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加班，多孩压力，母亲焦虑：出路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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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周慧泉 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晓焘 副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当24/7的经济模式成为现实，我们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改变。从深夜值班的护士、凌晨穿梭的外卖员，到跨国连线的程序员，越来越多人不再遵循朝九晚五的作息。中国城市的工作形态被重塑，也必然影响到每个人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年轻父母在生育观念上，正从追求“多子多福”的传统模式，转向注重“精细化育儿”的现代模式。家庭育儿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在这种现实之下，中国父母如何进行家庭安排，将直接影响其育儿实践以及心理健康。2021年我们进行了一项覆盖我国南方某城市逾三万家庭的大规模调查，从三个维度揭示了影响中国当代父母所面临的育儿压力的关键因素：孩子数量、工作安排与性别角色。这些发现不仅关乎个体家庭的幸福，更折射出整个社会在转型期面临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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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为了真实反映当代家庭的养育状况，我们在2021年通过教育系统向南方某市某区全部公办、民办学校的小学四年级到初三的学生家长发放了线上问卷。问卷是在各班级班主任的帮助下通过家长联络群发给父母，自由选择父母中的一人进行填写；一般而言，在家庭中主要负责孩子教育的父母一方就会进入我们的样本。本次分享，我们聚焦于小学生家长群体，有效问卷19387份。

研究采用了经过验证的科学量表：用《养育压力指数量表》测量父母压力水平，用《养育与家庭适应量表》评估家庭功能状况和具体养育行为。同时，我们详细收集了家长的工作安排——包括班制类型、周末工作频率等关键信息，并结合家庭结构、收入水平、户籍状况等多维度数据，力求呈现一幅完整的家庭生态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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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发现

发现一：多孩压力背后，是教养方式的恶性循环

数据显示，二孩和三孩家庭的父母压力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家庭。但压力并非简单来自“人多”，而是源于教养方式的转变。当父母的时间精力被多个孩子分散时，他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减少“积极鼓励”，增加“强制管教”。这种转变反过来又加剧了压力感受——数据分析显示，近一半的多孩家庭压力差异正是通过这种教养方式的中介产生的。

这个发现打破了“多双筷子”的简单认知。每个孩子都需要高质量的情感投入，当父母缺乏有效的教养技能时，孩子数量的增加就容易引发家庭系统的连锁反应。

发现二：工作对父母的影响，因性别而截然不同

在就业状态对父亲和母亲的影响上，我们考虑了“家庭适应”这个因素，即家庭通过成员间的协同互动来适应压力的动态过程，该过程在平衡个体需求（如情绪调节、育儿实践）与系统因素（如父母协作、亲属支持）中维系家庭稳定与幸福。研究发现，就业状态对父母所感知的家庭适应呈现明显的不同。

对父亲而言，工作能提升他们所感知的家庭适应，从而降低育儿压力；而对母亲，工作却会削弱家庭适应能力，导致压力上升。更值得注意的是：父亲的工作时长对家庭影响不大，但母亲的工作时间每增加，她所感知的家庭适应就下降。虽然最终压力没有攀升，但基本是母亲更加努力调适的结果。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尽管社会倡导性别平等，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母亲无论是否就业，都被默认为育儿的主要责任人；因此职场妈妈往往陷入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负担中。

发现三：周末工作，正在悄悄侵蚀亲子情感连接

在各类非标准工时中，周末工作对家庭的影响尤为突出。经常或总是在周末工作的父母，使用“积极鼓励”教养方式的频率明显降低。这种负面影响在单亲家庭中更加严重——他们缺乏伴侣的支持，周末工作成了“不可承受之重”。

为什么周末如此特别？因为周末是家庭团聚、建立情感连接的关键时段。当这个时段被工作占据，父母就失去了与孩子深度互动的宝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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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思考

上述发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套于中国式现代化与家庭结构转型的宏大背景之中。一方面，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与数字化催生了“24/7经济”，重塑了劳动力市场与工作伦理，使得朝九晚五之外的非标准工时成为数百万计家庭的生计现实。另一方面，中国家庭正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变迁：户均规模持续缩小，多孩家庭在政策调整下重新涌现，传统的代际支持模式因人口流动而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家庭作为一个应对系统，其内部的责任分配、角色期待与压力调节机制，正承受着来自外部社会经济巨变与内部需求增长的双重挤压。

这三项发现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家庭压力不仅来自外部条件，更来自内部的应对方式。而当前的家庭应对模式，仍然深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

我们的样本中，约八成的问卷由母亲填写——这意味着，在家庭教育中，母亲依然被推在最前线。虽然有七成母亲在职，她们却承担着工作和育儿的双重压力。这种情况下，如果简单提供“家长培训”或者提倡“家庭友好政策”，很容易变成对母亲的又一次苛求。

数据显示，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已从1990年代的73%下降到如今的60%左右。许多女性为了家庭离开了职场。如果再片面强调工作对育儿的影响，可能导致雇主更不愿意雇佣女性，形成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在24/7经济已成现实的今天，简单要求“家庭友好工作制”可能并不现实。如果所有人都选择“方便”的时段，那些“不方便”的班次谁来承担？对于那些依赖非标准工时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限制周末工作可能意味着整个家庭的经济保障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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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出路

或许，更现实的出路在于重新思考家庭内部的责任分配——推动父亲更多参与育儿，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分工。

有人说这是老生常谈，但我们需要新的谈法。研究发现，父亲的积极投入不仅惠及母亲和孩子，对父亲自身的心理健康也有积极影响(Twamley, Brunton, Sutcliffe, Hinds, & Thomas, 2013)。国际经验表明，当父职参与被视为一项“教育工程”而非“帮忙”时，能产生更深远的社会效益。

以挪威为例，他们将亲密关怀的父职理念定位为一项社会改造工程。政府明确指出现代男性同样需要从传统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强调育儿参与对提升男性生活质量的重要性。陪产假不再被定义为“给妈妈帮忙”，而是被视为父亲与孩子建立深度联结的成长之旅(Korsvik & Warat, 2016)。

这种理念的转变至关重要。政策的制定过程本身就在塑造社会认知。我们需要让父职参与成为男性的自主选择，而非被动义务；成为生命成长的宝贵机会，而非家庭责任的额外负担。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父亲可以更主动地参与育儿，体验其中的乐趣与成长；母亲可以适度“放权”，给父亲更多的实践空间；社会各界可以在舆论引导、政策设计中，为新型家庭关系的构建创造更友好的环境。

改变正在发生，而每一个家庭的微小调整，终将汇成社会转型的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Korsvik, T. R., & Warat, M. (2016). Framing Leave for Fathers in Norway and Poland: Just a Matter of Gender Equality? NORA - Nordic Journal of Feminist and Gender Research, 24(2), 110-125. doi:10.1080/08038740.2016.1182588

Twamley, K., Brunton, G., Sutcliffe, K., Hinds, K., & Thomas, J. (2013). Fathers' involvement and the impact on family mental health: evidence from Millennium Cohort Study analyses. Community Work & Family, 16(2), 212-224.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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