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图片截取自网上视频）
前段时间，在网上偶尔看到某文学杂志社的社长拍视频，在大街上追着跑着推销他们的文学杂志。当时觉得挺可笑的，怎么把文学杂志秒变成了街头小广告？但事后想想，觉得那位社长还是蛮敬业的，虽然他的做法并不被我认可，但至少他一心想把他们的杂志卖出去，不像有些文学报刊的负责人，整天想着交换发稿和到处讲座搞钱，完全不管自己负责的文学报刊的死活。
由此想到，有些文学报刊的负责人，老是受邀到各地去讲座或当文学奖项评委，倘如是义务的自然无话可说，要是收费的，等于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理应归为贪污受贿一类。说到此，有作者认为，现在基层作者上稿，基本靠这一条路；若禁止，基层作者就没路了。我不以为然。因邀请他们去讲座的基层，不过是个案，这等于成了特例，这对其他基层的作者并不公平。
这些年，经常听人感叹，现在的文学报刊，读者是越来越少，登载的作品越看越没劲，作者的圈子还在不断收缩，上稿的永远是那一批人，办报刊的路越走越窄。窃以为，造成这种困境的，是因为对编务人员缺少监管。放眼当下，你会发现很多编务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拉帮结派、交换发稿、谋取私利等现象极为普遍。只有把他们的权利关进“笼子”，文学报刊才能走上“正道”。
笔者认为，不管任何国家，不管任何时代，最可怕的，是存在如下四大腐败：一、司法腐败，二、医疗腐败，三、教育腐败，四、文化腐败。特别是后两者的危害，比前两者的更加深远。因为教育和文化腐败，直接影响整个民族的特性。而文学报刊作为文化范畴中的一个环节，文学报刊的编务人员的腐败，自然也属于文化腐败中的一部分，其危害不可谓深远，灾难不可谓深重。
前几天跟一个朋友聊天，谈到我们这边怎么会搞成现在这样，一致认为主要缺两样东西：一是监督，二是信仰。而我个人认为，关键还是缺信仰。因为信仰，是一种自我监督，监督是“你要怎么做”，信仰是“我要怎么做”，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所以信仰比监督更有效。对此，也有文友认为，信仰是软制衡，现在聪明人太多，善于变通，需要来点硬的制度。
——卢江良，2025.11.28于杭州
卢江良，本名卢钢粮，男，1972年出生于绍兴，现居杭州。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应邀为《每日商报》“商报眼”专版撰写时评近50篇，在《联谊报》《浙江工人日报》《民主与科学》
《法制博览·经典杂文》《杂文月刊》
《杂文选刊》等报刊发表、转载批评类随笔数十篇，部分收录于
知识出版社，2011年
知识出版社，2016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
江西高校出版社，2025年
）等
个人散文随笔集
（以上简历仅限于时评和批评类随笔创作成果）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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