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9 年 6 月的上海通州路，刚进城的解放军警卫员被街角拉客的女人惹得发火，可车里的陈毅却盯着那些穿花旗袍的身影出神。
后来更实在的是，没过几天，连陈毅身边的警卫员晚上出门办事，都被街头暗娼拉过客 —— 这事儿传到军管会，会议室里立马炸了锅。副市长曾山拍着桌子喊：“这破事一天都忍不了！上海解放了，‘黄赌毒’里这‘黄’得先除，马上封所有妓院！”
满屋子干部大多附和，毕竟当时上海的情况确实棘手：解放时登记在册的妓女就有近 2000 人，没登记的暗娼更是数不清。一开始先按大家的想法，关闭了 800 多家登记在册的妓院，可街头的暗娼还是没断，反而更隐蔽了。
唯有陈毅指尖敲着报表沉默，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不行，现在只封院不解决人，就是把人往绝路上推。” 有人当场嘀咕：“陈老总打硬仗都没含糊过，怎么对这事手软？” 陈毅没急着反驳，只安排人去查这些女人到底是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的。
半个月后，干部们带回的故事比报表更沉重：17 岁的阿翠是被人贩子卖到妓院的，跑了两次被抓回来，胳膊上烫得全是疤；不少女人原本是农家媳妇，田里的地被工厂占了，家里快饿死了，才被逼着卖身，还被老鸨用 “押身契” 锁着，想走都走不了。
光靠查访不够，经民政局、公安局一起商量，提出派便衣上街 “钓鱼” 的办法 —— 既能摸清暗娼的情况，也能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收进来。陈毅琢磨再三，觉得这办法能精准解决问题，就点头同意了。这办法一用，没几天漕河泾妇女教养所就收了近 4000 人。
人一进所，第一件事就是全面体检，结果一出来大家都愣了：70% 以上的人都患有性病。要治性病，当时全靠青霉素，可这药那会儿全得进口。更难的是，美国和国民党还卡着我们，青霉素得绕到香港转口才能买到，价钱比平时贵出一大截。一笔不小的外汇费用报到陈毅面前，有人提议：“要不先紧着别的急需的地方，这药能不能分批买？”
陈毅却摆了摆手，语气特别坚决：“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 —— 她们在旧社会受够了罪，咱们不能让她们带着病再难下去。”
后来跟干部们落实这事时，陈毅还特意强调了三条：“一是给治病，不管多贵的药都得用上；二是治好了给职业，不能让她们再走老路；三是参加工作以后，各单位要多照顾她们的婚姻问题，帮她们成个家，才算真的站稳脚跟。”
这话可不是随口说说，教养所里不仅请了医生天天换药，还开了培训班，教女人们纺线、做衣服，连写字识字都教。有个老鸨路过教养所，还嘲讽 “婊子还想当工人”，陈毅知道后，直接下令把那些欺压妇女的黑帮头头抓了，妓院的财产也全充公，用来办工厂，给女人们找活儿干。
教养所里，医生换药时会轻声问 “疼不疼”，教员教写字时会耐心手把手教，这些在旧社会被随便买卖、欺负、遭人嫌弃的女人，这辈子头一回被人当人看。
而这种 “先救人再除弊” 的思路，其实是陈毅治理上海的一贯风格。当时有人要解散交响乐团，说 “养这洋玩意儿没用”，他驳回说：“30 万人靠文艺吃饭，全关了要出乱子！” 连黄金荣这样的帮会头子，他也是先让其管束门徒，再收拾罪大恶极的恶霸。
放到禁娼这件事上，就是不搞 “一刀切” 的表面干净，而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 到 1952 年，短短几年时间，上海街头的妓女基本绝迹。
印度《实业报》主编拉吉积绍·辛格来上海参观，漫步街头，回去后便写了专稿《上海的奇迹》，其中赞叹:“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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