑玄注：“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号也。”《帝王世纪》，帝尧陶唐氏，“伊祈姓”。据此可以推断土鼓为古时天子所用乐器。而这个天子，很有可能便是帝尧。另有三座大墓出有龙盘。龙盘是在一件陶盘的内底画有一盘旋的彩龙。古籍记载龙的形象与尧或禹有关。今本《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封于唐。”《国语·晋语（八）》记范宣子说：“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由此可以推断陶龙盘应是尧或舜、禹国族的徽识。

综上所述，5座大墓主人应是当时最高层统治者。因此，有学者把陶寺大墓称为王墓是有道理的。

陶寺遗址出土陶鼓、陶龙盘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陶寺物华：陶寺遗址出土文物类全概览》，科学出版社，2022年）

# 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

陶寺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临汾盆地汾河、浍河流域的临汾、襄汾、侯马、新绛、稷山、河津、曲沃、翼城、绛县等县市，在运城盆地也有部分存在。据考古调查，临汾盆地陶寺文化遗址数目在80处以上。陶寺城址周边，陶寺文化遗址具有分布密集、规模较大的特征。已发掘的曲沃东许遗址在200万平方米以上；翼城的南石—曲沃方城遗址达300万平方米；翼城县开化遗址面积达128万平方米。它们距陶寺城址都在三四十千米范围以内。这种情况与尧舜禹时期统治中心区域的繁盛情况吻合，可以视为政治经济力量强大的表现。城市是一种高级的聚落形式，大的城址是与人口众多的聚落相匹配的。

# 后续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

①仪礼性夯土建筑

何努先生视为“观象台”或“观象祭祀台”。它是在城址南墙Q6外侧接出了一个半圆形夯土建筑，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台基构成。外环道直径约60米，总面积约1740平方米；台基直径40米，总面积约1001平方米。

②宫城城墙

位于遗址中部偏北，长方形，东墙南北约270、东西4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方向225°。宫城东墙与大城东墙平行。在宫城内部初步探明有十余座夯土基址。

③宫殿基址

它是宫城内中期的核心夯土建筑，位于宫城东部，面积近6500平方米。主殿遗留有3排18个柱础网结构，它们由柱坑、柱洞、柱础石构成。柱洞直径达0.4～0.5米。

④铜器残片

发现于宫殿基址主殿夯土内，推测是铜盆口沿残片。

⑤陶寺中期大墓

位于陶寺文化中期墓地南部。长5、宽3.6、深7米，是陶寺文化中最大的一座墓葬，出土有丰富而精美的玉石器、彩陶器。最令人瞩目的是出土有一个长60、高40、宽25厘米的大漆箱，内盛5件喇叭口形礼器，近似于商代铜觚的上半部，可见墓主地位之高。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陶寺城址就是尧舜禹时期的都城城址。据《尚书》等史籍记载，尧舜禹时期国家机器已初具规模。当时已有十二牧、司空、司徒、后稷、虞、典乐、纳言等各种职官，管理国家事务；有流放、官刑、教刑、赎刑等成套刑法维护社会秩序；又有强大的军队足以放欢兜、窜三苗，对外族实行征讨。很明显，当时的社会发展已经脱离了氏族部落阶段。从考古发现来看，当时与陶寺城址同时存在的城址很多，在山西省以外的河南、山东、陕西以及湖北都多有发现，这种局面正是邦国林立，彼此展开武力兼并、掠夺的反映。这种频繁而具规模的战争，必然会促进国家形成和君王权力的集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经典著作中说，古代社会“在新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规模宏大的陶寺城址，应是我国早期国家已经出现的证明，是我国史书记载的尧舜禹时代步入文明社会的物化标志。

本文由雷英 刘鑫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编著《襄汾陶寺——199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内容有删减、调整。

（审核：孙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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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03-082609-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编著

定价：35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1999～2001年期间田野考古发掘成果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会同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连续进行了两年半的发掘，揭露面积1245平方米，发现了比较丰富的陶寺文化时期灰坑、房址、墓葬、陶窑、灰沟、城墙等重要遗迹，出土可复原文物400余件。本书全面系统地公布了这些重要资料，尤其是陶寺城址的重要发现。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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